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二姐、泰山娟姐……新大众文艺如何“解”？丨理论周刊·三维解析新大众文艺

让人民重返“文艺中心”，也让文艺重返“人民中心”

新大众文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

□ 林雅华

当前，以“新大众文艺”为标识的文艺现象强势崛起，推动中国文艺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它并非“人民文艺”传统的线性回归，而是由数字技术催生的一场文艺生态的结构性变革，更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升级与文艺创造精神充分涌流的必然结果。笔者试图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三个维度，系统解析新大众文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内涵。

历史逻辑：文艺大众化的时代新生

回望历史，从陈独秀提倡的“国民文学”到瞿秋白所讲的“普罗大众文艺”，在现代出版、现代教育与现代汉语互动过程中，文艺不断走向大众化。到了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一种新的文艺形态带着更为浓烈的“生产者”气息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五四新文学所强调的“人”不同，延安文艺将目光转移到了田间地头的劳动者，倡导“人民文艺”。因而其文艺表达不再以“文字”为中心，而更多采用与民众生产生活相关的通俗艺术、民间艺术形式，比如快板、版画、秧歌剧、活报、演讲、大合唱、连环画等。这些活泼生动的文艺形式不仅贴合了民众的审美需求，更重塑了民众的精神世界、情感结构与价值观念，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人民文艺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红岩》《创业史》《保卫延安》《山乡巨变》等一系列优秀的文艺作品相继出版；艾青、丁玲、赵树理、柳青等创作者扎根中国热土，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社会主义新人”与“当代英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重新阐明了“人民文艺”的方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基础上，中国的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进入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崛起让人民重返“文艺中心”，也让文艺重返“人民中心”。算法、大数据和AI技术在不断提升文艺的即时传播、实时反馈、情感表达、集体共鸣的同时，也构建了一个“文艺+生产+生活”的系统模式，空前释放了文艺的创造力。2026年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502.1亿元，同比增长16.6%；作品数量达4583.7万部。这印证着一场全民创作浪潮的涌现，同时也标志着大众文艺从“消费者”模式向“生产者”模式的复归与时代新生。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的当代升华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始终将“人民性”作为核心价值尺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在新大众文艺中获得了生动印证。

长久以来，以专业资质、学院背景与体制身份为标志的传统文艺场域，构筑起了“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之间的审美壁垒。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以技术赋权的方式推动创作权广泛下沉，有力打破了这一壁垒。《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作者规模达3269.4万人，较2024年新增149.6万人，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在创作中留下了独特印记。以阅文为例，其旗下兼职作者包含6100余名外卖骑手，4000多名网约车司机、货运车司机与代驾司机。这种主体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使得“人民文艺人民创”从理念变为现实。

新大众文艺不仅改变了创作主体，也塑造了高互动性的审美体验。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数字平台的算法机制与社交功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内容会被看到、会引发怎样的讨论、能触动多少人。尤其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或者引发普遍共鸣的社会议题出现时，数字平台能在短时间内把相关内容推送到亿万人面前，形成现象级的传播热潮。

就此而言，新大众文艺激活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生产”的理论内涵。在传统理论中，艺术生产受制于物质生产方式。数字技术创造了新的劳动形态。网络文学创作既是精神生产也是情感劳动，短视频制作既是艺术创作也是社交互动。这种复合型生产模式，使得文艺创作与日常生活、经济活动、社会交往高度融合，形成了“产消合一”的新型文化生态。“大众”在当代文艺场域不再是沉默的、等待被定义的“他者”，而变成了掌握文化生产工具的能动主体。

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达

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正在深刻重塑中国当代的文化气象。它以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为沃土，以数字媒介为载体，不断激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表达新范式，同时，也开辟了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新路径。例如，以贵州“村超”“村BA”“村晚”为代表的现象级事件，标志着由普通民众自编、自导、自演的文化实践，正借助移动互联网络突破地理阻隔，将原本散落在民间的民俗、歌舞与体育热情汇聚起来。这也体现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精神生活维度的落实。

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也焕发崭新面貌和强大生命力。例如，河南广电打造的《唐宫夜宴》采用“5G+AR”技术，将文物融入虚拟背景，让观众跟随憨态可掬的“唐宫少女”沉浸式感受盛唐文化的灿烂气象。数字技术不仅为传统艺术注入了时代活力，更拓宽了“国潮”创作的新赛道。这些文艺创作在数字语境中重构传统美学，使其与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和审美需求同频共振，合力铸就兼具历史文明底蕴与昂扬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文化气象。

在全球文化交流深入的今天，新大众文艺也在悄然改写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叙事逻辑与传播路径。凭借其天然的民间属性和深度的沉浸体验，新大众文艺以更加柔性、亲和的方式走近全球受众。国产网络游戏在海外市场营收屡创新高、反映中国普通人生活与奋斗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数百万点赞……这些“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源于新大众文艺对人类共通情感的精准捕捉与表达。这种传播不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互动与共创。海外受众通过评论、二次创作等方式深度参与，形成了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与文化对话。这一系列以民间为主体、以生活为内容、以情感为纽带的新大众文艺形态，正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创新路径。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

警惕“技术奇观化”脱离新大众文艺初衷

□臧志彭 王雯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是人民文艺传统在数字时代的延展，也是文化艺术产业面向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越是在技术奔涌之时，越需要保持清醒的价值判断。把握新大众文艺内核，不能简单追逐技术之新，而要始终坚守“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文艺立场。

数字技术给文艺带来的三重改变

数字技术的蓬勃兴起，正在文艺领域引起一场深远的变迁。

数字技术深刻重塑了文艺发生场景。过去，文艺活动更多依赖剧场、展馆、出版物、电视、广播等相对固定的空间和渠道展开，人民群众主要以观看者、接受者的身份进入文艺现场。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不断拓展文化艺术的呈现边界，文艺活动由单一物理空间延展为线上线下交融的复合场景。数字博物馆、数字展厅、云演艺、沉浸式演出、互动式文旅项目等新业态井喷式发展，使得文艺成为可进入、可参与、可传播的生活场景。例如，故宫博物院通过数字文物库、全景故宫等平台，使公众能够跨越时空限制欣赏文物之美。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文艺的空间形态，也强化了大众参与、情境体验和二次传播，为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提供了助力。

数字技术推动创作由专业群体向多元主体、大众共创转变。文艺主体的转向是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显著特征。新大众文艺之“新”，在于人民群众不仅是文艺作品书写的主体对象，更成为文艺创作表达的新主力军。这并非否定专业创作者的引领作用，而是意味着人民群众获得了更多便捷、丰富、直接的表达渠道。短视频平台使普通劳动者能够记录日常生活，线上直播使民间技艺获得新的展示场域，社交媒体让拥有相同爱好的人们“云相聚”，他们的共创内容形成更有影响力的传播现象。由此，文艺生产不再只是少数人创作、多数人欣赏的单向过程，而逐渐形成了创作、传播、反馈、再创作的协商模式。大众评价、审美以及情感反馈进入创作循环，成为影响题材选择、表现方式以及传播路径的重要力量。

数字技术推动创作方式由静态生产转向动态互动。线下的沉浸式体验使观众进入文化场景中，线上的弹幕、评论、混剪等又将一次性体验转化为持续性的公共表达。它们未必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文艺作品，但却是新大众文艺不可忽视的生成环节。一方面，它们记录了大众对文化产品的理解、情绪与判断；另一方面，也通过传播热度、社群讨论和反馈机制反向影响了创作者和产业主体。微短剧、短视频、数字演艺、沉浸式大空间等新形态的兴起，正说明数字时代的文艺表达更加开放、灵活、多样。但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化，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创作仍然来自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来自具体、鲜活、有烟火气的时代经验。

审慎处理技术于文化之间的关系

数字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场景，但数字文化艺术越向前发展，越需要审慎处理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警惕缺乏深刻文化内容理解的技术拼贴。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意味着大众参与文艺创作的门槛降低，但这不等于盲目生成低标准、低质量的作品，更不代表可以粗制滥造、任意拼贴传统文化符号。若只是把文物图像、民俗元素、经典文本等作为视觉素材搬入数字界面，而不理解其历史脉络、文化意涵和价值边界，就容易产生内容表达浅层、创作形式工具化、大众评价低等问题。文化数字化应以尊重文化内容为前提，以扎实的知识阐释为基础，不能把文化元素简单处理为消费符号。

警惕重技术轻内容的过度数字化。数字技术可以增强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的艺术表现力，但不能替代其本身。若一味强调设备先进、画面炫目、互动复杂，忽视叙事逻辑、审美品质和价值表达，便会出现形式夸张、意义浅薄的问题。

警惕脱离人民需求的技术应用。流量热度不等于文艺价值，网络声量也不能代替群众口碑。数字文化产品的生产，要看它是否真正回应了人们的文化期待，是否能让观众在进入场景、理解内容、参与互动的过程中感到自然、舒适、有所收获。只有真正深入群众生活，理解群众需求，尊重群众感受，产品才能从短暂“出圈”走向长期“入心”，在人民心中留下持久的回响。

构建新大众文艺良好生态

新大众文艺打开了普通人的创作空间，让文艺回归人民的生活现场与情感表达。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应该在技术使用、平台监管、主体进步和价值引领中建构良好生态。

坚持技术向善，防止技术应用偏离人民立场。无论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拟现实体验还是其他数字时代文艺新形态，都必须服从正确价值导向和公共伦理要求。技术应始终服务于人的审美需要、情感需要和文化需要。大众借助技术参与文艺创作，也应遵守公序良俗，在开放表达中守住文化底线和社会责任。

推动平台尽责，夯实新大众文艺发展的关键阵地。当前，大量大众创作、传播和评价都发生在网络平台之上，平台不只是技术通道，更是文化生态的组织者、把关者和放大器。平台应健全内容审核、版权保护、算法推荐和流量分配机制，不能让劣质内容凭借猎奇、煽情或低俗表达获得不当扩散。对优质短视频、网络文学、乡村文化展示等内容，应通过规则引导和资源扶持，使真正来自生活、扎根人民、具有审美品质和社会价值的作品获得更广阔空间。

促进主体提升，重建数字时代的创作主体性。新大众文艺扩大了创作参与范围，但越是人人可表达，越需要提升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不能把技术工具当作创作本身，更不能以模板化生产替代真实生活感受。优秀作品不是由工具堆叠出来的，而是来自对人民生活的深入体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学习和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

强化价值引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才能推动文化产品从可观看、可传播走向真认同、愿共创。面向未来，新大众文艺应继续扎根人民、面向生活、拥抱技术、守正创新，在数字文明语境中不断汇聚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形成生态清朗、内容优质、参与广泛、共建共享的文化艺术新生态。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回答好齐鲁大地上的新大众文艺三问

算法洪流中，文化是最稳的锚

□ 张瑞英 

从五四到当下，中国文学始终在探索如何抵达大众。白话文运动打破文言壁垒，赵树理让文学走上集市文摊，这些努力本质上都在重塑文学与大众的关系。今天，网络文学、自媒体、短视频等新形态崛起，大众不再只是阅读者，而是直接参与创作的主体。技术赋权让文艺生产的门槛降低，也让传统的文学评价体系面临挑战。当人人都能发声，什么样的表达才称得上有价值？当算法决定传播，文学的标准是否需要重建？

技术降低了表达门槛，却未解决内容生产的持续性难题。新的传播环境奖赏即时反应、表层刺激和短促回响，许多表达还来不及沉淀，就已被卷入下一轮更新。内容越来越多，真正留下的却未必更多；表达越来越活跃，辨识度反而越来越低。讨论新大众文艺，既要看到表达权利的扩展，更要追问什么样的表达能真正站稳脚跟。

在山东，一些并非职业创作者的普通人，如果农、导游、手艺人，正用短视频记录劳作、讲解文化、展示技艺，内容质朴扎实，更新稳定。近年来，山东持续涌现出这类创作者。这背后，是偶然的个人天赋，还是某种更深层的文化土壤和支撑机制在起作用？

在以流量、热点、快速迭代为特征的传播生态里，什么样的内容能够持续站住？

答案的第一层在于真实，不是表演出来的“真实人设”，而是扎根于生命经验、无法被模仿的真实。沂蒙二姐讲沂蒙桃，从什么时候开花、哪个品种最甜，到今年气候影响到桃子口感会有什么变化，讲得细致准确。每一句话背后是几十年种桃生活沉淀下来的生命经验。这种经验无法速成，无法模仿，更无法被算法“优化”出来。算法时代不缺人设，表演出来的人设会枯竭，但生命经验会随时间不断积累、生长。

仅有真实性还不够，答案的第二层在于文化纵深构成的支撑。泰山娟姐讲岱庙，不是背诵导游词，而是讲述自己从小听到大的传说。这种文化记忆构成了一种不可替代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记忆是活的，是依然在塑造当下生活的传统。

生命经验与文化纵深，两者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创作状态：既能持续生产，又不会被算法逻辑裹挟。她们让传统文化在短视频这一新载体中找到了最合适的表达形态。传统在这里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活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

在新大众文艺时代，真正能够站稳的，是那些既扎根于生命经验，又具有文化纵深的表达。前者保证持续生产的能力，后者保证不可替代性。两者缺一不可。

在算法驱动的传播生态里，如何既保持内容的真实性和文化深度，又实现商业上的可持续？

算法奖赏的是即时反馈、情绪刺激、冲突对立，而真实性和文化深度需要慢下来、沉下去。大多数创作者在这个张力中要么倒向流量逻辑失去文化价值，要么坚守文化价值但无法持续生产。沂蒙二姐、泰山娟姐们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们在这个张力中找到了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民间、官方、市场三方形成的动态协同让民间创作保持了自发性，官方引导守住了文化深度，市场机制提供了持续生产的可能，三者都没有越过各自的边界。

她们的内容之所以有力量，首先在于她们不是被“发掘”出来包装上线的网红，而是自己从土地上长出来的创作者。她们讲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土地、自己从小听到大的故事，这种自发性是真实性的根基。

但仅有真实性还不够。官方机构做了关键的事：不去管创作者“讲什么”，而是帮助他们“讲得更好”。省作协、省文联、各级文化馆组织的培训，不是教创作者怎么追热点，而是帮助他们理解所讲内容背后的文化脉络。

市场机制的角色是帮助创作者打通“内容-流量-变现”的链条，但不是通过牺牲内容质量换取短期流量，而是通过深度运营实现长期价值。

这种三方平衡为什么在山东大地上生效？因为这里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契合：深厚的文化传统让民间创作者天然具有文化自觉，相对成熟的官方机构知道什么是引导什么是干预，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让高质量内容本身就能带来稳定的商业回报。

但这种平衡是脆弱的。当“接地气”成为流量密码，部分创作者就会刻意“表演真实”。一旦创作者开始追逐“真实的样子”而不是真实本身，内容的生命力就会迅速枯竭。资本天然追求规模化和快速变现，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内容必然走向同质化。更隐蔽的风险在于：地方性表达如果只是被当作“文化奇观”来消费，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

山东新大众文艺的繁荣，目前还是个体成功的集合，而不是系统性的文化生态。从个体到生态的跃升，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三步走”解决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在无数次试错中不断探索的开放性难题：在技术急速迭代、算法重塑一切的时代，什么东西是稳定的、持久的、无法被替代的？

技术抹平的只是门槛，抹不平的是深度。当人工智能可以生成标准化的文案、剪辑流畅的视频，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异就不再是“会不会用工具”，而是选择的眼光、思维的深度，以及那些只能通过生命经验积累的原创感悟。沂蒙二姐讲沂蒙桃，泰山娟姐讲岱庙，她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她们背后那几十年扎根土地的生活、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传统。

在算法洪流中，文化是最稳的锚。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人立而后凡事举。”在算法洪流中，只有那些真正“立”起来的人，那些有深厚文化根基、有独立判断能力、有不可替代的生命经验的人，才能站稳脚跟。而这种“立”，需要文化的滋养。那些在几千年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叙事传统、价值观念、审美习惯，在数字时代不是应当被抛弃的包袱，而是创新的源泉。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