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目光放低，才能看见众生——读孟宪杰《贵叔的记忆》

我与孟宪杰先生相交，转眼已三十多年。

他比我小一岁。若论学历，不过中学；若论深造，他曾被保送去清华，但他放弃了，宁愿留在农村第一线。他是把社会当作课堂，把乡村当作课本，把身边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当作必须读懂的文章。

他从生产队长干起。我认识他时，他已是章丘市长。后来又任章丘市委书记、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兼市委统战部部长。一路走来，官越做越大，事情越来越多，他读书、写作、练字的习惯却没有丢。

尤其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到周末，他必回老家。

有些人回乡，是为了应酬；有些人回乡，是为了显示衣锦还乡；他回乡，却是为了躲开应酬。关起门来，读书，写字，作文。外面的人情往来，能推则推；官场上的迎送宴请，能避则避。在我认识的官员中，这样的人不多。

当官需要入世，读书需要出世。一个人白天置身庞杂事务，夜晚还能退回书斋，守住一方安静，已经不易；更不易的是，他没有把读书写字当作点缀身份的雅好，而是一直认真地做，几十年不辍。

有一年，他问我：

“我应该朝哪个方向写？”

我说，你当过生产队长，又长期担任地方领导，对农村、农民和基层生活，既有切身经验，也有观察位置。一个官员写文章，最难得的，不是歌颂自己做过多少事，而是把目光放低，关心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村老百姓的处境与疾苦。

这话说来简单，其实很大胆，也很冒险。

因为真正把笔伸向基层，就不能只写莺歌燕舞；真正面对农民，就绕不过饥饿、贫困、土地、政策、尊严、公平，绕不过历史留在人心上的伤痕。有些事情容易歌颂，不容易反思；有些成绩可以写进报告，有些眼泪却未必适合写进材料。

更何况，一个做过多年领导干部的人，把笔锋转向乡村深处，写那些在时代车轮下沉默生活的人，有时等于把自己熟悉的那套话语暂时放下，重新站到老百姓一边。

我没有想到，孟宪杰真的听进去了。

而且一写就是多年。

如今，他的第二本散文集《贵叔的记忆》出版。我正在外地奔波，白天赶路，晚上便在灯下读他的书。旅馆窗外，是一座座陌生的城市；书页里面，却是一间间鲁中老屋、一块块庄稼地、一张张被风霜刻满皱纹的面孔。

读着读着，我忽然觉得，我当年给他的那点建议，已不再属于我。它被他带回故乡，埋进泥土，生根，发芽，终于长成了今天这本书。

书名叫《贵叔的记忆》。

然而，书中写的并不只是贵叔一个人的记忆。

那是贵叔爹的记忆，是壮婶的记忆，是王鳏云子的记忆，是无数生于乡土、困于乡土，又靠乡土活下去的中国农民的记忆；往大处说，也是几十年来中国农村在时代变迁中的一段缩影。

《贵叔的记忆》开篇，贵叔已经去世。作者站在三亚陵水的芒果园里，接到故乡村支书的电话。暮色四合，树枝被果实压弯，他想到农民经年累月“绣花一样地服侍这片土地”。于是，一个人的死亡，把他带回一片土地，也带回一代人的命运。

贵叔爹，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农民。

他有力气，会种地，善使牛，也会吹笛子。他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好地。为了买下那块黑黏土地，他省吃俭用，几乎卖掉口粮。买到地的那一天，他买来半斤烧酒，煎了一碗蚂蚱，高兴得手舞足蹈。

在今天的人看来，这愿望小得近乎可怜。

可是对一个农民而言，土地不是资产表上的数字，不是可以随意置换的资源，而是饭碗，是脸面，是一家老小的指望，是他与命运谈判时仅有的一点本钱。

后来，土地和犍牛归了集体。他不理解，也接受不了。他不再吹笛，渐渐沉默，最后竟枕着那块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土地的界碑死去。作者没有回避这段历史，也没有用一句轻飘飘的结论将它抹平。他只是把一个农民对于土地的痴情、失落和绝望，一层层写出来。

这是需要勇气的。

历史的宏大叙述，往往只记录潮水奔流的方向；文学却应当俯下身去，看一看潮水经过之后，岸边留下了什么。

一块界碑，一个死人，一支从此不再响起的笛子——这些东西进不了统计表，却可能比许多数字更接近历史的体温。

贵叔的命运，同样跌宕。

幼年失怙，由壮婶收养；饥荒年月离乡闯关东；在矿山凭力气吃饭，又在矿车失控时冒险救下工友；后来被壮婶以病危为名诓回故乡，只因为生产队缺一个能干、公道、有担当的队长。

贵叔于是回来了。

他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回来继续与土地打交道。他懂农活，懂牲畜，也懂人情。他给无钱治病的社员垫付医药费；即使有人曾经辱骂、得罪过他，病倒之后，他照样按队里的规矩送钱救急。他琢磨怎样兼顾公平与效率，怎样既不让干活的人寒心，也不让贫弱者无路可走。

贵叔没有读过多少书，更说不出多少大道理。

可是，一个真正好的基层干部，许多时候不是靠口号做事，而是靠心里那杆秤。谁家揭不开锅，谁生病拿不出钱，谁干得多，谁受了委屈，他心里有数。

贵叔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他只是在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里，努力让人有饭吃，有病能治，多劳者不吃亏，贫弱者不至于绝望。

这便是民生。

也是政治最初、最朴素的含义。

我在书中还读到壮婶。这个农村妇女能扛一百二十斤重的粮食口袋，能上脚手架，能推车挑担。自己已有两个孩子，却把失去父母的贵叔抱进家门，并定下规矩：凡有好东西，先有贵叔的，然后才轮到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女人，历史不会为她立传。

然而，正是无数壮婶，用一双粗糙的手，托住了中国乡村最艰难的年月。她们没有宏大话语，不懂高深理论，却懂得受人托付，便要以命相守；自己可以挨饿，不能让孩子断了活路。

孟宪杰写这些人，不是站在远处猎奇。

他本来就是从泥土里走出来的。

他知道地瓜干在饥荒年月意味着什么，知道一头牛对于农家的分量，知道麦收时“头镰”意味着一个庄稼人的荣誉，也知道农民为什么会为了几片菜叶、几斤粮食、几块钱医药费，伤心、争执，甚至拼命。

因此，他的“目光向下”，不是姿态，而是回望；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一个离开土地的人，对自己来路的确认。

这一点，在《故乡四则》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他写老屋、石磨、木椅、古槐，也写在城市化中不断退缩的耕地。他明白，农业在某些人的统计中效益不高，土地一经开发便可能成倍增值；可是他更明白，城市所有的繁华，最终都离不开土地和农民的供养。于是，他近乎激愤地写道：不能再得罪皇天后土，不能为了眼前私利，继续在大地母亲的肌体上刻下疮疤。

这不是一般的怀乡。

一般的怀乡，多半写炊烟、月亮、老树和童年；孟宪杰的怀乡，却总要追问：土地怎么样了？农民怎么样了？村庄为什么消失？我们从乡村取得了这么多，又偿还了什么？

怀乡一旦有了追问，便不只是乡愁，而有了思想。

我也注意到，孟宪杰的文章并不局限于乡村人物。

他写王鼎钧，敬佩一位老作家对历史的平静、公正与诚实；写篆刻家贾鹏，着重写他遭受误解之后仍能守住人格，并认定“人品永远高于艺品”；写我的一次临清演讲，则抓住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悲天悯人”四个字。

人物不同，文章的精神却是一致的。

他看重的，从来不是一个人有多大的名头，而是这个人有没有良知，有没有担当，能不能在顺境中不轻浮，在逆境中不卑下，在利益面前守住自己的灵魂。

这或许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能从生产队长一直走到市长、市委书记，又从行政岗位退回书桌之后，仍然愿意写贵叔、壮婶、云子这些人。

因为在他心里，人的高低，不由职位决定。

一个清白自守的艺术家，可以高贵；一个在饥荒中收养孤儿的农村妇女，也可以高贵；一个为社员垫付医药费的生产队长，同样可以高贵。

反过来说，身居高位而不知民间疾苦，满腹经纶却没有悲悯，写出再漂亮的文章，也不过是一层浮华。

当然，孟宪杰不是学院派作家。

他的文字有时显得粗粝，议论有时过于直露，结构也偶有枝蔓。可是，泥土本来就不光滑。庄稼人说话，也不会句句修饰得珠圆玉润。若把他的文章打磨得过于精致，反而可能磨掉其中最可贵的东西——生活的毛边、乡土的气味，以及一个人的真性情。

文章首先要有文采，但比文采更重要的，是有心。

心里装着谁，笔下才会出现谁。

许多写作者，眼睛总往上看：看名人，看权势，看热闹，看聚光灯照耀的地方。久而久之，文章里冠盖云集，却没有一个真正活着的普通人。

孟宪杰不同。

他做过官，却愿意把目光放低；进过城，却一直回望乡村；见过大场面，却仍记得老屋里的石磨、灶台边的壮婶、地头上的贵叔，以及那些在灾荒中吃野菜、剥树皮，却依然努力活下去的人。

三十多年前，我曾对他说：向下写。

今天读完《贵叔的记忆》，我才发现，他不但听懂了，而且比我当初所期望的走得更远。

他把目光放低，不是为了俯视众生，而是为了贴近大地。

他写贵叔，也是在写自己；写故乡，也是在为一代农民作证；写那些已经离世的人，则是怕他们连同自己的苦难、善良和尊严，一起从世间消失。

一部散文集能留下什么？

未必是多么惊人的技巧，也未必是多么响亮的观点。它若能替沉默的人说几句话，替消失的村庄保存几幅面影，替后来者留下一个时代真实的疼痛与温暖，便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

孟宪杰做到了。

我曾经把“目光向下”四个字送给他。如今，他用《贵叔的记忆》把这四个字送还给我，也送给所有写作者：

目光放得低一些，才能看见土地。

离土地近一些，才能看见百姓。

而看见众生，文章才会有分量；心中有众生，写作者才真正配得上手中的那支笔。

（卞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