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春秋丨贺敬之：“老延安”的红色记忆

贺敬之，笔名艾漠、荆直等，著名诗人、剧作家。1924年11月出生于山东峄县（今枣庄市），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

贺敬之

“小山东”成长在延河岸边

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贺窑村一个贫苦农家，小学毕业后报考了不收学费的滋阳简师（滋阳即今济宁市兖州区）。时逢全国抗战爆发，学校南迁四川，改名国立六中，贺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驻梓潼县城内。1940年4月，贺敬之与其他3位同学相约投考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不久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晚年，贺敬之回忆当年到延安的经历时说，4个人怀揣自制的假身份证、假通行证，换上八路军军服，作为第一二九师勤务人员，坐着卡车向延安进发，是与董（必武）老、徐（特立）老、吴（玉章）老同行的。“董老、吴老是作为国民参议员身份去延安的，徐老扮为押车人，他们3人挤在卡车前的驾驶室里。卡车在雨中颠簸而行，途经洛川时，车被国民党哨卡卡住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由于董老、吴老是国民参议员的身份，经过几番交涉，卡车被准许北行，终于到了盼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1956年3月，贺敬之与延安群众。

奔赴延安途中，贺敬之写下了组诗《跃进》：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幕/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像愤怒的大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我们四个/喘息着/摸索向前方……

到延安后，组织上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鲁艺，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上高中。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他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就是为了投考鲁艺。他向老师提出自己的要求，老师答应让他去试试。于是，贺敬之携带组诗《跃进》，赶赴鲁艺报考文学系。

考过几项之后，最后进入面试阶段。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对文艺理论等专业知识答不上来。晚年，贺敬之还记得当时的考官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那个时候我不到16岁……何其芳说鲁艺现在正规化了，对学生要求也比较高，他建议我考青干校。我当时想自己肯定考不上了，发榜那天，连看都没有去看。”

虽然感到失望，但贺敬之也因此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被鲁艺文学系第三期录取了！后来他打听到，是何其芳决定录取他的。何其芳说：“我看了他交来的几篇作品，特别是他的诗，是很有些诗的感觉的！”

在鲁艺，贺敬之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营养。周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周立波的名著宣读、何其芳的诗歌课，使他感到知识的海洋是如此宽阔。在学习期间，他向何其芳交了一篇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写成的习作。何其芳在其系列抒情长诗《夜歌》第三章中写到了贺敬之这首诗给他的感受，称不满16岁的贺敬之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在鲁艺传开。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宝塔山

当时，为打破日伪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以南泥湾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风华正茂的贺敬之，投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深入到热火朝天的解放区建设工地，写出了一批歌颂党、歌颂革命、歌颂根据地的诗歌和歌词。

1943年新春佳节，鲁艺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全体官兵。鲁艺新秧歌运动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安博找到贺敬之，请他创作一首关于南泥湾的歌曲。

19岁的贺敬之被第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接到任务的当天便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歌《南泥湾》歌词。写完歌词，贺敬之找到鲁艺同学马可帮忙谱曲，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作曲，由郭兰英演唱：“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呀满山，学习那南泥湾，处处呀是江南，是江呀南。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从此，《南泥湾》一歌走红，传唱至今。

《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地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南泥湾》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此，《南泥湾》更加广为流传。

《白毛女》走红的背后

不论是作为剧作家，还是诗人、词作者，贺敬之都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哺育下成长、成熟起来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史上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讲话联系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在未参加座谈会的鲁艺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泽东来给他们吃点“偏饭”。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

“那时，我还不到20岁。座谈会我自然没有资格参加，但座谈会之后，毛主席到鲁艺又作了一个讲演，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范围内要努力学习，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知识分子要放下架子。这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文艺界影响很大。”谈到这个话题时，贺敬之显得有些激动，目光变得更加深邃，思绪仿佛又飘回到那个激情荡漾的年代。

那天下着小雨，学校没有上课，贺敬之刚要出校门，就见一个人牵着马走来。贺敬之觉得来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心中突然一热，这不是毛主席吗？他急忙转身往回跑，一口气跑回宿舍，把“毛主席来了”这一喜讯告诉了班里的同学们。大家争先恐后地拥出窑洞，正好看见毛泽东和随行的几个同志被院领导迎进中院北面的平房里。很快，钟声响了起来，全院师生立即到篮球场上集合。毛泽东站在篮球场中央，身穿带补丁的旧军装，脚穿与战士一样的布鞋，面前摆放着一张小桌，开始对全体师生讲话。

当时，贺敬之的位置离毛泽东很近，“我搬个小马扎坐在人群第一排，和其他师生一起聆听了那次讲话，并在轻松的笑声中接受了终生难忘的马克思的新型文艺观。在那之前，我的糊涂观念很多，对革命、革命文艺的认识不是很深刻，甚至有一些错误认识。”在晚年，贺敬之毫不讳言自己年轻时的幼稚，很坦然地说：“学习了《讲话》后，我才对‘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有了根本的、系统的认识，并且开始自觉地改造自己。‘文艺为什么人’，这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它指出了我们文艺工作者该走什么样的路；‘如何为人民’，则很好地回答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践和生活实践的一系列问题。”

年轻时的贺敬之与夫人柯岩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起，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是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打下了深厚基础。

贺敬之参加了秧歌队的集体创作，许多歌词都由他来写。除创作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等歌曲的歌词之外，贺敬之还写过小秧歌剧《瞎子算命》《拖辫子》（与作家丁毅合作）等。在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文艺宣传战役中，他始终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一切为了革命、群众和军队的需要，发自内心的创作激情如喷涌的激流一样，鼓荡在陕北的革命大军中。

形成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白毛仙姑”的传说，通过多种渠道传到了延安，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1944年，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的草稿。在鲁艺领导研究为当年“七一”献礼的节目时，周扬主张将“白毛女”这一题材创作成剧目，随即便成立了《白毛女》创作组，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让年仅20岁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

“我太年轻了，当时我还不太敢接受这活儿，担心写不好。组织跟我谈话，说你参加过秧歌剧的创作，也是农村出身，了解农民的悲苦经历，你就放心去写吧。”《白毛女》虽然有现实故事作为依据，但是要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需要创作者具有相当深厚的生活积累、文字功底和艺术创造力。当时贺敬之参加文工团已有两年时间，是在深入生活和参加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接受这个任务的。

仔细研究这个故事后，贺敬之发现了蕴藏其中的闪光点，抓住了它更积极的意义，即通过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这一主题。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剧情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在小窑洞里，他写着写着，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喜儿的悲惨命运、财主狗腿子的丧绝人性……创作激情仿佛是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全变成密密麻麻的文字挤在他的稿纸上。

《白毛女》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观看后哭成了一片。作品表现了农民在新旧社会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以强烈的义愤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又以饱满的激情讴歌了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的新生活。

“在《白毛女》中，第一幕里全部的细节和情感都是我的，真正触动我的感情、真正体现出我的灵魂和特点的就是整个第一幕，因为这种生活和感情我比较熟悉。这一幕我写得很专心，写到杨白劳自杀了，我精神恍惚。其实，到延安后我就写过一篇名为《两根秫秸》的中篇小说，写的时候我也哭了。小说描写的一个老农民，瘦得像根秫秸一样。他就是后来我写的杨白劳啊……”贺敬之回忆说。

贺敬之每写完一幕，作曲者就开始谱曲，然后刻成蜡纸油印，导演和演员就开始试排试演。一次次听取院内师生和院外群众的意见，开创了边写边排边修改的“流水作业”新模式。后来，专家们建议结尾处加一场重戏，但贺敬之由于连夜苦战累倒，住进了医院。于是由丁毅接过笔，写完最后一幕“斗争会”。

合力、协力、接力……集体智慧之下的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于1945年4月28日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这是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主题。时值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来自全国的547名正式代表、208名候补代表来了，延安各机关首长来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首长也来了……大家聚集一堂，观看演出。

贺敬之这样回忆首演时的盛况：“演出时，我负责拉大幕，我格外注意台下观众的一举一动。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我看到毛主席和其他参加‘七大’的中央领导一起起立鼓掌……”

中央党校礼堂演出后，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央书记处的评价是：“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当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

《白毛女》在延安前后共演出30多场，机关、部队、群众——大多数人都看过了，有的人连看几场，还有人远远地从安塞、甘泉赶来观看。延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飘荡着《白毛女》中《北风吹》《扎红头绳》《我要活》等经典唱段的旋律。演员们走在街上，常常被人们围住说：“看，这是白毛女！这是杨白劳！”人们都同情他们。扮演黄世仁、穆仁智、黄母等反派角色的演员则“倒了霉”，孩子们常常在从鲁艺到党校大礼堂的路上包围他们，骂他们“大坏蛋”“地主婆”，还用土块、石头砸他们。

晚年，每当谈及《白毛女》，贺敬之总要强调这是“集体创作”，他本人只是其中“普通一兵”，“因为活得长一些，所以现在便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同时，《白毛女》除接受了专家、艺术工作者、干部的帮助之外，也是在广大群众的批评与帮助之下完成的。“这说明新的艺术为群众服务，群众是主角，是鉴赏家，是批评家，有时是直接的创造者。”

“老延安”岁月不改的赤情

贺敬之家的书架上挂着一块小手绢，那是一件旅游纪念品，手绢上印的是延安宝塔山。延安，那是让贺敬之魂牵梦绕的革命圣地。说起延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延安是我真正生命的开始，是母亲延安用乳汁哺育我们成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79年11月，贺敬之、柯岩夫妇一起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留影。

贺敬之在延安生活了6年，由热血少年成长为信念坚定、学识超群的青年知识分子。自抗战胜利后离开延安，再回到延安已是1956年3月。当时，贺敬之陪同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一起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青年大会要举行联欢晚会，要贺敬之出个节目。贺敬之决定用信天游的方式写一首《回延安》。由于回到延安倍感亲切，心情激动、彻夜难眠，3月9日夜，他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眼泪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嗓子失音唱不出来了，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后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把诗稿拿去广播，随后诗稿又在陕西作协主办的《延河》杂志上全文发表，感染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让贺敬之意想不到的是，《回延安》这首诗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却真挚动人。《回延安》曾经是那个火红时代的强音，感染过千千万万的读者。在这首诗里，贺敬之酣畅地抒发着自己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这首诗也为他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2年冬，贺敬之第二次回延安。“当时，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为落实‘十二大’精神，我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到西安参加西北五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我顺访了延安。”看到延安在脱贫致富的路上起程，贺敬之很是高兴，写了一组诗歌颂延安。返回北京的路上，他又创作了新古体诗《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诗中“印月”“清凉”系双关，延安有清凉山、月儿井，井上建有印月亭。

2001年5月，77岁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参加陕西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年会。他重上宝塔山，寻访梦中的母校，走进毛泽东当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杨家岭……面对那熟悉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和乡音，贺敬之感慨万千。这次回延安，贺敬之被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聘为名誉院长。

“延安对我来讲，就是我的第二生命。我是吃延安的小米、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延安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艺术道路，所以我把延安称作母亲。”贺敬之说，延安就像母亲一样，给了他无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