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切口写西域，大视角看中国——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2024年，一部《空城纪》复活龟兹、尼雅、楼兰、敦煌等6座古城，让那些消失于历史的普通生命被瞬间照亮；2025年，一曲《龟兹长歌》唱响2000年的故城古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讲述着音乐的故事从尘封的历史中娓娓走来；2026年，长篇小说《敦煌变》和非虚构文学《祁连山传》先后出版，前者复原中华民族璀璨的中古文明，后者以7个维度为祁连山立传。这是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近年来的文学作品，是他创作近40年后的全新转向，人到中年回望来处，他找到了“文学的故乡”，也开创了自己全新的“文学宇宙”。8月7日晚，邱华栋接受了半岛全媒体记者的独家专访，分享了近年来的创作历程和心得。

寻“来处”转向西域书写，发现“文学的故乡”

记者：近两年，您从早期都市文学全面转向西域丝路历史书写、山河人文非虚构，推出《空城纪》《龟兹长歌》《敦煌变》《祁连山传》系列重磅作品，能否聊聊这次创作转向的核心契机与心路历程？

邱华栋：我50岁以前主要写城市文学题材，虽然自十五六岁发表小说，到现在写了40年，一直以小说为主，也触及其他文体。我一直生活在北京，擅长写北京的当代都市生活，如“北京时间”系列，主要写在北京生活的中产阶层、新兴阶层改革开放年代里的故事。我原来觉得我没有“文学的故乡”，莫言、刘震云、迟子建都有农村生活的经验，有老家有故乡，他们也创造了自己文学的故乡。所以北师大的导演张同道搞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专门选五六个作家拍摄。我觉得故乡是跟着我走的，我在城市生活，城市就是我的故乡，此地即故乡。

但是到了四十八九岁，有一天我梦见一个少年望着远处的天山逶迤而去，醒来后突然意识到那个少年就是我自己，站在我的出生地新疆昌吉遥望东天山。我内心很惆怅，意识到，近天命之年，内心里涌出了对出生地的眷恋；新疆的老同学、老朋友常给我寄石榴之类的新疆水果，一下子就激发了灵感，我花6年时间写了40万字，用了石榴的结构，把我对新疆的思念和古代的西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写了小说《空城纪》。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好像找到了我的文学的故乡，就是我的出生地。虽然我在北京生活，我发现此地又是他乡了。

我对北京的书写是以非虚构文学《北京传》为结束。作为小说家，人到中年，我对北京新的生活不感兴趣了。特别是读了青年作家石一枫的小说，他写北京城市生活的小说让我大为惊叹，颇有老舍之风，是写北京的最新一代好手。我肯定写不过他。我就决定转向，写写我“文学的故乡”。

当然我写当代新疆也有短板，我不了解当代新疆的生活，只是每年回新疆一两趟，都是文化活动，去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文学的古迹、汉唐遗址，但对当代多民族的新疆人的生活，我其实是不了解也不熟悉的。但是我有另一个长处，我用30多年时间熟读了古代西域和当代新疆2000年间的历史文献，西域历史地理的书籍我家里有上千册，这些文史资料我平时当闲书在看，读得津津有味；每年我还要回到西部地区，从内蒙到新疆、从青海到新疆，各种路线都走过，久而久之，这些历史典籍和我曾经探访过的汉唐遗址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于是那些已经死去的历史在我的想象里复活了，我特别激动，就写出了《空城纪》。

读千卷书行万里路，打造“西域纪传”系列

记者：找到“文学的故乡”，您规划了怎样一个“文学的宇宙”？

邱华栋：我的写作主要源于一种热爱。因为《空城纪》的完成度不错，我比较满意，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了不少好评，获评2024年度中国好书。我感觉意犹未尽，就应新疆文化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之邀将龟兹的部分扩充成长篇小说《龟兹长歌》，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将敦煌部分扩充成15万字的《敦煌变》，利用2024、2025年假期分别完成，这样算是从《空城纪》里长出来两根枝干，长出了两个独立的小长篇。

到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大概能写一个系列的以西域历史地理为背景的小说，我的长处就激发出来了。我有了一个计划，在写作方式上叫作“星云聚集式”，就像恒星互相吸引形成一些星团星云，我打算写一个“西域纪传”系列，现在计划的四部小说，我已完成三部，第四部《北庭大书》正在创作中。我的出生地昌吉在唐代时叫北庭，东汉就开始在那边屯田，有非常丰富的历史。等于说，我是到了50多岁才敢、才有能力写自己的出生地，这主要是建立在读千卷书、行万里路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30多年的不断探访、持续阅读西域历史材料，再加上我的想象力，我写不了这个题材。《北庭大书》是一个全新式的小说，跟《空城纪》没关系，我用9个场景来呈现从新石器时期到东汉、一直到当代的历史性进展，现在写了5万多字。这四部小说组成了一个西域2000年风云变幻的系列。

我左手写小说，右手写诗歌或非虚构。报告文学作家徐剑受青海人民出版社邀请策划了“新山海经丛书”和“新水经注丛书”，邀请我写青海的一座山、一条河，非虚构作品《祁连山传》7月下旬刚刚出版，我用7个角度来呈现祁连山，给读者带来百科全书一样的知识；还有一部《北疆的河》。这两部非虚构也是我“西域纪传”系列的一部分，是对我小说的补充，这样组成了一个越来越宏大的文学世界。

我写祁连山还有一个意图，我发现中国人在最近20年来，对“中国之大”和“中国之美”的认知，有了很大的空间上的变化——向西走，越来越远，说明中国人在空间美感上有了很大拓展，这也让我有信心去写西域的历史和地理。因为它是多民族、多种文化的碰撞，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就能呈现出来，这也是我写《祁连山传》的一个潜在意图。

《北疆的河》也是一部非虚构，16万字，我写我的出生地附近的四条河，我都用手触摸过河水，所以才敢写。4+2构成了我的“西域纪传”系列，这就是我现在干的活。《北疆的河》刚交稿，大概明年年初出版；《北庭大书》估计明年年中能完成，年底出版。实际上从2017年写到2027年，十年的时间，我一共写了这6本书。

四个角度回望2000年西域历史

记者：您分别用“纪”“长歌”“变”“大书”为四部西域小说命名，有怎样的考虑？

邱华栋：我看到遗落在新疆大地上的古城废墟非常感慨，心情复杂，好像一下子穿透了2000年的时空，看到了废墟上走动的人和事，想起司马迁写的《史记》，我就想，如果我能给它写个纪和传多好啊，用小说家的想象力恢复一座座废墟和古城上人的声音，于是我就用了纪传体的“纪”，以《空城纪》给他们写传。

《龟兹长歌》，整部小说从头至尾贯穿着一个乐器汉琵琶，这把汉琵琶是当年汉武帝派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时，从长安带过去的，历经2000年，这把汉琵琶2024年出现在新疆维吾尔族一个民宿的后院里，只剩下一块圆木头了。这是解忧公主带过去的那把汉琵琶的残躯。我通过汉琵琶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大主题，但小说就是小说，所以它必须变成龟兹“长歌”，跨越2000年的歌，里边有很多关于音乐的故事。

《敦煌变》为什么叫“变”呢？因为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很多唐代的文书、文献，有些是唐代流行的佛经的说唱文学，以说唱的形式来传播佛理给大众，叫“变文”，又叫“敦煌变文”。第一个“变”，是对这种文学形式的致敬。第二个“变”是因为在佛教绘画里，特别是敦煌壁画里有经变画，就是把佛经的内容通过绘画方式呈现出来，比如降魔变。敦煌一铺一铺的壁画都是各种经变画。第三个“变”是世事无常的变，我写《敦煌变》选了10个洞窟，把普通人的命运、生活与敦煌洞窟的开凿联系起来，建立普通人跟一个伟大的文化遗产的关系，将10个普通人跟10个洞窟建立生命的连接，这就叫“敦煌变”。

到了《北庭大书》，我一直在读唐书，经常翻《旧唐书》和《新唐书》，觉得汉唐有一种气概，他们在石头上刻石书，还有绢书、纸书，我要写出新的有史书气概的小说，是对历史书的反过来的致敬。

这样就像是四个角度来看2000年的西域历史，我希望小说有吸引力，将中古时期（汉以后，宋之前）的中华文明气质表达出来，汉朝的开拓进取，唐朝的开放包容，那种气概，我读历史书籍读得血脉偾张。我们当代中国人应该重新找到这种气概，才能在全球化时代找到迈向未来的道路，古代的文明基因里藏着我们中华文明的密码，就是中古时期这种气概。在西域题材的书写上，我好像找到了那种感觉。我也找到了我的文学的故乡，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用更大视野描写中国”，文学大有可为

记者：对比您早年写都市、写当代知识分子，您觉得现在写历史、山河，自己的写作视野和心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邱华栋：最大的变化是我现在57岁了，看待各种事情的时空感变化了，二三十岁时主要关心个人成长，人在城市中如何实现生命的价值、事业的价值等；但到了五六十岁，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叠加，对历史更感兴趣了。因为所有当代生活，都能在历史的探寻中找到过去的影子，投射到今天就变成了回声。所以我觉得，面向过去就能找到走向未来的路。我写这一系列西域历史地理小说，感觉特别有意思。我写了40年才开始动用我的出生地的文化经验，写起来觉得特别开心，心境就变化了。写都市生活是无根的飘零，写西域题材的历史小说，反而有种回乡的喜悦，这是很奇妙的心理活动。

记者：您以西域古城、消逝文明为载体，相比宏大的王朝历史，为什么更愿意从“废墟、古城、故城”切入讲故事？

邱华栋：我每一本小说从小切口进入，例如《空城纪》里的于阗六部，通过雕塑、钱币、绘画等6个方面来呈现于阗佛国的历史，通过一枚钱币的命运来呈现古代文明的一部分；例如我写简牍部，一家博物馆柜子里的四块简牍，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个人的命运故事，我让简牍在柜子里讲自己的故事，来呈现千年时空里人的命运。我的每一部小说，大的方面讲西域历史地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的入口都是非常有趣的，全是小切口进去讲故事。读者是普通人，作家也是普通人，感情是相通的。所以写这种小说，一定要以普通人的视角切入，用这些可感可亲的具体的小人物的故事，来呈现大历史的风云变幻。

记者：您一直强调“用更大视野描写中国”，在您眼中，新时代的中国叙事，应如何兼顾历史纵深、地域广度与人文温度？

邱华栋：作家可以从自己熟悉的小题材切入，来回应国家正进行的历史性发展。我在丝绸之路上耕耘，从这个角度呈现“一带一路”里的古代景观，应和了我们的伟大复兴，做出一个作家文学上的想象和表达。但这必须是文学的，必须通人性，要有故事，有人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美感。所以我觉得作家还是可为的，可以把视野扩大，要呈现出连接起过去、现在、未来的想象空间。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