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湾畔有个馆——一战华工纪念馆

口 王兆立

1916年8月24日，法国马赛港。

一艘在海上漂泊数月、历经颠簸与艰险的老旧运输船在硝烟弥漫中缓缓靠岸，来自中国的第一批上千名华工，从这里走进了战火纷飞的欧洲，自那天起，先后有14万华工陆续奔赴一战战场。

100年后，也就是2017年的一天，在中国当时最大的华工招募与出发地——威海，一个造型独特、庄严肃穆的建筑伫立在威海湾畔，守护在第一批华工登船的地方。

这个建筑的名字叫“一战华工纪念馆”，是国内唯一一个纪念华工的专题纪念馆。

纪念馆设计独特，从空中俯瞰呈“十”字形，讲解员说象征一战时期中国命运所处的十字路口，这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华工出发时眼中的迷茫与彷徨；纪念馆部分空间置身于地下，也许暗喻那段悲壮岁月曾经一度被忽视甚至遗忘；纪念馆静立海边，仿佛与不息的浪花一起诉说着那段艰难悲怆的过往，簇拥着14万华工出征不朽的精神故乡。

一个馆，一段历史。

展馆用“世纪大变局”“最佳招募地”“万里赴戎机”“遣留何处去”“大潮起东方”五个板块，完整还原和再现了那段历史。

对于任何一段历史或一个事件，都不能孤立简单地去回忆与看待，无疑，回望一战华工，离不开当时“世界大变局”中的国内外背景。

提及一战，人们自然会想到1914年6月28日，从萨拉热窝传出的那阵枪声，但事实上，那只不过是一个诱因，其背后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发展差距拉大、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民族主义情绪和矛盾加剧等多种因素构成。对此，李大钊先生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讲中也曾深刻揭示了一战的本质。

那场战争，欧洲大陆33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其中，战况惨烈、伤亡严重。随着战争不断扩大与深入，劳动力短缺成为协约国作战的致命制约因素。而当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军阀割据、国力衰败、民不聊生，在国际舞台上更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再加上当时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欲借一战之机，夺取被德国租借的青岛，进而企图侵占中国更多地方。内外交困中，李大钊、陈独秀、梁启超等有识之士敏感意识到一战的结局，认为“这次大战，于中国乃是天赐良机”（梁启超言）。在不具备直接参战条件的情况下，梁士诒提出“以工代兵”战略，以此打破外交孤立，遏制日本侵华野心。这一策略的实施，是当时中国在乱世中的无奈抉择，也是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艰难尝试。

由于英国拥有威海卫租借地，有着组建华人雇佣军及华北招工的先例等诸多便利，威海卫遂成为协约国最理想的招募基地。

如果说当时“以工代兵”战略是一个弱国被逼无奈的选择，那么对于当时处于饥寒交迫的民众而言，赴欧务工也是困境中的无奈选择。奔着英法开出的“诱人”招工条件，大多数从未离开过故土的农人、工人，也有教师、艺人，告别父老乡亲、妻儿家小，走进威海卫劳工营。在接受严格筛选与短期训练后，他们从威海卫码头登上前途未卜的命运之舟，自那时起，他们的名字就成为“华工”，开启了对于个人自身和国家命运具有悲壮色彩的艰难旅程。

当时的船只多为英法运输船，船体破旧、设施简陋，空间狭小，生存条件极差。万里航程需要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等，且恶劣天气相随，德国潜艇疯狂袭击，险情不断、危机四伏。1917年2月，法国轮船“阿索斯号”被击沉，导致543名华工葬身大海。资料显示，有10%的华工因疾病、饥饿或德军袭击死于赴欧途中，魂断茫茫大海。

在14万华工中，英国招募约10万人、法国招募约4.5万人，有三分之一的人员从威海出发。抵达欧洲后，他们被分为英国与法国华工军团，他们不是士兵，但承担着比士兵更繁重、更危险的任务，冒着炮火修筑工事、清理战场、掩埋尸体、救助伤员。在兵工厂制造枪炮弹药，昼夜不停地搬运军需物资，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重负。

要知道，在异国他乡，华工们不仅要冒死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也要承受种族歧视与压迫。在一些英法军官眼中，华工就是“低等苦力”，动辄打骂虐待，限制活动范围，一个带有编号的手镯、代替了华工的名字，只是在最后启程回国时才能打开，有无数华工带着这种极具侮辱性的枷锁，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就是在人格尊严被肆意践踏的情况下，华工们仍以惊人的坚韧与付出完成任务，赢得各方尊重。

1918年11月，一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战后，约12万名华工陆续回国，约2万名华工失踪或客死异乡，约3000人留居法国，成为首批华人移民。

这段历史，也曾长时间被忽视，在名画《战争的圣殿》中，华工形象成了美国人。英国近6万座一战纪念碑中，长时间没有华工的名字，直到2014年一战爆发100周年后，相关国家才陆续举行纪念活动，正式承认华工的贡献。

战后，有的华工回到了祖国，有的长眠或选择留在他乡，但不论他们是否回来，身归何处，但华工们的这段历史，都已深深镌刻在岁月的天空，镌刻在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心里，镌刻在专门为华工所建、庄重的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中。

一个馆，一座丰碑。

在纪念馆入口处，蔡元培手书“劳工神圣”四个字赫然在目，这让人们瞬间回到了1918年11月16日的北京，那是在一战刚结束几天后的天安门广场，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强调了“劳工价值”和对未来社会的期许，这场演讲深刻触动和影响着当时的中国社会。

在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里，“劳工神圣”是贯穿整个馆的核心主题和永恒主线，这里的件件实物、幅幅照片、个个场景，都是华工历史的有力佐证，也彰显着纪念馆唤醒记忆的价值，无不在向世人昭示着一战华工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无不在印证着劳工神圣的力量与价值体现，也无不时刻在告诉世人：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一座巍然耸立的丰碑。

如果说一战华工历史本身是一座丰碑，那么，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就是为一战华工历史丰碑而立的丰碑。在这里，它既让人深思、也给人以启迪。

这座丰碑告诉人们，一战的胜利，华工作用不可替代、功不可没。华工承担了最艰苦、最危险的后勤工作，成为协约国战场运转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对此，比利时汉学家冯浩烈曾说：“没有华工，一战历史是不完整的；如果没有华工，协约国赢得一战胜利的时间很可能推后。”这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对一战华工意义的共识性认知。英国学者休·斯特罗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也承认，“如果没有中国劳工的参与，协约国可能难以维持战场后勤，战争结束的时间或许会推迟”。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不在少数，有专家明确指出：“没有中国劳工的无私付出，协约国西线后勤体系将濒临崩溃，一战结局或将改写。” 这都足以说明，没有华工们的拼死付出，协约国胜利的代价将会更为惨重，胜利的时间将会拖得更长。华工们的血汗，早已融入一战胜利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当时、也为后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座丰碑让我们明白，一战华工，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踏出了艰难一步。学者梁碧莹认为：“以工代兵”策略下的华工出征，打破了近代中国长期的封闭状态，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华工搭建了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因为华工参战，让中国获得战胜国身份，得以出席巴黎和会，虽然话语权微弱，未能收回山东权益，但毕竟首次以战胜国身份参与国际秩序重建，为后续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华工在欧洲的表现，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与自强，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封建无知、愚昧落后”的偏见，其意义远远超越劳作本身，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著名一战华工研究学者徐国琦说：“十四万一战华工，是一战战场上沉默的大军，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主动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的民间力量。”国际上众多专家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对此也高度认可，法国一战研究中心主任皮埃尔·鲁弗说：“华工不仅是劳动者，更是文明的使者——他们在战火中传递东方坚韧精神，促进了中欧民间的首次大规模平等交流。”百年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深情回望这段历史：“一战时期远赴欧洲的中国华工，在战火中与法国共患难、共坚守，是跨越山海的和平使者，也是中法友谊永不褪色的基石。”——马卡龙这句话，就刻在威海一战纪念馆一显要处。

这座丰碑让我们看到，一战华工用行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在纪念馆陈列的《孙干记》中我们看到“致中国众位同胞兄弟”的告白书中写道：“我们现在好好做分内工作，那份外之技能艺术，我们也要当处处留心、处处学习，（略）将来回国后，一定大有益处。”这说明，华工们在欧洲几年间，目睹和感受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工业文明和民主思想等，眼界得以开阔、思想受到启迪，也激发了学习的热情。他们不仅学习技术，也开始思考国家的命运与民族的未来。战后归国的华工，有的带回了西方先进的理念与技术，有的带回了思想。山东淄博华工孙干，出国前是一名教师，工作之余特别留意当地教育，写成《欧战华工记》，回国后在家乡创办女子学校，传播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山东临朐华工马春苓，赴欧前是小学教师，他将在欧洲的见闻写成《游欧杂志》，回国后从事教学至七十岁，向学生传递科学思想与世界视野。

西方学者白吉尔认为：“华工在欧洲期间遭遇的歧视与不公，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国家弱小带来的屈辱，这种体验促使他们回国后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与国家建设，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力量。”山东枣庄华工邓培信便是这种民族觉醒的生动写照，战后回乡务农的他，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毅然走上抗日战场，最终壮烈牺牲。他的儿子邓连胜说：“父亲从欧洲回来后，常给我们讲外面的世界，讲国家要强大才能不受欺负，他后来参军，就是想让我们不再经历他当年在国外的屈辱。”

在纪念馆，我们看到许多参加过一战的华工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名字，山东广饶人颜世彬，1917年作为华工赴法，后来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曾任山东省委常委兼青岛市委书记，1931年8月19日因叛徒出卖牺牲。袁子贞，河北省人，1916年作为华工赴法，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受党组织委派到石家庄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8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委员，1927年年8月13日遭敌逮捕，同年11月18日被杀害。

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很多！

这座丰碑让我们感受到，普通劳动者的价值与尊严。孙干《华工记》“致中国众位同胞的告白”里边还有这么一段关于劳动的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里边是这样写的：“我们大家既由祖国平安到此，亦为极可幸极不容易之事，做工，那是我们的本分，凡我们当作之事，我们就尽上力量好好去做，因为将来我们的工钱是以做工得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支配华工们忘我拼死工作的，就是凭借对劳动的敬重，凭借骨子里的那份质朴与无私，那份执着与坦然，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劳动的意义与力量，也诠释了“劳工神圣”的价值与内涵，他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劳动者也是历史的推动者。

对于华工的劳动，非常严苛的英国陆军部1918年报告承认：“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能熟练工作或快速掌握技能，在铁路、兵工厂高效率劳作”。法军总司令福煦也曾盛赞：“华工是第一等工人，亦可为卓越之士兵，炮弹狂射下仍能镇定自若、毫不退缩”。英国记者韦克菲尔德也在报道中写道：“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难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

这座丰碑让我们体会到，凝聚起来的爱国力量不可阻挡。在纪念馆，我们从陈列的华工顾杏卿《欧战工作回忆录》中看到这么两个细节，一是“某部有一华工，不惜将两年之积蓄，悉数交予当时巴黎和会代表，表示请资助最有利于吾国者，其爱国者可见一斑。”二是“欧战停战后，某日开国际大运动会，并请各华工队加入，计华工队前往参加者，共有12队之多，约6000人，待抵场地，仅见各国国旗飘扬空际，独无吾国国旗，各华工于非常愤怒之下，立即退出会场，各自回营”。

两个事例虽没有连贯性，但同时印证了一个事实：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尊严的时候，华工们没有第二个选择。

14万华工是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是由14万个个体组成的。当初，他们冒着生死出门闯荡，目的很单纯也很朴素很直接，就是为了生存、为了家里人日子过得好一些，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在涉及国家、民族尊严的时候，华工们心中那份担当与大义令人敬仰。第一个例子当中的华工，能够捐出两年的积蓄给“最有利于吾国者”，那可是在欧洲四年拼死劳作全部收入的一半，爱国之心彰显无疑。第二个例子，当看到运动场上没有中国的国旗时，6000人同时退出会场，这是什么力量？华工们在苦难中展现出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那种团结互助、守望相助，不畏强权的无畏精神与不屈风骨，充分向世人证明：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没有人能欺负，凝聚起来的华人力量没有人能够阻挡。

一个馆，一座城市。

威海湾涌动的海水里，有屈辱、有苦难，但也有不屈与抗争。

对于威海来讲，一战华工与在这里发生的甲午海战、列强强租等一起，早已成为这块国土深入骨髓的集体记忆。

作为第一批华工赴欧的“起点”，一战华工纪念馆的建设，不仅仅是“还原历史真相、挖掘历史记忆”那么简单，它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也让历史告诉未来。

2018年10月27日至28日，“中国威海一战华工学术研讨会”在威海成功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英国、加拿大及香港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的8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开展一战华工历史纪念和研究活动，会议产生的许多理论成果，让全球视野下一战华工的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对中国国际化史乃至世界战争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威海很早就展开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很早就着手对一战华工史料进行搜集与整理，这当中有官方的、有民间的、有组织的、有自发的，他们深入城市乡村、大街小巷，走进当时的一战战场，寻访专家学者、华工后裔，收集了大量珍贵史实资料，整理出《威海招募华工记》、《米字旗下的威海卫》等珍贵史料，积极推动一战华工历史的学术研究，为一战华工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填补了许多一战华工研究的空白。

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的建设，本身就体现了威海对一战华工的重视与态度，对历史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对一战华工历史价值的纪念与肯定，它填补了国内外一战华工专题纪念的空白，让这段被尘封百年的历史永远走进世界和公众视野。

对于纪念馆的建设，也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与重视，法国东西方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著名旅法艺术家、一战华工历史研究者凌飞老师在参观纪念馆后，写下了《我为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呼唤》，其中写道：“一百多年前，14万中国人打起行囊，漂洋过海，踏上欧洲大陆来到法国。从那一刻起，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去法国？要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知道从旧日王朝到今日中国辉煌的崛起，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无疑是对这一历史极好的佐证。”

2025年10月17日，在青海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二小学，师生们集体听取了一堂生动感人的讲座——一战华工专题讲座，讲座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让广大师生深入了解了一战华工背景、意义及作用，了解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许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一战华工”这个名词，现场互动频繁，反响非常强烈。

这是威海一战纪念馆出门办展、送展上门中的一站——与门源回族自治县有关方面联合举办的“劳工神圣——一战华工主题展”中的一个场面，展览通过珍贵文物、历史照片和文献史料，专题讲座等，让人们对一战华工有了全面的认识。

纪念馆自开展以来，一直致力于抢救历史、活化记忆、传播精神，围绕学术研究、馆际协作、文化普及、展览运营及文旅融合等方面深耕细作，让尘封百年的华工历史可触可感。纪念馆持续优化“劳工神圣”基础陈列，不断丰富馆藏内容，以专业展陈守护历史原貌，年均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在做好常设展的同时，组织开展了系列学术研讨等活动，众多专家学者、华工后裔走进纪念馆，让纪念馆成为一战华工研究与传播的重要平台，持续扩大历史文化影响力；不断联合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上海大学博物馆等机构，推出“战地黄花袅余香——一战华工纪念及考古展”等系列主题展览，让一战华工的历史在更大范围呈现；将“和合中华 同心筑梦”劳工神圣主题展及专题讲座进城下乡、广泛交流，实现文博资源跨域跨界共享。纪念馆也荣获第六届全省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山东省最美文博艺术空间、山东省最受欢迎的文化和旅游地标等荣誉，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联结中外文化、融合旅游观光、赋能城市发展的重要阵地，展示城市文化的重要标识，也成为驰名的网红打卡地和旅游目的地。

威海湾的风吹过百年烟云，当年华工登船的临时码头早已沉入岁月的海底。码头会湮灭，岁月会流转，但一战华工的精神将会永存与延续——岁月与大海作证、威海湾与一战华工纪念馆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