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丁炜 胡正荣：超越融合：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主流媒体变革的涌现路径

作者：孟丁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8期

导 读：

本文试图为理解主流媒体变革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借鉴复杂性科学理论，将主流媒体视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以非线性视角看待其内在系统的运作，重构技术、组织、内容和用户在其中的互动，揭示一个以“涌现”为特征的自下而上推陈出新的动态路径，为主流媒体培育创造性融通生态提供参考。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与价值的冲突带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强烈震荡，人工智能（AI）技术加速迭代引发传播逻辑深刻变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1]

据英国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的“全球软实力指数”，2025年中国首次超越英国跃居全球第二。[2]从“洋抖难民”涌入小红书到国产开源大模型DeepSeek横空出世打破算力霸权，从微短剧和网络文学成功出海到泡泡玛特LABUBU全球爆红，从《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年度全球票房冠军到中国持续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引发的“China Travel”热，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号召力日益汇聚全球目光，可以说，中国软实力已进入2.0发展时代。

中国故事数度经由他者之口一次次在海外社交媒体“破圈”，如“甲亢哥”（I Show Speed）、“Mike Okey”和“馆长”等网络意见领袖的“中国行”打破“信息茧房”，通过真实草根叙事展现了立体多元的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意图达成却未能充分实现的传播效能。

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势在必行。这不同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零散修补[3]，它意味着技术平台、生产流程、组织架构、传播模式、盈利方式乃至文化理念的全维度、深层次重构。在AI领域，“涌现”（Emergence）是一种相变时刻，意为在复杂系统内，当大量微观个体的互动与连接突破临界值时，在宏观层面自发产生超越性的新质，并产生整体远大于局部相加的效果。它不是顶层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组织自适应的过程。这启示我们，若将主流媒体看作是一个由技术、组织、内容和用户等多元主体构成的复杂适应性系统，那么当外部环境变化作用于系统时，如跨国网红的叙事竞争，各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加剧，其系统性变革很有可能通过“涌现”机制而产生结构性重塑。

二、范式转移：从“机械融合”到“系统涌现”

传统的媒体融合大多基于机械式的叠加与连接，而系统涌现则是媒体内生的临界相变。前者往往体现为内容的多平台分发、技术的局部引入或机构的物理整合，其逻辑仍停留于线性扩展，未能真正激发系统内在的适应性活力。而后者则指从一种稳态跃迁至另一种全新稳态的自组织过程，标志着主流媒体从“被动整合”走向“有机生长”的根本性转型。

（一）融合范式的反思与困境。受限于传统的生产关系，一些媒体融合囿于机械式变革思维，认为通过顶层设计线性推进，只需将技术、渠道、组织等要素进行物理叠加，便可完成变革。因此，诸多媒体变革的手段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嫁接、矩阵扩张和机构叠加等。

具体来讲，技术嫁接表现为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升内容呈现的效果与体验，却对内容叙事是否受到受众欢迎、人机协作模式的实际效率提升不闻不问。矩阵扩张体现为在诸多平台开设账号、同步分发同质内容，却未能基于不同平台的传播逻辑与用户习惯改变叙事方式与交互机制，或是自建平台与端口，但内容互动性低、用户黏性不强。机构叠加则常常表现为，建立新媒体中心作为独立部门，业务上与传统采编部门并未打通，或是在行政关系上合并机构，但未打破原有的生产流程、考核机制与组织文化壁垒，难以产生“1+1>2”的系统性效应。

“新瓶装旧酒”的变革模式把媒体融合的复杂系统化工程简化为相互孤立的模块化任务，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简单加总而来。然而，局部优化并不能带来整体转型。有学者指出，历经多年的媒体融合，主流媒体可谓“旧困未了，新愁又起”，一方面，在传播力、影响力、内容创新力和创收能力等方面，主流媒体与商业媒体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在生成式AI的加速迭代与广泛应用下，互联网平台公司加速重构内容生产、传播和经营模式，主流媒体始终未能摆脱身份、制度和新媒体产品市场格局等固有困境。[4]

因此，强调自上而下的融合概念已不足以解释当前传媒行业变革中呈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创新突变等特征。传统融合思路依赖于预设目标、分解任务、逐层执行，追求要素齐全的规模指标，认为有通向融合的唯一有效路径。然而，媒体变革不是静态目标的达成，而是动态的演进，媒体在数智化环境中本质上是一个与多主体互动并通过“传播—反馈”机制不断循环的复杂系统，其真正的融通依赖于内容、技术、组织、用户等要素在互动中持续适应、协同演化。

（二）新的视角：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当以机械的控制观为指引的传统融合范式不再适应现有变化时，就有必要引入新的视角来指引主流媒体变革。

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以下简称“CAS”）理论由约翰·霍兰(John H. Holland)于1994年提出，被视为继系统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论之后的第三代系统观。[5]其核心是强调系统中的个体(Agent)具有主动适应性，承认个体有其自身的目标、取向，能够在与外界环境的“刺激—反应”作用中，有目的、有方向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结构，达到适应环境的合理状态。

CAS理论为理解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涌现。涌现指的是在微观主体进化的基础上，宏观系统在性能和结构上的突变，使系统整体自发产生出个体所不具备的新的属性、结构、功能或秩序。涌现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整体性，涌现属性属于系统整体而非任何个体；不可还原性，无法通过分析个体行为完全推导出整体现象；自发性，涌现并非外部设计的结果，而是系统内部互动的自然产物。例如，蚁群通过搬运与堆放这一简单动作，就可以构筑起高达数米、功能分区复杂的巢穴。它们没有指挥中心，设计图也不存在于任何一只蚂蚁的意识中，仅观察一只蚂蚁的行为，也完全无法预测最终巢穴的具体形态，但是完善的巢穴就在大量自发的、创造性的局部互动中自然地生长和涌现出来。生成式AI的断代级优化便是一种涌现。2022年，Jason Wei发表论文提出大模型具有涌现能力，当计算训练量超过某个临界点之后，大模型的准确度突然开始跃升。[6]在传播领域，现象级爆红产品可视为涌现的一种典型案例，例如游戏《黑神话：悟空》一上线就博得了业界内外的广泛关注，而它的出圈不仅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还出其不意地带火了山西古建筑文旅产业，其背后的逻辑正是多元行动主体在数字开放生态的非线性互动中涌现出意料之外的宏观社会文化效应。又如，一篇网络帖文在社交网络的复杂互动中有可能石沉大海，但是一旦契合某一节点或被意见领袖转发，便可能造成舆论发酵、引爆全网。

涌现作为结果，依靠的是“自组织”的过程。自组织指的是，系统内的大量主体通过遵循简单的局部规则，并与其邻近个体或环境进行互动和反馈，从而自发地形成宏观上协调、有序结构或模式的过程。鸟群中的每一只鸟并没有接收到指令，却能在空中协调一致地盘旋与调转方向，正是自组织的体现。当鸟群边缘的某只鸟因躲避障碍而转向时，它身边的鸟会自动与之“对齐”。这一调整如涟漪般通过连锁反应迅速传递至整个鸟群。最终，宏观上便涌现出了鸟群同步且流畅的集体运动轨迹。在内容生产领域这种组织性也有体现，例如，主流媒体在微信公众号推文大量使用的“震惊体”，便可视为主流媒体对新媒体传播流行趋势的一种自组织话语调适。这种看似与传统严肃风格相悖的做法，其实是主流媒体为了在算法推荐与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保持影响力，主动调整语态、重构叙事方式，试图用更接地气的语言与年轻受众建立连接的一种尝试。

“非线性互动”作为涌现的生成机制，是涌现的微观动力基础，它指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结果，不构成简单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原因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可预测的、线性的因果关系。例如烧水，在到达100℃之前加热与水温升高是正比例的线性关系，而到达100℃的临界点时，非线性互动发生了，最后一点微小的热量使水变成了水蒸气，实现了质的飞跃，导致了相变。在传播学中，非线性互动可被理解为一种突破传统线性“5W”模式的传播范式，其特征表现为传播主体与客体界限的模糊、反馈与初始信息同步交织、意义在多方参与中共同协商生成。例如，网络直播呈现出显著的去中心化特征，主播虽在形式上承担信息发布的初始职能，但其话语内容、表达节奏乃至商品推介的策略，均受到直播间内受众实时生成的弹幕文本、点赞数据及购买行为等反馈信号的持续修正。此时，受众不再作为传播链条的终点存在，而是通过即时反馈介入信息生产的过程，传播主体与客体的角色实时转换。反馈也不再具有延时性，而是贯穿于传播过程始终，“传播—反馈—再传播”的循环压缩于同一时间场域之中，形成高度密集的信息交换网络，正是非线性传播的典型例子。

（三）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媒体。那么，是否可以将媒体看作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呢？答案是肯定的。根据霍兰等人的研究，复杂适应系统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中，比如生态系统、证券市场、新闻传播和政治经济组织等。[7]

媒体符合复杂适应系统的核心特征：由许多并行活动的智能体构成，不断地与环境交换物质、信息、能量，系统中的智能体根据自身的需要自主地集聚或分裂，从而涌现出较大规模、较为复杂的现象。[8]

首先，媒体系统由大量异质性的行动体构成，它们既包括记者、编辑和运营等遵循媒体组织规范的人类主体，也包含算法、AI、舆情监测和数据平台等具有自主运行逻辑的技术主体，还有用户、信源机构、出版商、广告商和监管机构等外部主体。

其次，这些主体都基于局部的简单规则进行持续的非线性互动。记者遵循“时效性”“5W”的规则写稿；算法遵循“点击率优先”“完播率加权”的规则推送；用户遵循点赞、评论和分享的“兴趣认同”规则互动；广告商遵循“流量指标”的收益规则投放。信息作为介质，不断被各行动主体交换、传递或反馈。

再次，整个系统处于一个开放的生态中，通过阅读量、点赞量、评论量等实时数据反馈，驱动内部各主体不断地学习、调适与演化。记者在吸收稿件的传播效果反馈后，会尝试新的叙事风格或新技术的应用。用户的点赞或“不喜欢”反馈会与算法形成有效对话，训练算法以获所需，同时用户评论还有可能引发二次创作浪潮。在技术层面，推荐算法会学习内容生产者和用户的互动，将“点击量”发展为“用户停留时长”“权威发布”等规则来分发内容。宏观来看，主流媒体向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转型，便是在市场反馈、技术冲击、用户变迁的压力下，各主体不断自组织的结果。

最后，整体行为不能被简单预测，呈现“涌现”特征。把宏观舆论秩序与公共议程看作整体的话，它无法通过对其任何主体行为的线性加总来预测或解释。无论是日常的议程设置，还是偶然的现象级传播，都无法预测其公共舆论的生成与社会影响的扩散。也许精心策划的专题可能反响平平，但一篇看似普通的调查报道，可能因触及社会情绪临界点而引爆舆论，产生远超预期的影响，意外成为现象级传播产品。

综上所述，主流媒体可以看作是一个由异质主体通过简单规则互动并在环境中持续适应学习的复杂系统。其整体行为是系统内部非线性互动“涌现”的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理解这一系统性本质，意味着放弃“线性控制”的幻想，变革的深度不取决于要素多寡，而取决于互动关系的质变。引导媒体变革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取得原有计划中的结果，更多在于培育生态，为优质内容的涌现提供土壤。而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将转向为构建良性生态、促进协同涌现的系统能力。

三、互动与生成：系统性变革的涌现路径

如果主流媒体复杂适应系统在内外压力下能够自我组织、协同演化，新的连接模式、行为规则与意义框架在非线性互动中“涌现”出来，突破原有平衡生态，那么应该如何重塑主流媒体系统内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最终引导整个系统走向结构性的范式迁移呢？

（一）媒体功能的重新定义：从信息中介到社会中枢。在系统论视角下，社会实践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系统。媒体不应满足于新闻报道、信息发布和价值传递等传统功能角色，而应将自身重新定义为社会大系统中一个特殊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像人体的神经中枢系统一样，既深入末梢的细枝末节，又统领所有突触的信息反馈，从而为整体做出有效决策和反应提供支持。主流媒体应充分运用广泛而深入的基层触角，深入社区、街道和乡镇等基层治理单元，通过县级融媒体中心和网格服务，一方面利用本地化、多样化和多模态的方式更精准地解读政策导向，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耳目喉舌作用敏锐捕捉、调查、收集人民群众意见，让媒体成为治理的触角。[9]

主流媒体应加强与其他子系统的互动，充分打通沟通与连接渠道。这不仅需要贯通中央、省、市、县四级治理层级的信息流通与地域壁垒，还要弥合信息与服务的割裂，实现“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协同连接，嵌入群众日常生活，让公众在看新闻的同时解决问题。应主动构建“一站式”公共服务连接平台，将新闻线索与政务服务、民生需求精准对接。例如，在报道基层治理难题时，可同步嵌入线上办事入口、政策解读窗口或互助反馈渠道；在关注公共议题的同时，提供相关法律咨询、社区资源或便民服务指引。

主流媒体应转型为深度融合信息聚合、政务服务与社会协作的枢纽，让新闻成为推动问题解决的起点，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切实地响应需求，最终构建起可信、可用、可依赖的公共传播与服务生态。

（二）技术系统角色的拓展激活：从辅助工具到行动主体。在传统新闻编辑部的运作中，技术系统被视为信息采集、内容编排与传播渠道的辅助工具。然而，随着AI技术实现代际突破并步入广泛应用的阶段，技术系统从“外挂”演变为“同事”，成为与采编人员和用户深度互动，甚至重塑新闻传播流程的行动主体。

首先，技术系统与媒体工作者之间的互动涌现出人机协作的新型生产关系。技术系统作为新主体嵌入媒体系统，改变了信息流动的速度与路径，将使整个媒体系统对外部事件的响应从“事后报道新闻”变为“实时感知与自动生成”。例如，基于大数据和自研大模型的新华社智能生产引擎“采编助手”聚焦发布会报道这一场景化需求，推出“发布会生成助手”，借助AI拆条、智能生成等技术，将同一素材自动生成多种风格的文、图、视频产品，达到“发布会开完，稿件也就写完了”的效果，发稿效率提升1倍以上。[10]主流媒体应充分探索人机协作的潜能，拓展创作的边界，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保证实现对人文价值和公共利益的追求。

其次，技术系统与平台的互动涌现了个性化精准化的内容传播渠道。算法推荐通过对用户画像与场景数据的实时分析，实现了内容与受众之间的智能匹配。个性化推荐信息流重塑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模式，使受众随时随地被信息所包裹，更以无限信息的幻象占据着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受众可能因此陷入“信息茧房”。此外，重大公共议题也可能被算法推荐边缘化。因此，主流媒体应通过自有数据和大模型引导“算法向善”，推动形成一个开放、健康、富有活力的公共议事环境。

再次，技术系统与用户的互动催生多元传播效能评价体系。从简单的发稿量、收视率、浏览量到互动率、完播率、分享率、用户停留时长，技术系统适应用户的内容消费习惯，完善了衡量内容吸引力的多维指标，促使内容创作从追求吸引眼球转向有深度的高质量叙事。从评论量、点赞量到情感分析、二次创作，技术系统能够对内容反馈和情绪走向进行更细化的测量，从而提升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与议题衍生能力。从粉丝数到社群活跃度，技术系统可以赋能主流媒体构建和维护用户社群网络，从而在“编码”和“解码”间建立更直接有效的连接与反馈系统。

（三）组织架构的跨界重构：从科层等级到敏捷网络。首先，媒体内部组织结构应打破部门与层级壁垒，盘活人力资源，激活创新合力。当前主流媒体的内部组织结构普遍存在明显的刚性区隔和层级分明的特征。在此类结构中，人员岗位流动机制相对固化，多数从业者长期局限于一个岗位，纵有新生力量加入，其工作内容与模式也往往沿袭既有路径，惯性与惰性难免滋生。这一结构虽有助于规范流程、保障发稿安全，却也容易导致组织僵化、反应迟滞与创新乏力。在复杂系统视角下，每一个行动主体，无论是部门还是员工，都会因内外部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当今传媒行业的巨变意味着，应重构主流媒体的组织架构，加强部门间与人员间的互动，实现由科层制到敏捷网络的转型，以任务为导向建立临时性连接，鼓励“项目制”等动态化、扁平化的组织模块涌现出来。

其次，主流媒体应加强与外界主体的跨界互动，整合社会资源，赋能千行百业。主流媒体可凭借其公信力、链接力与影响力成为连接配置多元社会资源的核心节点，促成知识、数据、技术与注意力在更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内高效流动与价值再造。主流媒体可以向政务、文旅、会展、技术等多元领域拓展，面向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提供综合化信息服务。例如，2025年春晚上的“机器人扭秧歌”引发海外社交媒体热议[11]，是主流媒体与科技领域创新化连接的典型例子。此外，央视还与部委和地方政府举办消费季和购物节，整合跨界资源，赋能实体经济，在“媒体—政府—企业—社会”四个维度促进消费，从而实现政策引导、品牌传播、场景创新与消费行为的深度共振。

（四）内容与用户的共生互进：从单向传播到意义共建。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若依赖传统路径闭门造车，听不到数智时代的“众声喧哗”，则只能是自说自话，是对其“人民性”的质料流失。[12]

主流媒体应将发布的内容不再看作是完成式的作品，而是开放的、流动的和可再创作的一种“体验”或“社交货币”。 在Web2.0时代，内容生产早已不是媒体的特权；到了Web3.0时代，去中心化凸显，用户主权回归，这一过程将更加注重参与和互动。内容流动的形式已从单向传播升级为场景参与和关系互动，一方面强调情境化嵌入、沉浸式体验和用户反馈，另一方面则着重社交属性、意义协商和共同体构建。

例如，人民日报打破受众对传统新闻的认知，推出了多款新闻游戏型互动产品，通过用户行为的反馈推进游戏进程，不仅以生动趣味的方式完成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和引导，而且通过裂变式传播达到破圈效果。[13]主流媒体与用户的“非线性”互动与共创，在赋予用户表达空间的同时，亦实现了对用户注意力与创造力的话语收编。主流媒体主动吸纳用户参与内容生产，是重塑话语权、维系受众黏性的一种制度性回应。而用户以其内容创作（UGC）、社交传播和情感投入等行为，将为主流媒体创造流量、数据与品牌价值带来不可估量的贡献。

因此，从被动受众到传播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活跃参与者，用户及其创作能力是一座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宝库。若把用户反馈的实时数据、评论内容和再创作内容融入主流媒体的生产环节，实现反馈信息与源信息的交换与流动，就将与原有的内容生产者形成“生产—反馈”紧密闭环，从而涌现出新的内容生态环境，使媒体和用户共生共进，实现意义与价值共商共建。主流媒体应结合用户具体使用场景，设计用户参与和互动机制，鼓励用户基于内容进行社交，维护用户社群，增强用户黏性，引导公共对话空间，成为意义共建的枢纽。

总之，主流媒体应培育和建构多主体参与、多节点联动、意义协商生成的新型传播生态。主流媒体在保持议程设置能力与话语权威的同时，逐步探索出一条将用户创造力纳入主流叙事体系的有效路径。这一路径既体现了主流媒体对数字传播规律的自觉把握，也构成了其在媒体格局深刻变革中维系话语影响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

四、未来图景：培育涌现生态与挑战

在技术、组织、内容、用户等行动主体协同互动的背后，是支撑主流媒体复杂适应系统的宏观逻辑。不同于商业平台的“流量为王”宏观逻辑，主流媒体的宏观逻辑在于治理。

（一）治理逻辑的转变：从线性规划到培育生态。主流媒体的治理逻辑不等同于行政治理的条块逻辑，而是统筹兼顾多元目标与效益，在政治导向、公共利益、行业规范和市场竞争力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实现动态平衡。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的目标：第一，政治立场上要求主流媒体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正确方向，壮大主流舆论；第二，公共服务上要求主流媒体保障信息普惠，推动文化传承，服务公众和社会；第三，专业技能上要求主流媒体保证真实客观与“时度效”，创新叙事能力，不断提升公信力；第四，市场效益上要求主流媒体拓展多元营收，创新经营模式，提升市场竞争力。这四者紧密关联，政治立场是根本，公共利益是宗旨，专业水准是基石，市场效益是保障。通过优质新闻内容凝聚公众信任，继而借助公信力和影响力赋能可持续运营，如此反复良性循环，实现四大效益的齐头并进。

在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不在于规划好每一步的具体实践路径，因为面对技术、社会与市场的快速演化，任何详尽的路线图和计划都极易过时。真正的关键在于培育涌现，通过制定能够促进各行动主体良性互动的简单规则，搭建开放、高效的连接与沟通平台，激发每一个节点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使创新能够自下而上、由内而外地发生，从而为系统整体培育涌现。在未来，这种涌现可能是局部创新的快速扩散，可能是跨界合作的意外突破，也可能是适应新需求的组织形态的自然生成，甚至全新的商业模式或公共价值被探索出来。这意味着，主流媒体应将管理重心从“控制过程”转为“培育生态”，在确保价值导向的基础上，通过提升平台的开放性与激励机制的潜在活力，使系统的整体智慧与创造力得以释放，最终变革为一种更具韧性、活力与适应性的媒体可持续发展形态。

（二）评价体系的重构：复杂性指标的引入。传统的评价体系偏重内容传播环节的量化评估，以“阅赞转评”数量为最核心的评价考核因素，媒体社会责任、传播力影响力评价和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成效等方面并未涉及或得到细化。[14]主流媒体在积极培育内部创新涌现的同时，有必要对沿袭已久的媒体系统评价体系进行调整。

由于点击量、粉丝数等线性指标无法衡量系统的健康度与创新潜力，应着重提出新的维度来重构评价体系。例如，可引入“连接密度”指标，它衡量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密度，具体可测量跨部门项目协作频率、跨媒体平台内容流转率，以及与外部机构的常态化合作搭建数量等。此外，适应速度是媒体系统能否感知外界环境变化、迅速学习并做出反应的重要指标，其可操作化指标比如就爆点事件播发多模态新闻产品的速度、媒体工作者学习并运用新技术的速度与频率，以及组织流程的反应速度与更新周期等。

同时，评价体系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系统，也需要通过反馈不断优化。首先，评价体系应因地制宜，根据媒体的不同层级、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做出适宜的调整。其次，评价体系需要通过对采编人员、技术团队、用户和行业工作者进行定期调研获得反馈，评估现有指标是否能够优化工作流程、培育创新涌现，进而评审和修订评价体系。

（三）前瞻与反思：涌现的不确定性与价值锚定。需要承认的是，在自组织的过程中，难免会与不可控的涌现不期而遇。这要求主流媒体充分发挥治理智慧，一方面，构建弹性的风险防控机制，在允许并激发创造性涌现的同时，有能力对可能的失控状态进行识别与调适；另一方面，明确价值锚点，确保技术应用、组织变革与模式创新的涌现，最终都服务于巩固主流舆论阵地、提升公共信息服务能力、弘扬社会核心价值的使命。

鼓励涌现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而是建立风险防范和规避机制。例如，在使用生成式AI辅助新闻生产时，应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核流程、加强从业者人工把关，并不断升级AI工具，防止技术幻觉产生的事实性错误扩散而导致媒体公信力下降。[15]此外，在鼓励跨部门自发协作时，需制定较为详尽的权责分配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防止因权责模糊或激励缺失而导致跨部门协同阻力增加。

另外，只有以核心价值引领创新，才能引导内部创新从无序的自发走向服务于公共价值的“增益性涌现”。技术的涌现不应止步于效率和体验的提升，更应评估其对信息环境与公众舆论是否有着增进理解空间、拓展交流边界的作用。以项目制为代表的组织涌现，不仅仅在于完成某一个特定报道任务，更在于其是否通过交流增强了从业者的复合能力和媒体组织的凝聚力。“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等合作模式的涌现，其目的不仅是拓展用户规模或营利渠道，更应关注其是否切实提升了公共信息的融通性，将主流价值无缝嵌入群众日常生活和社会场景中去。

综上所述，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是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将其理解为复杂适应系统的“涌现”过程，能够超越静态的“融合”式变革，从而更深刻地把握其内生逻辑和动态图景。未来变革的关键在于培育生态，只有培育一个能保持价值定力、激发内生活力、深化感知适应力的健康生态，才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让主流媒体在技术浪潮与社会变迁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持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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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rand Finance. Brand Finance 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 China overtakes UK for the first time, US remains top-ranked nation brand[EB/OL].(2025-02-20)[2026-01-04]. https://brandfinance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press-releases/brand-finance-global-soft-power-index-2025-china-overtakes-uk-for-the-first-time-us-remains-top-ranked-nation-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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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宋毅，宋健，曹青青.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受众反馈分析——以YouTube和X平台为例[J].国际传播，2025(01):60-70.

[12]郭晓科，蒋予格.媒体融合的突围与进路：以“人民性”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J].青年记者，2025(07):36-43.

[13]余荣华，赵明琪，熊捷.让有意义的内容更加有意思——人民日报新媒体新闻游戏型互动产品解析[J].青年记者，2022(15):20-23.

[14]冯海青.以评价体系建设助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J].青年记者，2025(07):30-35.

[15]聂静虹，李肖楠.抵御“智能幻象”：主流媒体内容生产中的AI幻觉与风险防范实践[J].新闻与写作，2025(11):97-109.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孟丁炜，胡正荣.超越融合：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主流媒体变革的涌现路径[J].青年记者，2026(08):3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