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实业家”张謇的传奇人生，其实比电视剧更精彩

近期历史剧《江海潮生》正在热播。该剧讲述了甲午状元张謇弃官实业救国，终因时局与外商打压事业衰败、壮志难酬的故事。毛泽东主席曾说过“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张謇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张謇究竟有着怎样波澜壮阔的人生？

靠造假获得考试资格，曾自首要求革除功名

位于长江入海口北翼的江苏省南通市，素有“襟江负海”之誉，孕育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江海文化”。从这里走出的晚清状元张謇，字季直，清咸丰三年（1853年）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的一个务农兼小商人家庭，排行第四，南通当地习惯尊称他为“张四先生”。由于张謇的祖父入赘吴家，张謇幼时曾名“吴起元”。他自小以聪慧著称，四岁发蒙，五岁入学读书，备受师长赞誉。

在张謇的故乡，流传着他十几岁时妙对惊人的故事。塾师宋郊祁偶然看到一人骑马经过，便为学生们出了个上联：“人骑白马门前过。”张謇的三哥张詧首先对道：“儿牵青牛堤上行。”宋先生表扬对得工整，不料张謇语出惊人：“我踏金鳌海上来。”展现出“独占鳌头”的豪情壮志，众人闻之，无不叹服。虽然学业出众，少年张謇并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作为农家子弟，他也经常参加劳作，深知稼穑不易，并在家中建房时帮助打下手、做测算，积累了一定的土木施工经验。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科举无疑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张謇也不例外。但是，冷酷的现实阻碍了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那就是他的“冷籍”出身。“冷籍”指的是祖上三代无人进学，当时规定“冷籍不得入试”，从报考资格上就将这类考生拒之门外。当然，这一规定并非没有解决方案，“冷籍”考生如果想要参加科举，必须要有同族中有资历者或廪生“认保”，并由同县廪生“派保”。明清时期的“廪生”，专指岁、科两试名次靠前，由公家发给银两、粮食的生员（秀才）。虽然一县中廪生并不算少，但找人“认保”和“派保”的难度仍然很大，很可能白白花钱而保举失败。或许出自这样的考虑，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想到了“冒籍”的办法，设法请张謇的一位老师宋琛帮助，联系了如皋县的张駧，支付了一笔酬金，请他同意张謇作为其侄孙，以“张育才”的名字参加县试。

参试机会来之不易，张謇更加努力。他的州试成绩并不理想，列于百名之外，被宋琛斥责：“譬若千人试而额取九百九十九，有一不取者，必若也！”张謇羞愧难当，在窗纸、帐顶上写了许多“九百九十九”自励，以头悬梁、锥刺股的毅力刻苦攻读，每夜读书都要燃尽两盏灯油。功夫不负有心人，16岁的张謇顺利考中了秀才，不料后面却发生了波折。如皋张駧一家觉得抓到了张家的把柄，多次以张謇的前途为要挟，向张家勒索钱财，导致不堪重负的张彭年债台高筑。后来张駧竟以“不孝”的理由，将张謇这个名义上的晚辈告上了公堂，导致他被县学羁押了三个月。为了摆脱附骨之疽，张謇毅然上报“自首”，要求革除功名。由于张謇的才华闻名乡里，通州知州孙云锦等人以爱才之心帮助斡旋，上报江苏学政，最后报到朝廷礼部，同意张謇恢复通州原籍，并未革除秀才身份。

这场涉世之初的风浪，虽然为张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烦扰，但也令他快速地成长起来，并增加了与官员的交往。在他22岁时，孙云锦调往江宁任发审局委员，张謇作为幕僚随行，对官场和社会得以进一步了解。随后，在孙云锦引荐下，张謇结识淮军提督吴长庆，调任军中幕僚，开启了人生中的新经历。

前恭后倨袁氏变脸，无心插柳张謇夺魁

光绪六年（1880年），吴长庆调补广东水师提督，奉命督办山东海防，移驻山东登州（今烟台），张謇一同随行，负责办理文书工作。但由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驻防并无施展才干的机会。第二年，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依靠上辈的交情投到吴长庆军中，他就是后来在近代史上名声大噪的袁世凯。袁世凯好勇斗狠，无心读书，吴长庆便让他拜张謇为师，认真学作文，以求上进。张謇很快发现，虽然袁世凯不是学习四书五经的材料，却颇有些军事才能，便向吴长庆推荐，请袁世凯任营务处帮办，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他的才华。因为张謇的提携之功，袁世凯将他视为恩师，颇为恭敬。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因长期拖欠军饷，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向朝鲜出兵，朝鲜连忙向清廷求援。吴长庆奉命率兵赴朝平乱，张謇随行。吴长庆军协助朝鲜国王恢复统治，张謇帮助起草了《壬午事略》《朝鲜善后六策》等政论，得到朝中“清流”、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肯定。袁世凯更是在此战中表现出色，积累了政治资本。从朝鲜返回登州后，张謇有感而发，写下了振奋的诗句：“金宫银阙照东瀛，画角朱旗汉将营。去日楼船通海市，归来槲叶满山城。”

朝鲜平定后，吴长庆在光绪十年（1884年）被调回国内，驻防金州，后来因为官场遭排挤，郁郁而终。张謇也结束了投笔从戎的生涯，婉拒了两广总督张之洞、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邀请，重归书斋，继续准备科举。袁世凯却因为投靠李鸿章青云直上，当上了驻朝鲜清军的统帅，后来又因镇压朝鲜政变获清廷嘉奖。官运亨通的袁世凯随着自己的地位变化，对张謇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不再以师长相称，而是直呼表字“季直兄”。张謇对其行径颇为不齿。

迎考十余年来，张謇虽然在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却四次会试失利。在此期间，张謇曾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洲书院，也曾在通州、海门等地办理棉布减捐、倡导改良蚕桑。由于对科举渐渐不报希望，张謇在得到第四次会试落第的消息后，直接把多年应试使用的考具都扔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寿辰，特设恩科会试，原本无心再考的张謇遵父命再入考场，高中状元，翁同龢向光绪帝介绍：“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这一年恰逢甲午战争爆发，朝堂暗流汹涌，张謇遭遇了父亲去世的变故，离京回乡，守制三年。次年，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直接准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给予张謇极大的触动，他做出了“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的决定。

三年建成大生纱厂，四图道尽其中艰辛

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立下了“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誓言，将实业救国的主张落在实处：“策中国者，首曰救贫；救贫之方，首在塞漏”。在南通筹办机器纱厂，就是张謇“救贫”的实际行动。纱厂取名“大生”，其名出自《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

在积贫积弱的晚清，办厂之难可以想像，张謇甚至要靠卖字支撑，“诋者十之五六，惜者其二三，赞者一，助者乃不及一”。1899年5月，经历三年多“下为商苦，上与官磨”的艰辛筹备，大生纱厂终于投产。翁同龢特意为其题对联祝贺：“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为了铭记大生纱厂筚路蓝缕的种种波折，张謇请画师绘制了四幅“厂儆图”，看上去像是普通的花鸟风景，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寓意，展现出兴办实业的种种艰难。

第一幅图《鹤芝变相》。“鹤”指上海洋行买办潘鹤琴，“芝”指上海洋行买办郭茂芝。在1896年筹办纱厂之初，张謇将他们选入董事会成员，并委托在上海筹股集资四十万两，但潘、郭二人对办厂信心不足，找借口多次推脱，筹股毫无进展，严重影响了工厂进度，最终被两江总督刘坤一下令撤换。

第二幅图《桂杏心空》。“杏”指全国铁路督办盛宣怀（号杏荪），“桂”指江宁布政使兼商务局总办桂嵩庆。张謇与盛宣怀商议，由官方提供在上海搁置数年未使用的美国进口纺纱机，作为五十万两“官股”投资，张、盛两方合领，再分别筹资二十五万两，在通州、上海设厂。盛宣怀当时一口答应，桂嵩庆也同意助筹股金五六万两。就在张謇认为有希望的时候，盛、桂二人却言而无信，拒付股金。

第三幅图《水草藏毒》。“水”指通州知州汪树堂，“草”指其幕僚黄阶平，分别用了二人姓氏的偏旁。为了周转建厂资金，刘坤一要求通州、海门地方官将能够拨付的公款暂时支持大生纱厂。汪树堂表面答应拨付一万两，实际上却动用了拟拨给参加乡试、会试的秀才举人的津贴，并让幕僚背地里煽风点火，煽动众多学子闹事，以此体现张謇办厂之举不得民心。

第四幅图《幼小垂涎》。“幼”指浙江试用道朱幼鸿，“小”指长芦盐务督销严小舫。大生纱厂即将投产时，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张謇与朱、严等人商洽，想要将工厂出租三年，以此确保运行资金，不料这二人却乘人之危，想要趁机褫夺纱厂产权。

由于阻碍重重，大生纱厂刚刚开工时，只能采取“尽花纺纱，卖纱收花”的方法，用售纱资金维持生产，随时做好闭厂的准备。所幸由于经营得法，并且得益于本地的原料、劳动力资源优势，产品质量优良，纱厂很快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得以顺利运行，令张謇得以进一步拓展民生实业，形成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的地方企业集团。

在实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张謇并未停止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与参与。戊戌变法的失败令他寄希望于“君主立宪”，将其视为改进中国时局的最优解。摇摇欲坠的清朝廷虽然在1906年发布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但并未起到实际作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革命党妥协议和。张謇为清朝的末代皇帝起草了退位诏书，也为自己曾经效忠的王朝正式画上了句号。

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

张謇曾说过：“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他所坚持的振兴教育、改良社会，正是为了让百余年前的国人拥有“世界的眼光”。为了实现“父教育而母实业”的主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謇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后来又兴办了一批小学、中学和十多种职业学堂，以及帮助残疾人自食其力的盲哑学校、提升妇女职业能力的女红传习所、培养戏剧人才的伶工学社等，构建起全面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被南京临时政府给予“开全国之先河”的正面评价。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也在1905年诞生在南通，它就是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张謇曾在1903年赴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回国后上书朝廷，主张在北京建设“博览馆”，但腐败的清廷并未采纳。张謇便在南通开展了实践，这座博物苑不仅展览金石、字画等文物，还有多种动植物和矿物，以此提升公众的科学与文化素质，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博物馆之父”。除了这座开风气之先的博物馆，张謇还在南通建设了公园、剧场、体育场、图书馆、公共汽车公司和电话公司等众多现代化设施，将这座小城打造为体系完备、井然有序的“中国近代第一城”。

但是，兴办众多公益事业和企业的投资令大生纱厂不堪重负，抗风险能力较弱；民国建立后的军阀混战、国内外社会动荡也极大地影响了棉纺业的发展，大生集团遭遇严重亏空，濒临破产。在内忧外患的1926年，张謇带着遗憾辞世。张謇葬于南通啬园内。墓门上，他预作的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透露出他对后世的期望与寄托。而南通的五山，也因他的长伴而更加辉煌。

□李伟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