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曙光：再谈编辑的素养和修为

近日，为写有关孙犁的文章，又重读了先生的若干作品，对编辑工作遂产生一些新的认知。大约是在三年前，我写过一篇《编辑的素养与修为——从作者、稿件、稿费谈起》的文章，即是阅读孙犁之后的感想，在《文学自由谈》刊发时，编辑删去了副题。此次在写续篇时，便不另加副题，顺着前一篇的思路，再谈谈编稿、改稿和投稿的一些感知。

孙 犁

那篇《编辑的素养与修为》反响很好，文友们读后纷纷发微信给我，表达他们的认可和同感。我在报纸副刊任职期间，心思与精力全花在报纸的版面上，与文学期刊打交道不多、关注不够，偶尔写一点东西，大多刊发在自家报纸上，投到外地报纸和期刊上的作品有限，主要有《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雨花》《朔方》《山东文学》《长城（丛刊）》等若干家。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在离开报纸副刊编辑岗位后，由编辑转换为作者，感觉自然是不一样，在职时投稿的情景大都淡出了记忆，时过境迁，再向外投稿又是一番景象。我满心希望自己转为作者身份后，也能够遇到像我做编辑时那样的编辑，认真对待每一位作者和稿件，现在看，这样的要求并不过高，我确实遇到了好编辑和真心的朋友，但也亲历和听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令人感慨。于是，趁着前篇文章的余兴，再说些心里话。

编辑的素养与修为从哪里来？从学习中来，从编辑工作的实践中来，从与作者、作家的交往中来。较早前，我读到刘益善兄的一篇文章《一个作家与一份报纸的情缘》，讲述作家与报纸副刊编辑的关系，我深有同感。益善兄说：“作家与报纸副刊的关系是紧密的，分不开的。一个作家的成长，如果没有报纸副刊的协助，是有缺陷不完整的。没有哪个作家与报纸副刊没有来往，没有哪个作家没有得到过报纸副刊的帮助。我与《湖北日报》交往半个多世纪，我们有断不了的情缘。”益善兄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主编，创作有大量文学作品，应属于作家行列，他的这段话，是带有感情的内行话。引申而出的是，我编报纸文艺副刊时间较长，几十年耕耘在园地里，付出、奉献了全部的青春岁月，对编辑工作早已不是一般的感情了。我结交过不少国内文坛的作家朋友，与他们结下的情谊，有些已远超了普通的作者关系。益善兄应是其中一位，从我在职时起，直至退休，他一直在为《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写稿。而且，我们是真正的稿件之谊，虽然未能有机会谋面，但他当年的手写稿纸上，那些抄写得规规整整的钢笔字，我至今留有印象。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编辑做到这个份儿上，才能无愧于心，尽到了本分。对待业余写作者也需这样，作家毕竟是少数，编辑面对的是更为广大的业余作者，我对待他们的稿件，可以说是一视同仁，没有丝毫的懈怠和慢怠，花费在他们身上的功夫和精力反倒是更多。我的这份初心，来自孙犁先生的精神滋养，他以自己丰富的编辑经历，留下了很多经验之谈，这成为我学做一名副刊编辑的遵循。孙犁先生的创作成就，与报纸副刊有着割不断的缘分，他晚年写稿，绝大部分都发表在了报纸副刊上，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报纸的副刊编辑，都与孙犁先生结为挚友，约稿、寄稿费、赠样报、书信联谊、登门拜访，在整个报纸副刊界，我赞佩他们为优秀的副刊编辑，并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折服。

我珍惜这种传承，寄望孙犁等前辈建立的办刊理念，及党报副刊编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能够一代代地传续下去。编辑每天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看稿，报纸天天出版，副刊的需稿量很大，源源不断的稿件永远看不完。报纸和刊物都设有自己的邮箱，诚邀读者和作者们投稿，报纸邮箱登在版面里或是报眉上，刊物大多在版权页上，都非常醒目。编辑日复一日地面对来稿，处理方式却大相径庭，有及时看的，也有延时阅的，或许也有看不过来的，每位编辑手里都有着太多的稿件，说是堆积、积压也并不过分。孙犁在《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中说：“我不愿稿件积压在手下，那样就像心里压着什么东西。我总是很快地处理。”现在不同了，光是知名作家、熟悉作者、朋友推荐的稿件就有不少，别说还有主编交来的可用可不用的稿，足够责编应付的了，这就难免会贻误邮箱里的自发来稿。难怪老是听到作者言之凿凿地说，编辑是不看邮箱里的来稿的，没有关系、不认识编辑就别想发稿，这种误解极为普遍。

我以前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现在仍然不同意。我做编辑时，每天都会打开邮箱，从中发现可用稿件。我始终认为，负责任的、有良心的编辑是绝大多数，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心向读者与作者，希望刊物发表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如果说也有个别，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看稿这个问题上，因人而异，即便是朋友、熟人托付的、转交的，质量不够也是发不出去的，如若写得还算可以，作品似在可发可不发之间，那么，稿件大约还是发不了的，因为此位作者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难以想象的是，这种稿件一等就是三个月，有时候时间还会更长，作者本人不好意思催问，规定的退稿时间都过了，才好意思托人问询，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予采用。退稿理由有很多种，真正让作者满意的、真心接受的并不多。一位文友曾跟我说起一件给刊物投稿的事，那是一篇散文，三个月过后才敢打听结果，得到的答复实在难以接受，又不好与编辑翻脸，便将稿子稍加变动，转投给了另一家刊物，哪知，一周之内就接到那家刊物“可用”的反馈。这样一来，文友的心情愈加难平，这是差别，还是差距？抑或是人为因素，另有隐情？不得而知。

不看稿件质量，不以作品水平为选用标准，仅凭一己识见、个人眼光，就将可用之稿退将回去，很是伤了作者的心。叹息之余，只能为这样的编辑作风感到悲哀。其结果，多半是会伤及刊物名声的，好在那位文友并不想张扬此事，也不愿意得罪编辑。听了文友的讲诉，我想到的是，作者都看好自己的作品，就像对待新生儿那样，充满了热望和期盼，遭到退稿后自是难以接受，那就放松心态，将稿子转投他刊，或许还会有一线生机，东方不亮西方亮，一篇已经达到发表水平的作品，不会被埋没，是能够找到发表机会的。 

也是，相熟关系的稿件还看不过来呢，哪有工夫再看其他稿子，关键是编辑看不上这样的作者，也便无暇顾及其作品了。编辑手中握有实权，不仅见仁见智，还会有远有近，有亲有疏。我在上一篇《编辑的素养与修为》中，曾含蓄地提到过一些刊物编辑工作的不规范，似乎就被对号入座了，误将善意视为了恶意。也罢，那就敬而远之吧。

文章千人千面，不拘一格，报纸文艺副刊的版面上，每篇文章都各具特色，同样，一本刊物也不能要求每篇文章，都是一副笔墨，追求同一种风格。孙犁先生总结自己的编报经验时说，对待作者稿件，一定要慎重、精心，一般情况下，能不改的就不改，不要替作者做文章。在《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中，孙犁就说：“我不大删来稿，更不喜欢替人家大段大段做文章。只是删改一些明显的错字和极不妥当的句子，然后衔接妥帖。我也不喜欢别人大砍大削我的文章，不能用，说明理由给我退回来，我会更加高兴些。”可惜，前辈编辑的经验之谈，在传承中未能被完全重视，新闻、出版等单位的年轻编辑，苦于无人真心传授真经，在往后的编辑业务学习中，似应将孙犁文章列为主要科目，着力强化年轻编辑的学养。 

报纸文艺副刊需要短稿，刊物的篇幅则可以稍长些，在内容上，报纸要求清新明朗，有时代感和时间性，刊物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与深刻性，崇尚时代画卷。在对待作品的品质及把关上，编辑的审稿标准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在各自具体的选稿中有所侧重。因此，修改稿件是编辑的正常工作，应尽之责，为了一篇稿子能够顺利发出，编辑往往会付出很多心血，目的就是使作品更加完美，以优质的“产品”，接受读者的检阅。但有些修改也会出现失误，造成谬误。孙犁在《关于编辑和投稿》中说：“改稿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认识的字，不知道的名词，就查字典，或求教他人，或问作者，这都是工作常规，并不丢人。作者原稿，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可删可不删者不删。不代作者作文章（特别是创作稿）。偶有删节，要使上下通顺，使作者心服。敝帚自珍，无论新老作者，你对他的稿件，大砍大削，没有不心痛的，如砍削不当或伤筋动骨，他就更会难过。如果有那种人，你怎么乱改他的文章，他也无动于衷，这并不表现他的胸襟宽阔，只能证明他对创作，并不认真。”在另一篇《谈校对工作》的文章中，他对某丛刊编辑将自己一篇文言文里的“所为”改为“所谓”，“亦”字全都改为了“也”，这种想当然地改动文字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有的编辑喜欢删改作者稿件，认为不妥的地方，或是自己看不顺眼的词句、叙述方式，挥笔就改。殊不知，你给人家改错了，在没有完全弄明白文章本意的情况下，误将本意改反了，意思搞错了。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编辑本人是不知情的，因为作者不愿意得罪编辑，不好意思点破或据实相告，使得编辑难知其详，反而自我感觉良好。我年轻的时候，约来名作家的稿子、编发的作品受到好评、得了个什么新闻奖项，会很高兴的，那是编辑水平的体现。

作者的稿子被删得太苦，都会感到心疼，没有办法，事先编辑不会通知作者，通知了又当如何？有的作者只好在作品发表之后，另寻其他的报或刊，争取全须全尾地再发一遍，以求作品能够完整面世。一位作家朋友，老年后的笔力更加饱满，文字精到，别具特色。那次，他有一篇新作发出，友人提出疑问：“那是您的文章吗？怎么变风格了？”答曰：“那是编辑给改的。”这不是笑话，却引发笑谈。编辑深知这位作家的影响，想发稿却又不习惯这副笔墨，便擅自改换语气，改成了编辑“自己的”文章，就这样发了出去，署名仍是人家的，不能改的，难怪读者会生发疑问，落得个编辑受累不讨好，作者更是不满意。

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看到错登之处会哑然失笑，多数人会认为是作者所为，进而会想“编辑都没有看出来”“编辑怎么没有改正呢”？殊不知，有些错处是作者笔误，有些却是读者难以想到的，那竟然是编辑给改错了。这种情况虽很少见，但还是有的，也有时读者一眼带过，没太注意，作者却是不会错过的，苦笑之余，心里当然感到别扭。孙犁先生每有文章发表，总是会认真阅读一遍，看看是否有错字、误排和编辑修改，一旦发现文章有改动，便仔细揣摩并分析原因，改得对的就虚心接受，改错的也记录在案，记取得失，以免误导读者。

我有一篇写编辑与作家交谊的散文，写到这位作家的作品发表在《天津日报·满庭芳》副刊版上，刊物编辑却改为作品发表在“满庭芳专栏”上，就这样发了出去。一般读者看不出这里的门道，懂行的同仁、文友，在尚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会怪作者干了一辈子报纸副刊，怎么连版面和专栏都分不清了？“满庭芳”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版名，不是专栏。版面之内分设有不同的专栏和栏目，用以刊发各种类别的副刊作品。这样一改，就将副刊版面与专栏混淆了，“满庭芳”变成了专栏，意思拧了，也读不通了。想不明白，编辑为什么要这样改动，是怀疑作者写错了吗（作者可是编报纸副刊的）？这种错改，起码是不熟悉报纸副刊，有想当然的成分。如此，是谁之过？

《天津日报·满庭芳》

再举一例。我的另一篇散文，是写报纸副刊编辑拼版时，在设计好了文字稿件后，会挑选一幅画，放在适当位置，起到美化版面的作用。可就在这个“画”字的前面，刊物编辑加了一个“插”字，变成了“插画”。我见到刊物后，真是哭笑不得，画和插画有着不同含义，在具体用途上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我这里所说的画，是专指报纸副刊版面上的画，像文字稿一样，也属于作品的一种，专门用来调剂版面，具有装饰、活跃副刊版面的效果。每次拼版时，编辑都会有意识地挑选一幅画，比如，中国画、工笔画、水粉画、油画等等都可刊用，是横是竖是方是圆，根据版式需要任意选择，编辑拼版时，将小说的配图称为“插图”，而将选用的单幅画叫做“画”。这种叫法作为报纸编辑行话，从做报纸副刊编辑的那天起，我就从前辈编辑那里沿用下来，外界不得而知。刊物编辑对报纸副刊工作不甚了解，又是想当然地挥笔便改，将报纸副刊的习惯用语，改成为出版社刊物的习惯叫法，这其实大可不必改的。真乃多此一举。

报纸副刊编辑没有“插画”一说，而“插图”却是经常要用到的。那些年间，我常跑百花文艺出版社美术组，约请美术编辑为副刊作品画插图，先送去小说稿的小样，两三天之后再取回画好的插图，王书朋、陶家元、魏钧泉等人的插图，感觉、线条、见报效果都非常好，他们的插图提升了报纸副刊作品的影响力。还有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李风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刘希立、季源业，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美术编辑。如今，他们之中已有几人不在了，我在这里特别提到他们的名字，是没有忘记他们曾经为我们的报纸文艺副刊，付出过心血和劳作，他们绘制的插图连同他们的名字，将永久地存留在报纸副刊的园地里。

作为一种怀念和铭记，我怎么能忘却曾经的工作经历，当年的编辑流程都清晰地印刻在记忆里。为了编好副刊版面，编辑为小说稿配插图、为散文画题图，即是为了美化副刊版面，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也有编辑重点推荐作品的用意，一幅好的插图在版面上相当亮眼，更是对小说作品的再创作。

以上两例，我都不曾向当事编辑提起，免得人家尴尬。故在此文中提及时，隐去了原刊刊名及我散文的题目，这是完全出于善意的，所提事例实为敬畏文字，如若沉默不提，这些文章小事，读者及改稿编辑便难得其详，永不知情。编辑工作讲究认真态度和敬畏之心，什么时候也不能轻视或低估了编辑之责。认真仔细应该成为编辑工作的特性，须臾不可淡忘，而“敬畏”二字，先有敬而后畏，才能深心入脑。医生手术、数学家演算、金融家运筹，等等，难到不需要有敬畏之心吗？同样需要。我那时候看稿，稿件上遇到难题，就给作者拨一个电话，问问清楚，方便得很。这种办法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便捷，一下子就弄明白了稿子上的问题。是不耻下问吗？看是怎么理解。有的编辑自有一套，自以为是，大笔一挥，删掉。有时候，删掉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也绝不是最好的办法，删得不妥，很容易出现上下段落脱节、行文不能衔接等新问题。因此，编辑严把报纸、书籍的文字关和质量关，打铁先得自身硬，理应具有神圣的责任担当。

我虽干了几十年报纸副刊编辑，至今不认为编辑比作者高明多少，我在编辑工作中，也有改错稿的时候，愧疚之心常在。我多么希望现任的年轻编辑，在看稿、改稿的过程中，遵照编辑工作规律，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编辑这个行当学无止境，用心就好，敬业和爱岗都是在工作中修成的。

编辑负有辅导作者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地方报纸、刊物，新作者和有潜质的作者，需要编辑下功夫培养，如果能够为作者提出中肯的审稿建议，那将是作者的荣幸。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它们的小说组、诗歌组的编辑专业性很强，不论是出版小说，还是诗集，都相当有“难度”，作者必须要经过编辑这道关，一部作品不修改个两遍、三遍的不算完。但是，这样反复打磨出来的作品，一经出版，绝对是一部好作品，多少年之后也不会有过时、落伍之说，仍旧是一部好作品。现在不行了，一位老年作者前些年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挺骄傲地跟我说，出版社同意出版，而且没有改动。我听了，感到悲哀，一部长篇小说几十万字，出版社编辑除了错别字、标点符号等，其余没有一点文字、结构、内容上的修改建议，作者怎么写就怎么出版，这样的书籍能打动读者吗？

现今诗坛上也是多有乱象，许多诗歌作品内容浅薄、低劣，甚至都读不成句，念都念得磕磕巴巴，诗歌的吟诵功能荡然无存，读（看）不下去的诗歌还会有知音吗！这样的“作品”竟然出现在一些知名的刊物上，让人大倒胃口。这样的所谓诗歌登载出来，就不怕公众舆论，不怕读者吐槽？编辑送审这样的稿件，主编不需要审定吗？这或许就是主编授意与办刊思路，也或许主编根本就不看，听由编辑“胡为”。本来诗歌创作已是乱象丛生，抄袭剽窃的、发重稿的、质量堪忧的，还出现在新诗中夹杂散文、随笔、小说式的段落，令人大跌眼镜。既然标注为诗歌，为什么混入其他体裁的文字，是想创新，还是想哗众取宠？不如就来个明目张胆，在标注为诗歌的题目之下，干脆就以散文、小说等形式出现，千万不要分行，不要用分行的诗歌作掩护，公开亮相这就是诗歌的“创新”之举。

估计没有这样的胆量，不是编辑没有，是主编没有，再怎么样，也不能丢了饭辙，没了饭碗啊。编辑是要有定力的，编刊物不能随波逐流，跟风跑。不然，就会给自己的编辑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前一段时间接连出现在刊物上，还有人在继续“创作”这样的“作品”，无知又可怕。透过表面现象往深里说，深里是什么？是想改变博大精深的中国诗歌的样式？这样说似乎有些高抬了，不可能啊，起码现在不行，这些人也不行。

在诗歌创作方面有追求是可以肯定的，但不论崇尚什么流派，用什么表现手法，你的诗作总得让读者看得懂吧？反之，你的所谓诗歌，就达不到文学作品应有的精神力量，不能起到影响、感染、激励读者的作用，这样的写作还会有社会价值吗？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编辑诗歌作品时，主张诗歌作品也能打头条，刊发过不少老诗人的新作，还曾编发过一期“青年诗歌专版”，报社副总编辑在我写的编者按里，特别添加了一句话“人人都能看懂，是最起码的要求”。这么多年过去，我编诗、读诗、写诗、讲诗，都离不开这句话的影响，它朴素、直白、居理，是诗歌创作绕不开的一道分界。

近来，我又读到《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的诗歌作品了，适合报纸需求的新诗，既可以增添副刊作品的种类，又能增色副刊版面，更重要的是，内容健康、富有韵味的诗歌，为读者提供了阅读和欣赏的模式。我喜欢《人民日报·大地》上刊登的诗歌作品，书橱里存有不少年轻时的剪报，非常怀念“大地”上发表过的长篇抒情诗，一直关注老作家、老诗人们的作品，始终认为《人民日报》副刊的诗歌作品，具有诗歌创作上的引领作用，不知道编辑们知否这样的时代重托。作为读者和作者，我寄望报纸副刊园地里的诗花纷呈，香馥四季。

《人民日报·大地》

诗歌是报纸文艺副刊的重要品种，我常会想起当年到北京组稿，总要去《人民日报》文艺部，认识了徐刚先生及之后的卢祖品先生，他们都编辑过诗歌稿件，为我发表过诗歌作品，还有《光明日报·东风》副刊的诗歌编辑韩嗣仪先生。这都是四十多年前的旧事了，我所以还记得他们，是因为作为大报编辑，他们没有一点架子，能用的诗稿当场就能定下来，不适用的更是及时退回来，平易而又亲和，让作者有归属感。哪像现在，你投了稿去，他竟然不理不睬，有时连个微信的“收到”都不回。忙啊，要办的事情太多了，哪里有时间回复这样的“圈外”作者。

我的一位文友，在一家大型刊物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我将网上的目录转发给他。他回复说，现在小说相当不好发。我说，散文、诗歌也是同样。他回复了两个字“圈子”。我想起北京的一位文友，曾经跟我提起过“圈子”一词，说得很直接、尖锐。我听了都不太敢相信。作品不好发的原因是什么？是刊物少了，还是作品的质量提高了？似乎都不是，这个问题是深层次的，客观因素、内部机制、刊物定位、编辑好恶等等，都会左右作者发稿的难易程度。

当下文坛呼唤真正的批评之声，而不是对作品的一味说好，“捧杀”对年轻作家尤其有害，如若能对一部作品，或是针对某位作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其实是好事，但现实情况似乎不允许这样做，将“批评”换成了“褒奖”。有的刊物时兴在发表小说的同一期上，即配发长篇评论，作品还未面世，就先写好了推介长文，编辑部是想先入为主，根本不顾及读者做何反应，先把吹捧的话说在前面。其实没必要，读者及社会反响才是关键，留出宝贵的版面多发一点作品不好吗？想想孙犁先生的创作，他的早期作品哪篇没受到过“批判”？而今，经过时间检验和历史考验的好作品，不但不朽，而且都成为了文学经典。

这些年来，主动为作者寄赠样报的报纸副刊不多了，很是遗憾。作者给报纸副刊投稿，是对报纸的喜爱和信任，稿件刊登后，怎么也得给人家寄份样报留作纪念，即使不再邮资总付，不多的快递费，也能换来作者们的一份真情。想当年，从我做编辑工作时起，就知道要为见报的作者寄报纸，这是规矩。老编辑甚至在头天就写好了信封，只等转天报纸印出来装进去，及时邮寄到作者手里。我现在还存有不少这样的寄报，有《人民日报》这样的大报，也有行业小报，每当看到信封上面的字迹，我就会想起副刊编辑的辛苦和诚信。感到欣慰的是，我所供职过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仍在继续着党报的这一优良传统，建立、沟通、维系着与读者之间的感情桥梁。

前些时候，看到《光明日报·作品》版上发表的小说了，很是令我惊喜，不知这是副刊的总体思路，还是编辑的力荐。报纸文艺副刊的文学品种理应齐全，孙犁先生的小说《荷花淀》，不就是发表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副刊上的吗？八十一年后的今天，这篇小说已成为传世之作。现今，报纸文艺副刊发表小说、诗歌的少之又少，这是办刊理念的问题，考验副刊编辑的视野和眼界，也与文学修养相关。报纸文艺副刊是中国文坛的一道风景线，也是引领文学潮流的风向标，缺少了文学作品的报纸副刊，必是减弱了文学性，其宣传、引导作用大为降低。 

前不久，有位作者在网上晒出一张汇款单，那是多年前为报纸副刊写稿所得报酬，稿费多少并不重要，难得的是作者对这份酬劳的珍视。不要小看了业余写作，还有报社寄赠的样报、汇款单，对于基层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件倍感荣光的事。看来，我在上篇文章中提出的稿费问题，的确不是一件小事，处理得好，自会提高报纸文艺副刊的声誉。

宋曙光

2026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