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来自贺兰山的藏宝图，请查收

盛夏，济南长清灵岩寺古柏遮天。寺前广场中央，一块两米多高的青石碑静静矗立。南向碑面上，“大灵岩寺”四字楷书庄严大气，六百多年的风雨磨去了边角锋芒，却未蚀掉笔画里的骨力。来往游客在此驻足拍照，鲜有人知道，写下这四字的人，出身贺兰山下的西夏世家。

数十公里外，山东博物馆3号展厅。赭红色的贺兰山岩壁造型扑面而来，立体字“西北有高楼”嵌入交错的西夏文底纹中，光线沉郁，远处叠印着西夏王陵的剪影。佛塔的尖顶、石像生的轮廓、阙台的残垣，在朦胧的光影里若隐若现。远道而来的“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携189件文物，将一个曾在西北地区矗立近两百年王朝的传奇娓娓道来。

借着灵岩寺碑，一条跨越数百年、纵横上千里的文明脉络，悄然变清晰。

贺兰山的风，吹到了齐鲁大地

大众对西夏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史书边角的寥寥数笔，或是武侠小说里的神秘描述。这个由党项拓跋氏建立的政权，自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起，先后与宋、辽、金并立，创制了繁复如密码的西夏文，留下了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陵，却在公元1227年蒙古铁骑的征服中骤然谢幕。此后，典籍散佚，族群消融，最终成为极富传奇色彩的“失落王朝”。

策展人将展览的叙事逻辑称作“一张来自贺兰山的藏宝图”。观众从进入展厅的那一刻起，便踏上了一场自西向东的文明寻踪之旅。

序厅的背景墙是巨幅的西夏王陵远景，黄昏色调，九座帝陵沿山麓排布，气势沉雄。展柜里，一枚青铜质地的西夏文首领印映入眼帘，印面是屈曲盘绕的西夏文九叠篆，印钮两侧分别刻着年款与持印人姓名。从中可以看到，不仅印信形制承袭宋制，从中央的中书省、枢密院到地方的监察体系，西夏的官僚机器几乎是对中原王朝的完整复刻。

往前走，“典制同源 共铸统序”单元的墙面上，摘录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条文。这部颁布于西夏仁宗时期的法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颁行的法典，条目细致，内容涵盖刑法、民事、行政、经济诸多领域，其体例与精神内核，与唐宋律法一脉相承。旁边的“内宿待命”铜牌，是宫廷宿卫的身份凭证，背后包含一套完整的中央宿卫制度。

“很多人觉得西夏是个‘蛮夷小国’，其实它的制度文明程度非常高。”展览内容策展人、山东博物馆助理馆员吴思羽说，“从李继迁时代开始，西夏历代统治者都在主动学习中原制度，到仁宗时期达到顶峰，官制、律法、科举一应俱全，西夏本质上是中华政治文明在西北的延伸。”

第二单元“经济互通 共享繁华”里，器物的温度替代了制度的冷峻。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器型扁平，便于游牧时骑马携带，瓶身上的牡丹花纹却有着典型的中原审美；褐釉剔刻牡丹花纹经瓶胎质厚重，剔刻刀法遒劲，是游牧实用功能与中原制瓷工艺的巧妙结合。从展览可以得知，作为海陆丝绸之路的交会节点，齐鲁大地的瓷器、丝绸、书籍曾通过商路源源不断输往西北，而西夏的牲畜、药材、青白盐也沿着同样的路线进入中原。

行至第三单元“山海同宗 共融文脉”，灯光柔和下来，碑刻、雕版残片与儒释道相关文物依次陈列，叙事从“制度效仿”深入“精神认同”。在这里，观众遇见西夏文翻译的儒家经典，看见三教共融的信仰图景。

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展品，集中在第四单元“山河同祀 共遵陵制”。高达一米多的灰陶鸱吻，被安置在模拟的屋顶线稿旁，兽首张口，尾鳍上翘，标注清晰地指出它在建筑正脊两端的位置。旁边的石雕力士支座双目圆睁，四肢肌肉紧绷，作负重托举之状，这是西夏陵碑亭的建筑构件。还有迦陵频伽，人首鸟身，羽翼舒展，形象延续自唐代佛教艺术，却被党项人安在了帝王陵寝的屋脊之上，它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

“我们的设计理念，是让这些建筑构件‘回归’它们原本的位置。”展览形式策展人、山东博物馆陈列部馆员王立明解释，“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孤立的‘怪兽摆件’，而是能想象出整座西夏陵建筑的模样。空间本身就是叙事的一部分。”

《孟子》的智慧，进入西夏朝堂

读懂西夏的底色，儒学是一把关键的钥匙。

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一队驮着书籍的马车从汴京出发，向西穿越关中平原，最终抵达西夏都城兴庆府。这是西夏第二位皇帝李谅祚向宋朝求赐的典籍，其中包括国子监刻印的《九经》《正义》，以及一部在当时尚未被列入官方经典的《孟子》。

西夏对儒学的接纳，并非被动的文化输入，而是主动的制度选择。自李元昊建国起，西夏便确立了“儒佛并重”的治国方略。李谅祚即位后，全面推行汉学，多次向宋朝求赐经史书籍；到仁宗李仁孝时期，儒学发展达到顶峰，中央设立太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地位甚至高于中原王朝的封号。西夏人庆四年（1147年），更是正式开科取士，童子科、进士科齐备，科举入仕成为蕃汉官员的共同路径。

有意思的是，诸多儒典中，《孟子》在西夏流传最广，影响也最深。

目前存世的西夏文《孟子》共有三种写本，全部出自黑水城遗址。其中年代最早的是西夏天盛九年（1157年）的《孟子章句》，为草书卷子装，内容是东汉赵岐注本的《尽心上》，是中原正统经学在西夏传播的实证；《孟子传》带有北宋新经学派风格；体量最大的西夏文《孟子》，只存经文，删去了赵岐注，是更适合普及的译本。

三种写本，不同的注释体系，不同的抄写年代，却在核心概念的翻译上保持一致。尧舜、孔子、仁义、君子、小人这些词汇，在西夏文中有着固定统一的对应译法。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彭向前认为，这说明儒家思想在西夏绝非小众的精英学问，而是经过了系统传播，形成了普遍的社会认知。

真正体现《孟子》思想深度的，是它进入了西夏的官方外交话语体系。

最典型的例子是宋夏永乐城之战后。公元1082年，西夏在永乐战役中大获全胜，宋军死伤惨重。西夏给宋朝的书信中，没有炫耀兵威，反而以《孟子》的“未有好杀能得天下”为例，谈起了儒家道义。

类似的记载不止一处。西夏在向宋朝进呈的誓表中，化用《孟子》“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保其国”的论述，以“畏天事大”表明藩属立场，同时暗含要求宋朝“以大事小”、施行仁政的期许。到了金代，西夏仁宗在回应南宋将领吴璘的联合抗金檄文中，更是写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因多助攻其寡助”，用典精准，对仗工整。

一个地处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何对《孟子》情有独钟？答案或许藏在西夏的生存处境里。彭向前认为，在宋、辽、金的大国夹缝中，西夏面临“以小事大”的政治现实，孟子关于“事大”与“仁政”的论述，恰好为它提供了处理邦交关系的话语资源，而孟子的“民本”思想与“王道”理念，也与西夏统治者构建正统性、整合境内多民族的需求高度契合。

这种对儒家经典的主动接受，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西夏君臣从未将自己置于“中国”之外，他们认同中原的天下秩序，接受儒家的价值体系，用中华的制度与文脉治理国家。

当《孟子》的字句被译为西夏文，在朝堂与民间流传时，贺兰山与邹鲁之间，便建起了一座精神上的高楼。

灵岩寺迎来一位特殊游人

在展厅末尾，灵岩寺碑元素的出现，让整个展览的闭环真正完成。

故事要从公元1343年的秋天说起。那时，济南长清灵岩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游人。

他叫杨文书讷，字国贤，自号双泉，时任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副使，正四品的地方监察官员。这一年他两次游览灵岩寺，喜爱这里的山水名胜，又见寺名无人题写，便挥笔写下“大灵岩寺”四个楷书大字。次年四月，这四个字被刻上石碑，立于寺前，至今仍是灵岩寺最醒目的标识。

杨家是西夏党项后裔中的望族。杨文书讷的父亲杨朵儿只是元初名臣，官至御史中丞，为人正直敢言，因弹劾权相而遭迫害致死，后追赠夏国公，谥号襄愍。杨文书讷的兄长杨不花以书法闻名，尤工楷书。杨家世代奉儒崇佛，有着深厚的家学底蕴。

杨文书讷在山东的政绩有许多。作为监察官员，他多次前往曲阜拜谒孔庙，在地方文教事业上用力颇深。元代中期，尼山书院、洙泗书院年久失修，渐趋荒废，杨文书讷在修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百年前，祖先在西北翻译儒经、尊崇孔孟；数百年后，自己来到邹鲁故土，守护文脉的传承。于杨文书讷而言，在儒家发源地主持修复圣贤书院，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

这并非偶然。西夏灭亡后，大批党项人被编入蒙古军队，随征战散居全国各地，山东是西夏遗民的聚居地之一。他们改用汉姓，研习儒术，参加科举，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杨家这样的世家大族，在文化身份上，已与中原士人毫无二致。

展览结语标题叫“一封来自贺兰山的信”，其中写道：“黄河水从我脚下流过，最终在齐鲁汇入大海，就像我们的故事，从多元走向一体。”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那座高楼里藏着的，不只是党项人的雄心，更是各民族共同塑造的中华文明。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实习生 郭珂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