及时语 | 人民到底需要怎样的科学家？

提要：群星闪耀的科学家群体，每一个都无可替代。他们构成了中国科研最厚重的底色，也共同培育着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厚沃土，为我国科技从“跟跑”向“领跑”的跨越注入不竭动力。

这几天，广西日报《王的猜想》一文，让广西一时“纸贵”，成就了一段精品报道在互联网广泛传播的佳话。

王虹作为中国籍“菲尔兹奖”得主的成长故事，当然天然带有流量。但在媒体生态格局深刻变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当下，传统媒体精品佳作的出圈，无疑又让这一报道叠加了更深一层的关注度。

但正如有业内人士指出的，王虹没获奖，报纸做一百个版也白搭。的确，王虹获奖，是这篇报道出圈的缘起，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最关键一环。

由此，随着流量洪流的冲刷，尤其随着一份报纸在二手平台炒到高价，人们对王虹的关注，对报道的关注，进一步强化了“获奖”的单一叙事逻辑。

也由此，当我们真心为王虹报以祝贺、赞叹和掌声，在为好内容和好传播真心叫好的同时，也应该为这种日渐强化的单一“获奖”叙事，在心底留有一丝警惕。

这并非杞人忧天。表现在最近的舆论中，就是有人把菲尔兹奖捧上神坛，将韦东奕拉来作为“失意”的对照组；有人质疑王虹、邓煜成就的价值，认为这是“为他人做嫁衣”。等等。这些噪音杂音，在流量加持下，其声浪，有盖过报道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之虞。

简单以“获奖”为标尺，人为划分阵营，看似表现各异，实则都将科学探索粗暴套上输赢之战的叙事，纳入“得奖重要”“得奖不重要”的评价体系。最终照见的，只是自己对科研认识的浅陋，最终污染的，恐怕是对年轻人从事科研的正确导向。

事实上，将王虹、邓煜和韦东奕放在一起，再以国外奖项作为评判成功与否的尺度，本身就是荒谬的。不同的数学道路，面对的问题、研究的方向以及最终目标也都有着区别。这就像用一把尺子，去丈量多样化的学术选择，结果只会催生浮躁风气，放大急功近利情绪，侵蚀科学精神。

也正因如此，比起输赢、高低之论，我们更应把目光拉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来：人民到底需要怎样的科学家？换言之，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科学评价观”？这并非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关于科学生态、人才土壤与社会心态的必答题。

人民需要王虹、邓煜这样能在世界舞台摘取桂冠的科学家。他们的成功，为世界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国科创发展的窗口，彰显了中国在数学领域的地位及其迅速增长的影响力。王虹、邓煜向数学高峰迈进的故事，对一代年轻人的鼓舞是巨大的。对他们的褒奖与宣传，是激励后学、提振自信的必要之举。《王的猜想》一文“洛阳纸贵”，也说明了公众内心深处对杰出人才、对中国创新力量被世界看见，有着真切而强烈的期待。

人民同样需要韦东奕这类暂时在研究中深潜的科学家。从抱着矿泉水、手提馒头的形象被网络捕捉后，韦东奕就一直被流量所困，能排除各种干扰潜心科研，已属不易。科研本身是一项非常纯粹的工作，领奖台的高光时刻之外，无数个反复求索的日夜也同样重要。这也呼唤着社会为科学家营造一个心无旁骛、潜心钻研的科研环境，让他们甘坐“冷板凳”，最终迎来自己的厚积薄发。

人民更需要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矢志报国的科学家。从过去的“两弹一星”，到如今“天问”“蛟龙”“神舟”“嫦娥”等大国重器，每一项科技攻关背后，都有无数默默无闻的跋涉者。以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和“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天眼之父”‌南仁东、“中国电磁弹射之父”马伟明等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科技工作者，都始终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铸就了国家科技的脊梁。

群星闪耀的科学家群体，每一个都无可替代。他们构成了中国科研最厚重的底色，也共同培育着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厚沃土，为我国科技从“跟跑”向“领跑”的跨越注入不竭动力。

所以，我们回答人民到底需要怎样的科学家，其实是要达成一个更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只有形成一个能够支持、欣赏并催生多种“王的猜想”的科学生态，一个能同时为摘取皇冠上的明珠喝彩、为数十年如一日的耕耘报以敬意的社会生态，才能让科技创新的种子，更多地诞生在这片土地之上。

（大众新闻记者 赵晓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