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亭｜“婚外胚胎案”问题的核心：真结婚证不如假结婚证“好使”

一张假结婚证，打开了三甲医院辅助生殖的大门。而一张真结婚证，却没能让假证催生的结果得到及时、明确的处置。这不是网络段子，而是“婚外胚胎案”最刺眼的现实。

据报道，江苏无锡的朱女士2019年确诊肺癌。2025年10月底，她发现结婚20年的丈夫与另一名女子持伪造的结婚证，以夫妻名义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辅助生殖服务，并培育出冷冻胚胎。她随后持真实结婚证要求医院销毁涉事胚胎，遭到拒绝。

此后，公安机关以使用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为由，对男方及另一名女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日。

上海市卫健委答复称，医院按规定查验了两人提供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尚无证据表明医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相关服务已经停止，涉事胚胎予以封存。7月30日，该案一审开庭，未当庭宣判。

8月5日，男方称胚胎已经销毁，但朱女士表示没有收到医院、法院的正式通知，院方也尚未公开确认。

案件如何判，责任怎么分，胚胎究竟是否已经销毁，都应以司法裁判和权威调查为准。但这场风波已经把一个反常识的问题推到公众面前：为什么假证可以顺利建档，真证却只能在事后艰难“打假”？

有一点必须说清楚，虽然朱女士持有真实结婚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当然拥有涉事胚胎的处分权。冷冻胚胎不是普通物品，兼具人身、伦理属性，司法实践通常将处置权归于精子、卵子的提供者。医院也不能因为第三方提出的要求，就随意销毁胚胎。

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医院的严谨似乎只出现在后半程。

到了处置环节，权利主体、知情同意、伦理风险，一项也不能少。而到了建档环节，婚姻关系这一关键资格，却可能只靠肉眼辨别一纸证书。造假者先把胚胎培育出来，守法者再去投诉、报案、起诉，承担举证、维权乃至精神损害的全部成本。

门外松，门内严，最终吃亏的自然是没有造假的人。

现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要求医疗机构“认真查验”身份证、结婚证，但没有明确要求联网核验。同时，上海市卫健委目前也未认定医院违法。

这说明，问题未必只是某名工作人员够不够认真，更在于“查验”与“核验”之间存在一道现实缺口。

普通事项中，这道缺口或许只是程序瑕疵；辅助生殖直接涉及身份关系、生命伦理和子女权益，后果很难撤回。如此重要的一道关口，不能长期依赖工作人员用肉眼给结婚证“辨真伪”。

卫健部门应牵头与民政、公安建立定向核验机制。医院不必调阅个人的全部婚姻信息，只需提交必要身份数据，由系统返回“是否匹配”。既保护隐私，又确认资格。

技术上并非做不到，关键是有没有把它当成必须补上的漏洞。

此外，相关部门还应补上异常情形的处置规则。也就是说，一旦发现以虚假身份取得辅助生殖资格，谁负责叫停，谁决定封存，是否启动伦理审查，哪些人有权提出异议，最长封存多久，诉讼期间能否处置等等，都应有明确程序。

比如在本案中，男方称已在律师见证下销毁胚胎，朱女士作为婚姻存续的一方和利益相关人却只能“听说”，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尤其是，中山医院没有对销毁胚胎"官宣"，显然更不合适。

虽然合法配偶未必拥有“一票销毁权”，却也不该在一场已经侵害其婚姻权益的纠纷中，始终被当作无关的局外人。

所谓真结婚证不如假结婚证“好使”，不是要求以道德情绪代替法律，更不是让一纸真证决定胚胎存废。它追问的是：合法身份为何在医院的面前失语，造假者为何能够靠抢先一步制造既成事实？

堵住证件核验的入口，补上违法建档后的出口，这才是此案应当留下的制度答案。

否则，下一本假证叩开的，仍可能是一扇本不该打开的大门。

（大众新闻记者 苏月鹏 策划 周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