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众日报理论版推出特别策划——“党史六对”的时代启示
大众新闻 魏亦汝 刘祯周 2026-08-14 06:00:00原创
编者按：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
百余年党史中有6次著名的“重要对谈”佳话（可称为“党史六对”），即“荷树对”“洞前对”“枣园对”“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
这6次“重要对谈”，深深地镌刻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史册，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披荆斩棘的奋斗智慧，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的思想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我们从“党史六对”中汲取思想的智慧。
大众日报理论周刊推出“重温‘党史六对’”系列策划，感悟“党史六对”带来的时代启示。
荷树对：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 丨理论周刊·重温“党史六对”①
“荷树对”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与红军战士在井冈山黄洋界荷树下的一次经典对谈。
1928年深冬的黄洋界挑粮小路上，毛泽东与随行战士在山路旁的一棵荷树下驻足歇脚，远眺层峦叠嶂、绵延不绝的井冈山川。
毛泽东向身边战士发问：“你们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哪里呀？”
战士们纷纷踊跃作答，有的说能望见江西全境，有的说还可远眺湖南大地。
听闻战士们的回答，毛泽东顺势延展话题，意味深长地说道：“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短短数语，字字千钧，饱含着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天下的远见卓识与战略格局。
黄洋界荷树。（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资料图）
洞前对：领导者责任之问的时代启示 丨理论周刊·重温“党史六对”②
“洞前对”指的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时任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展开的一场关于“领导者责任”的对谈佳话，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早期经典阐释。
1929年10月，毛泽东随邓子恢率领的闽西特委机关来到苏家坡村。
当时毛泽东身患疟疾，他一边养病，一边代表红四军前委指导闽西特委，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40多天。
有一天傍晚，毛泽东和邓子恢一路散步，又来到曲径通幽的圳背岩洞前。这次他们探讨的问题是怎样当好一个群众运动的领导。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是什么？”邓子恢虽长期投身闽西地区的群众斗争实践，但并没有从理论上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邓子恢沉吟片刻，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毛泽东接着说：“依我看，领导者不应有什么特殊性，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当群众的‘传达员’。当好传达员也不容易，必须把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地反映到党和政权机关里去，然后加以总结、分析，作出相应的决定，并将决定传达到群众中贯彻执行。”
后来，当地人民把毛泽东与邓子恢在苏家坡村圳背岩洞前的这次对谈称为“洞前对”。
枣园对：领悟实事求是的真理力量 丨理论周刊·重温“党史六对”③
1943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因疲劳过度患了心脏病，毛泽东将他由杨家岭迁至自己的住地枣园休养了近一年时间。在这期间，陈云先后三次就“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向毛泽东求教，一场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对谈就此展开。
第一次发问时，陈云回顾以往的革命经历，坦言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
毛泽东却摇头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人之所以犯错误，往往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决策，导致主观与客观相脱离。他还语重心长地要陈云“学点哲学”。
过了一段时间，陈云带着更深的思索再次请教，毛泽东依旧坚持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并以“张国焘经验并不少”为例说明。
第三次对谈，毛泽东仍然强调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过去之所以犯错误，不是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
这段对谈为此后党的事业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思想方法，后人称之为“枣园对”。
甲申对：一次书信交流带来的历史警示丨理论周刊·重温“党史六对”④
“甲申对”并非一次现场谈话，而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利、革命事业即将迎来新的局面的重大历史关口，毛泽东在推动全党开展整风学习的过程中，与郭沫若就《甲申三百年祭》进行的书信交流。
1944年3月，郭沫若两万余字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引起重大反响。
甲申一直以来都是知识分子反思政权兴衰的经典史料，但以往反思大多停留在王朝更替的表层叙事，直至1944年郭沫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才赋予其全新的革命内涵。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第一时间捕捉到文章的重大教育意义。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运动总结的《学习和时局》报告时明确提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
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
1944年11月，毛泽东从延安亲笔致信身处重庆的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5年7月，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黄炎培纵观千年历史，慨然道出历代政权盛极而衰、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循环困局，深刻发问中国共产党如何破除历史桎梏、实现长久发展。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坦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窑洞对”。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革命转向建设，毛泽东在本次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之际，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就是著名的“赶考对”，发生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历史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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