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两个结合”的典范之作——评《仕林儒学与新时代政德建设》

在当代中国思想版图上，“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密码。其中，“第二个结合”尤其具有深远的文明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主体性觉醒，也预示着一种新时代新形态文明叙事的开启。

然而，“第二个结合”的命题虽然宏大，其具体实现路径却需要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天然契合，二者之间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深刻差异。如何让“结合”不流于口号，不陷入牵强附会的“比附式”论证，真正实现两种思想体系的创造性对话与有机融合，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理论工程。

《仕林儒学与新时代政德建设》正是在这一理论工程中交出的一份高质量答卷。它以“仕林儒学”为切入点，系统论证了儒家政治智慧与当代中国治理实践之间的深层契合，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具体、可感、可学的学术范例。

一、结合何以可能：“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共同关切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能否结合？这一问题困扰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20世纪以来，两种极端立场此消彼长：一方视儒学为封建残余，主张彻底清理；另一方则试图用儒学框架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走向“儒化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立场都未能真正解决“结合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

本书没有在哲学本体论层面纠缠于两种思想体系是否相容的抽象争论，而是转向一个更为具体的实践领域——治理。在“如何实现有效治理”这一共同关切面前，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找到了一个可以共同深入的对话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关切之一，是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儒学的核心关切之一，是通过“仁政”“德治”“民本”实现社会和谐与天下太平。二者最终指向的都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一朴素的治理目标。正是这一共同关切，构成了“结合”的现实基础。

本书在展开这一论证时，最具理论穿透力的操作是将“八大本领”“七大思维”等当代执政能力要求与儒家修养论、认识论逐一对接。这种对接之所以不显得生硬，正是因为它们在功能层面指向同一目标——培养能够有效治理国家的人才。马克思主义培养的是“德才兼备的干部”，儒学培养的是“内圣外王的君子”。两种理想人格在“德才统一”“知行合一”的结构上高度相似，差异只在话语体系和价值侧重。

二、结合何以可为：从“民本”到“人民”的逻辑延续

“结合何以可为”是比“结合何以可能”更进一层的追问——即使存在共同的关切，二者如何实现从理念到理念、从话语到话语的有效贯通？

本书最具说服力的论证之一，是对“民本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之间逻辑延续性的揭示。《尚书》“民惟邦本”的政治箴言，经过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深化，再经过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批判性发展，构成了一条绵延两千多年的政治价值主线。这条主线的核心，是对“民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一根本问题的持续思考。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从天而降的政治理念，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文化基因联系：“民本”回答了“国家之本是民”的根本问题，“人民至上”回答了“治理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前者是后者的文化根基，后者是前者的时代升华。

本书在多个章节中反复呈现这一论证链条。在讨论“仁政方略”时，将孟子“制民之产”的富民方案与当代“精准扶贫”政策相呼应；在讨论“政德建设”时，将“民为邦本”的传统理念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相连接；在讨论“治国理念”时，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施政原则与“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当代宣示相对照。这种古今贯通的论证，使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文化基因，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

三、结合何以有效：从文化资源到制度伦理

“结合”不能停留在话语层面的“对仗”与“呼应”，它必须进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这是本书最具实践品格的理论贡献所在。

本书在讨论仕林儒学的当代传承时，系统阐述了从个人修养到制度设计、从道德自律到治理效能的转化路径。它不是简单地说“领导干部应该像包拯那样廉洁”，而是系统思考：如何将儒家的廉政思想转化为当代干部选拔、考核、监督的制度设计？如何将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转化为可操作的政德教育培训体系？如何将儒家的“和而不同”理念转化为处理多元利益关系的治理方法？

这种从“德性”到“制度”的转化思路，体现了对儒家政治哲学深层局限性的清醒认识。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缺陷，在于过度依赖执政者个人的道德自觉，缺乏对权力的制度化约束。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充分肯定儒家德性政治价值的同时，始终强调必须“将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制度规范，实现从‘清官政治’向制度政治的转变”。

正是在这个“制度—文化”的互动空间里，“两个结合”获得了最实在的落脚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制度设计的理论框架（法治、民主、监督等），儒学提供了制度运行的文化土壤（诚信、责任、敬畏等）。二者各司其职、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完整图景。

四、“中国之治”的文化解释力

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中国之治”的独特性始终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为什么中国能够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什么中国能够在没有西方式多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治理效能？这些问题的回答，仅靠制度分析是不够的——制度只是“硬件”，还需要文化这一“操作系统”来解释。

本书通过对仕林儒学的系统阐释，为“中国之治”提供了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文化解释。它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中国传统的“文人治国”模式，虽然经历了近现代的制度断裂，但其精神内核——“为政以德”的伦理自觉、“民惟邦本”的价值取向、“修己安人”的实践智慧——通过创造性转化，已经深深嵌入当代中国治理的文化基因。

这种文化解释力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一种“自我叙述”的能力。长期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往往被迫用西方的概念框架来解释——“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国家资本主义”“贤能政治”等概念，虽然部分捕捉了中国治理的某些特征，但终究是从外部视角的“他者描述”。本书提供的则是一种内部视角的文化解释——不是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来解释中国，而是用中国自身的思想传统来理解中国自身的治理实践。

五、“第二个结合”的一种方法论示范

本书对于“第二个结合”的最大贡献，或许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具体结论，而在于它示范了“结合”的一种方法论。

这种方法论可概括为“三维工作法”：第一维是“还原”——准确理解儒学概念的历史语境和本真含义，避免随意解读；第二维是“对话”——以当代治理实践为问题导向，寻找儒学智慧与现代需求的交汇点，而不是将儒学强行塞入现代框架；第三维是“转化”——将对话中产生的思想成果，从个体道德层面提升到制度伦理层面，从文化认同层面落实到治理实践层面。

本书的另一个方法论启示在于：它证明了一部好的“结合”作品，既不能是单向的“儒学的马克思主义化”，也不能是单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化”，而应当是二者共同面对同一现实问题、从各自传统中调动思想资源、最终在实践层面实现有机融合的创造性过程。“结合”不是两个封闭体系的“对接”，而是两个开放体系的共同“生成”——在对话中生成新的思想形态，在融合中生成新的实践路径。

这部著作本身就是“第二个结合”的一次成功实践——它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审视儒学传统，从儒学传统中提取能够回应时代问题的治理智慧，再将这一智慧融入当代政德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理论话语之中。它既不是“复古”，也不是“西化”，而是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走出了一条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思想道路。

这条路，正是“中国之治”走向未来的文化根基，也是中华文明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独特智慧的信心所在。

（作者：午元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