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大事丨胶州大嫚的28年

1998年，我出生在胶州阜安街道的一处宿舍楼里。阜安，是胶州的老底子。那时候的阜安，热闹是热闹，但也是真“旧”。路窄、楼矮，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挂在头顶。但我不觉得那是穷，那是我的整个童年。而我对“远方”的想象大部分都来自铺集镇——我姥姥家。

从阜安到铺集，大概四十公里的路。小时候每次去姥姥家，都是一场“远征”。先要坐一路摇摇晃晃的乡镇中巴，沿着坑坑洼洼的朱诸路，经过胶西、穿过杜村，再拐进铺集的乡道。车里挤满了人，有拎着鸡蛋筐的大婶，有抱着编织袋的大叔，空气里混着旱烟味和柴油味。我晕车，每次司机叔叔们都会照顾我让我坐在最前面，乡路上回荡着我背古诗、唱歌的声音，也回荡着大人们善意的起哄声、笑声。明明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我记忆里却像是一整天。

姥姥家在铺集镇的村子里，三间瓦房，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棵香椿芽树，树下永远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鸡、鸭、鹅……虽然我可能与它们只有一面之缘，但不影响我觉得它们是我最好的玩伴和美食。那时候的铺集，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土路、旱厕、赶大集。但对我来说，那里是天堂——可以爬树、捉虫子、疯跑、在平房屋顶上打滚。姥姥总说：“铺集好啊，胶河水清，里岔黑猪肉香。”她不知道什么是GDP，但她知道，自家院子里种的菜，比城里买的好吃。

还有一个地方，是胶东。那是我父亲的祖籍，是我“老家”那一栏的答案。但说实话，我对那里的记忆，远不如阜安和铺集来得真切。因为一年只回去几次——逢年过节，回老家上坟、走亲戚。

小时候，去胶东的路甚至比去铺集还难走。出了阜安往北，过了胶济铁路，路就变得窄而颠。大片的农田、零星的村落，偶尔有拖拉机突突地开过。如果说对铺集的记忆是美食的味道，那对胶东的记忆就是尘土味和烧纸味日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快的？我说不上来。

大概是上初中那会儿，阜安开始变了。一排排熟悉的小楼房拆了，变成我仰起头都数不清楼层的大厦，马路越拓越宽，车流越来越多。向阳市场还是那么热闹，但门口多了扫码支付的二维码。老汽车站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福州南路。

去铺集的路程越来越短，朱诸路修了又修，从两车道变成了四车道，路面平整得像镜子。乡镇中巴换成了新能源公交车，有空调、有软座，再也不用闻那股柴油味了。那段路程，从过去的一个多小时，缩短到了四十分钟。我坐在车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恍惚间觉得，时间真的被压缩了。

记忆中的姥姥家的村子也变了。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路灯装到了家门口，旱厕改成了冲水马桶。家家都装了空调和热水器，再也不用冬天钻冷被窝、夏天摇蒲扇了。老人们常说，我们是掉进“福窝”里的一代。作为“90后”的尾巴，我没有经历过祖辈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极度艰辛，但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睛，却像一台录像机，清晰地记录着这座古埠新城从“灰色”到“炫彩”的飞速跨越，记录着我们家从“自行车”到“小汽车”的停靠变迁。

变化最大的，是胶东。先是胶东国际机场建在了那里。那片曾经种着麦子和玉米的土地，变成了世界的枢纽。我第一次从机场出发时，透过舷窗往下看，试图找到那个一年只回去一次的老家，但只看到银色的航站楼和纵横的跑道。那片我长大的土地，越来越像一座真正的城市。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胶州。如今的胶州，李哥庄镇的制帽产业通过跨境电商卖向全球，在家门口守着家、带着娃就能月入六千；铺集镇的智能家居远销海外……我的同学们，有的成了胶州一所小学的老师，教着班里三分之一的“新市民”子女；有的去了企业，做着相关的物流工作；还有的考进了基层，在平凡的岗位上传递着大义。

我们这代“90后”，不再需要用“逃离”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胶州，在离家最近的地方，我们就能触碰到世界的脉搏。我们既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的聆听者，也是“看今朝国泰民安”的亲历者。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乱和饥荒，但我们是真真切切看着这个国家、这座城市、这个家，一天天变好的。

阜安还是那个阜安，但它从老城区变成了“历史文化街区”；铺集还是那个铺集，但它从穷乡镇变成了“全国重点镇”。那条连接姥姥家和我的路，从颠簸变得平坦，从漫长变得短暂——这不就是“国泰民安”最朴素的注脚吗？

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一条条路、一处处地方、一代代人。这条路，我从蹒跚学步走到手握方向盘；这些地方，从旧变新、从慢变快；这三代人，从胶东到阜安，从阜安到铺集，从“一辈子没出过胶东”到“从胶东飞到全世界”。路变宽了，楼变高了，从“老火车站”的绿皮车变成了“胶东机场”的大飞机，从“盼着过年吃肉”变成了“随时都能吃上里岔黑猪肉”。但在这些巨变之下，有一个“不变”——那就是胶州人骨子里的实在、坚韧和温情。

这就是我，一个1998年出生的胶州大嫚，看见的“峥嵘岁月”和“国泰民安”。

（作者：宋雨晨 青岛市胶州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