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玺澄 王辰瑶 王华：共善时刻：“嫣然”公益事件二十年的架构与情感

作者：黄玺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王辰瑶[（通讯作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全球公益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华（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全球公益传播研究中心秘书长）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8期

导  读：

本文将“嫣然”公益项目视为一个在二十年间被不断重新架构的话语事件，通过对报道话语、核心行动者话语、“自媒体”话语和公众反馈的架构分析，研究发现：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嫣然”项目的主导架构几经变化，2026年初的“共善时刻”也并非凭空出现，是在特定传播条件下“架构”与“情感”双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能被设计，却可以被理解。

2006年，演员李亚鹏与王菲因女儿李嫣患有先天性唇腭裂，发起“嫣然天使基金”，该项目以一场明星云集的慈善晚宴正式启动。此后近二十年，“嫣然”项目从未离开公众视野，却并未因唇腭裂救助本身被记住——被记住的是明星、质疑、离婚与商业失败。2026年1月，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因长期欠租被判腾退，李亚鹏在一段31分钟的采访视频《最后的面对》中再次坦承自己“情怀大过了能力”，并准备接受医院关停。然而，数日之内，超过35万名网友涌入捐赠通道，公众捐款逾2400万元[1]；几十名受助患者和家属现身网络发声，有企业愿意提供场地，更多人涌入李亚鹏直播间以消费表达支持。

为什么在这一刻，一个长期与争议、质疑、名人私生活缠绕在一起的公益项目，在行将终结之时突然汇聚了巨大的公共善意？公众为何愿意从旁观者转变为愿意付出真金白银的行动者？现有解释多把这一变化归因于李亚鹏的人设反转：从“商业失败者”的标签转为“侠之大者”的口碑。[2]但这种解释并不充分。一方面，李亚鹏公众形象的提升，恰恰是舆论托举的结果，而非原因；另一方面，“人设”分析停留在对个体的道德评判，无助于理解特定事件为何会突然迸发集体的情感力量，更无法解释其在中国舆论场中二十年来不断变化的深层逻辑。

要理解这一“共善时刻”，需要先将其还原为一个长达二十年的话语事件，并追问：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它被放置在什么样的框架中讲述？哪些行动者主导了这些框架？这些框架凸显和遮蔽了什么样的声音？不同框架与集体情感的关系如何？如此等等。本文将采用“架构”和“情感”的双重分析，阐述“嫣然公益事件”的话语轨迹及舆论反转何以发生。

一、作为话语事件的“嫣然”公益项目

二十年来，“嫣然”公益项目在中国舆论场留下的轨迹颇有起伏，是一个不断被重新命名、裁剪和诠释的长期话语事件。当代新闻研究越来越需要从事件内部理解事件，而不是仅仅把事件作为理论的例证，新闻研究需要关注事实如何组织认知，而不仅是事实本身。[3]而要理解这样的话语事件，就需要一套追踪“意义如何被组织”的分析工具——架构分析（framing analysis）正为此而设。“架构”是行动者“选择感知到的现实的某部分，将它们凸显在传播的文本当中，以此宣导某种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义评估与处理方法”的动态过程。[4]分析的关键在于把意义生产看作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话语行动，而行动者“由于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因此具有不同的架构能力”[5]。本文借鉴这一方法，将其视作可透视二十年来围绕“嫣然”话题的各种话语的棱镜，分析谁在主导讲述、遵循何种意义组织方式、哪些声音被凸显或遮蔽，以及这些框架如何在关键节点上发生转换等问题。

本文所用的经验材料主要包括四类：一是报道话语，取自慧科（WiseSearch）数据库2006—2026年间关于该话题的逐年检索结果，用以勾勒报道量的波峰波谷和媒体类型的变化，并围绕关键节点进行文本细读；二是核心行动者话语，本文收集了李亚鹏个人微博账号“@一号立井”自2010年发布第一条内容以来所有与“嫣然”相关的微博（450条）、李亚鹏个人视频号自2022年发布第一条内容以来所有与“嫣然”相关的视频（35条），并重点分析了2026年1月李亚鹏个人发布的《最后的面对》视频及其完整的文字转录1.2万余字；三是微信公众号热文，本文以“李亚鹏”“嫣然”等为关键词在微信平台按热度排序，筛选出阅读量在4万以上的19篇相关热文（包括六神磊磊、武志红等“自媒体”作者的评论文本），并通过3个不同微信账号进行交叉搜索以降低平台推荐偏差。该部分材料主要用于观察高流量内容生产者如何参与事件阐释；四是公众反馈，通过八爪鱼采集器收集了《最后的面对》微博视频下方的一级评论（133条），并对微博二级评论、微信视频号下方评论、过往20年新闻报道下评论等无法直接抓取的内容，进行了人工检索、浏览和记录。由于不同平台的数据开放程度、排序机制和内容可见性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并不把这些反馈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全平台代表性样本，而是将其作为观察公众情感表达和集体行动的一个窗口。

从慧科检索的年度报道量可看出，“嫣然”项目的社会能见度并非平稳延续，而是曾数次在若干关键节点上被突然激活（见图1）。2006年嫣然天使基金成立使该项目开始进入公共视野；2012年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落成带来报道量上升；2014年前后善款质疑与民政部门调查，带来第一个明显的报道高峰；2020年以后，伴随李亚鹏商业失败、债务纠纷、直播带货等话题持续发酵，嫣然项目的能见度再次因李亚鹏个人命运沉浮而显著放大。2024年，李亚鹏王菲之女年满18岁，其唇腭裂修复、容貌变化、留学生活等个人叙事与李亚鹏债务、直播带货等争议持续叠加，使报道量开始攀升。2025年至2026年，“嫣然”话题与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欠租风波关联，并由《最后的面对》视频引发舆论反转，全网报道量急剧攀升，达到二十年来最高点。波形图展现了一个基本事实：“嫣然”能见度的增长并不取决于这个公益项目在唇腭裂救助方面的实际进展，而高度依附明星行动者个人命运的沉浮与争议话题的引爆。不过波形图只能揭示事件能见度的大致变化轨迹，并不能说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就需要深入事件的关键节点和核心文本，辨识不同的行动者如何选择事实、赋予意义。正如2026年5月本专栏文章《漫长的冲突：“成都地铁事件”中的矛盾再生产现象》所指出的，在扩展媒介生态中，事件是在多元行动者的互动中被不断重新生产的。[6]本文发现，在2026年“欠租风波”发展到顶峰之前，围绕“嫣然”公益项目的话语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曾相继出现过如下三种主导框架。

图1 嫣然项目二十年报道话语波形图（依据慧科数据库2006.1—2026.6）

（一）光环框架（2006—2012年）

从2006年嫣然天使基金成立到2012年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落成，围绕“嫣然”的传播总体上处于“光环框架”的主导之下。这一阶段的“嫣然”话题主要依靠明星身份、家庭故事、慈善晚宴和娱乐圈资源等来组织，叙述重心多落在“明星夫妇做慈善”“群星参与义拍”“名人资源转化为公益行动”等内容上，且论调积极，将“嫣然”连带表述为具有明星光环色彩的名人慈善活动。

由于新浪微博2009年上线、微信公众号2012年才上线，这一阶段的框架主导者以传统新闻媒体报道为主，尤其是各地都市报、文娱新闻和社会新闻媒体等具有“市场导向”色彩的传统新闻媒体。报道主要围绕明星夫妇如何因女儿患病而发起公益项目、如何通过明星晚宴筹集善款等展开，对此的道义评估也是将这一行动理解为明星“善用名声做好事”、从小爱到大爱的积极实践。

2006年基金成立时的典型报道清楚地体现出这一组织方式。如《新京报》关于慈善晚宴的报道《明星义拍为“嫣然基金”注入845万》，标题将“明星义拍”与“嫣然基金”相连，报道主体部分强调“华语娱乐圈数得着的明星几乎都来到现场”，并详细呈现王菲演唱《爱笑的天使》、刘嘉玲等明星参与义拍、21件物品拍得845万元等场景。患儿小慧的受助故事虽也被提及，但仅作为晚宴之后的背景补充，并非叙事中心。同月《长江日报》的报道《李亚鹏：希望女儿将来接管“天使”》同样以明星访谈和晚宴为核心，并将基金成立的动因放在孩子出生、赴美治疗上，甚至延伸到李亚鹏和王菲的爱情故事。至于对基金所要救助的先天性唇腭裂患者群体的处境与需求，几乎没有展开讨论。此后2007—2011年间的报道也基本延续了这一叙事方式，如《为女儿成立基金》《王菲爱女手绘瓷瓶成拍品》《王菲站台出场费250万元？》《王菲12月1日为嫣然基金开唱 门票高达5000元》等[7]，不断将“嫣然”与明星故事和活动联系起来。至2012年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落成时，媒体仍普遍凸显其为“李亚鹏王菲夫妇发起”的公益项目。

在这一框架下，受助儿童、家庭困境和公益医疗的专业机制虽偶有出现，却很少成为报道中心。公益项目被呈现为明星及其社交圈层的慈善活动，而非一个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研究者发现，名人新闻作为一种“混合体裁”（hybrid genre），可将公共利益与人情味叙事交织在一起，不过这种混合并不均衡，人情味叙事占据主体。[8]这一阶段“嫣然”话题也属于这种名人公益模式，一方面它的确使唇腭裂救助这一小众议题获得了罕见的曝光度，但另一方面唇腭裂救助议题本身的公共性又在这种框架下被明星家庭的私人叙事所吸收。

（二）质疑框架（2013—2017年）

2013—2015年前后，“嫣然”项目的主导框架开始从此前的“光环框架”转向了“质疑框架”，也即从原先的“赞扬明星做慈善”转向了“质疑善款去向和公益透明性”。框架的转移实际上从2012年末就已有端倪，当时一名新浪微博网民“王利群”（微博加V实名认证为“中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在网上称，“据说嫣然天使基金会就是王菲他们家的小金库，内幕相当黑暗。出名的几乎都不是好人，好人都不出名”。王菲随后亦通过微博做出回应：“你这样说会出名的哦！”随后又表示“账目公开，随便查”[9]。这一互动很快被大量门户网站、传统新闻媒体、网络媒体等引用和报道。值得关注的是，尽管网民指控缺乏实据（以“据说”开头），其表达带有明显的标签化和主观臆测色彩，但这样的言论在兴起未久的微博平台上被赋予了可见性，并迅速被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等重要传播节点接力放大，显示出底层传播结构变化对具体话题的影响。

但网友主观猜测并不足以动摇原来的框架，这一阶段之所以会发生框架转移是因为出现了更有影响力的质疑者和时代语境的变化。2013年12月起，前《南方周末》记者、后转行为辩护律师的周筱赟通过在微博公开发布长文举证曝光，并同步向民政部、北京市民政局等主管机关寄送书面实名举报信及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称李亚鹏涉嫌借公益项目敛财、嫣然天使基金约7000万元善款下落不明、李亚鹏用善款建私立医院，5300万善款去向不明、救治项目与基金会宗旨不符等。[10]面对质疑，李亚鹏在微博发布长文回应，称期待周筱赟实地考察；嫣然天使基金也通过官方微博发布针对周筱赟的“调查报告”称：“周筱赟攻击嫣然天使基金的言论中有大量伪造、篡改信息、捏造事实、罔顾常识、曲解法律法规的行为。”[11]2014年1月21日，周筱赟继续在微博上发布“十问李亚鹏”，称“嫣然基金自己调查自己没有公信力”。周筱赟曾经的职业身份和摆出多条证据实名质疑进而提起诉讼等方式，使媒体和公众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严肃的公开监督，而非普通网民的情绪化表达，给予其更重要的话语位置。此后数月间，除质疑者和回应者外，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京市民政局（及朝阳区民政局）、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受其委托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相继被卷入事件，或发布声明，或开展调查审计。网络媒体纷纷以高度冲突化的标题进行报道，比如《李亚鹏被曝借公益名义敛财 回应：行得正坐得端》《公益！敛财！曝李亚鹏借公益敛财 王菲不满沉默》《曝李亚鹏借公益名义敛财》，主流媒体则跟进调查与核实。最后，这一轮质疑经专业机构审计后，以“民政部宣布未发现嫣然天使基金存在问题”告一段落。[12]但持续数月的争议和公开报道，已经改变了“嫣然”在舆论场中的位置。

这一转变也与当时更大的语境变化有关：2013年王菲与李亚鹏宣布离婚，此前光环框架下的明星家庭叙事发生动摇。更重要的是，2011年开始发酵的“郭美美事件”给公益慈善领域带来深刻的信任危机（尽管2014年8月，公安机关最终确认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并没有关系）。在对公益慈善行业不信任的社会氛围下，对“嫣然”项目的质疑和争议更容易被传播并占据话语中心。尽管民政部门和专业审计机构最终认定嫣然基金并不违规，但“质疑框架”并未因此消退，反而在舆论场获得了持久的合法性。尤其是因质疑而审计的行为本身表明了这样一个前提：即便是明星发起的公益项目，也必须接受公众监督和公开的制度性质询。换言之，质疑框架的胜利，不在于在这件事上“抓住了把柄”，而在于它使“公益透明”变成一种不容回避的公共义务。尽管“嫣然”并不是被定性的负面典型，却成为“公益必须接受监督”这一更大话语的演练场。即便质疑框架中的具体指控最终被证伪，但质疑本身作为一种话语位置却被保留了下来。

（三）落魄框架（2017—2025年）

2017年前后至2025年，围绕“嫣然”的主导框架再次发生转变，从质疑框架变为落魄框架。如果说质疑框架有追问公益项目透明性和制度建设的色彩，落魄框架看似与光环框架相反，却再一次将公益项目的公共属性吸纳进明星私人叙事中，成为光环褪去、名人落魄、事业失败的一个背景材料。

2012年，李亚鹏在丽江投资“雪山艺术小镇”，并与北京泰和友联签订对赌协议，项目后期销售惨淡。2018年3月北京三中院二审判令李亚鹏兄弟支付4000万元及利息。因逾期未履行，2018年4月李亚鹏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被限制高消费。此后，相关报道不断以“商业失败”“债务”“被执行”“失信”“下跪”“奉子再婚”“直播还债”等词语重新组织李亚鹏的公共形象。2021年前后，这一框架进一步固化，从慧科检索出与李亚鹏相关的报道高达36013篇，典型文本如《半年只卖出26平方米？拖垮李亚鹏的雪山小镇已成“债务小镇”》《李亚鹏地产梦碎，4000万债务只是个开始》《李亚鹏被判赔4000万及利息，新女友回应》等[13]，形成了与此前明星光环有强烈反差的落魄人设。

2025年，嫣然医院本身的司法风险也开始被报道，但它基本上只是李亚鹏个人债务危机的一个注脚。如在《李亚鹏名下嫣然医院再成被执行人，与王菲等人共同创立，此前已被执行1381万》《李亚鹏名下医院被执行1381万，昔日明星企业家再陷风波》等报道中[14]，“嫣然医院”虽然被直接提及，但并非作为一个独立的公益项目实体，而是通过“李亚鹏名下”“王菲等人共同创立”“昔日明星企业家再陷风波”等表述被再次名人化，只不过这一次捆绑的是名人的负面能见度。在落魄框架下，“嫣然”项目成为李亚鹏个人诸多失败中的一例，并以个人能力来解释这种失败。在道义评估上，这一框架也缺乏公共性，主要围绕名人跌落展开唏嘘、同情、嘲讽或消费式围观。然而，落魄框架并非媒体单向输出，它同时也制造了一种广泛的公众情感参与。在相关报道的评论区和社交媒体转发中，随处可见“昔日巨星如今负债累累”“创业不如好好演戏”“王菲幸亏离婚了”等八卦式感慨，以及“他至少还想做点事”的微弱辩护。从公众反馈的话语碎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两种典型的情感模式，一是“明星也不比我好多少”的安慰式确认，二是“吃瓜”式的旁观快感。前者通过对名人落魄的围观与评说，以他人的跌落来确认自身生活的相对安稳；后者则将名人的失败转化为一种可供消费的娱乐素材，在“看戏”的心态中获得即时的情感满足。因此，尽管这一阶段的框架仍然是被“围观”的，但它已经具有了广泛参与的情感基础。

二、共善时刻：欠租风波中的情感

光环、质疑、落魄——二十年里，“嫣然”的话语轨迹经历了显著变化，但其组织内核始终未脱名人新闻的范畴。明星身份是“嫣然”获得能见度的最重要的话语资源，这一点在上述三个框架中一以贯之。但细究起来，这三重框架内部已经发生了不易觉察却意义深远的位移。在传统单向度的名人新闻模式下，名人与媒体是高度捆绑的，自大众报刊兴起以来，名人话题始终是新闻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以最公共的方式亲密交织”[15]。但嫣然事件的话语框架从光环到质疑，公众对名人的单向仰视被打破，来自民间与体制的双重制衡开始嵌入名人慈善叙事；又从质疑到落魄框架，叙事的主导权进一步从媒体转向公众的情感参与，普通人的情感体验被推至前台，这显然已经不同于传统名人新闻模式。

若按照此前三个框架的话语轨迹，2026年年初嫣然医院因欠租而面临关停，并在舆论场上逐渐淡出，似乎应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局：名人跌落谷底，公益项目随之沉没，公众在围观中继续消费一轮“落魄”的悲情，然后散去。但意外恰恰发生在这时。2026年1月，李亚鹏的一段告别视频非但没有将此事终结于落魄叙事框架内，反而触发了舆论的剧烈反弹——公众从围观者骤而变为愿意投入真金白银的行动者。2026年1月14日，李亚鹏发布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的31分钟视频《最后的面对》，公开承认欠租、败诉和“情怀大于能力”。视频发布后，视频号点赞、转发均超过10万。评论区出现超4.8万条评论，并有大批网友以捐款、去李亚鹏直播间购买商品等行动表示支持。本文将这种突然迸发的情感聚合与集体行动，称为“共善时刻”。而这一时刻的涌现，无法被前三种框架所解释，需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话语结构加以考察。这也是2026年第2期本专栏文章《置身事内：重启事件新闻研究的学术想象力》的方法论立场。[16]

为更好地分析这一阶段，本文在架构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情感分析的视角。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又称意见挖掘（opinion mining），指对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性文本进行分析、处理、归纳和推理的过程，包括情感信息抽取、情感信息分类、情感信息检索与归纳等。[17]情感分析通过对语词、篇章等不同层级的文本细读提醒我们，情感并不只是附着在文本表面的态度倾向，而是叙事组织的内在结构——通过特定表达制造情感秩序，并以此引导受众理解何为合理行动。[18]本文所讨论的“情感”，是各类媒体和行动者在话语实践中所组织起来的一种共同情感（shared feeling），可理解为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不断生成的社会性经验。[19]具体而言，我们在文本细读时通过对“情感持有者”“情感对象”“情感类型”和“表达时机”等要素的分析，重点考察了三类情感结构：一是李亚鹏如何通过承认失败制造“诚”的感知；二是新闻媒体如何在“情”与“理”之间摆动；三是“自媒体”与公众如何因“情”而起，从观望走向行动。

（一）名人：以“诚”动人

《最后的面对》的情感效力，首先来自视频所建构的“诚”。一些分析认为这是李亚鹏本人的人格魅力，但鉴于此前二十年“嫣然”的话语框架，这一产生反转效应的视频被感知为“诚”，更应该被理解为由特定的叙事策略、对话情境、身体语言等共同构建出的效果。这段视频并非李亚鹏独白，而是在《公益时报》记者“追问”下做出的回应。《公益时报》记者连续追问租金增长、连带担保、是否知道担保后果等问题，使李亚鹏的表达始终处于外部审视之下。这种“被追问”的情境本身，与明星在微博或直播间自我陈述的语境不同，具有在压力下自我剖白的意味。面对欠租，李亚鹏没有否认事实，也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事情很简单，就是我们欠了房东的租金”“法院也依法进行了判决”“从法理上我们就是欠了人家租金”“房东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一丝去辩解的意思”，这一连串的表述之所以被公众感知到“真诚”，首先在于讲述者没有隐匿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也没有把房东、法院或舆论塑造成敌人。先承认“欠租”这一法理事实，再解释背后缘由，并始终将自己置于应承担责任的语境之下，而非“例外”。

在承认责任后，李亚鹏对困境做出了归因：2019年十年租约到期时房租翻倍，而他同意续约。他承认“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当时未能预料新冠疫情的影响。这种归因带有一种无法预料的无奈，也让公众看到名人同样会被这种无奈左右。最后，视频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李亚鹏展示嫣然医院的公益实绩，包括医院完成了11000台唇腭裂手术，其中7000名全额免费；50万儿童医疗人次；为0—18岁唇腭裂患者提供“团队序列治疗”；涵盖颌面外科、正畸、耳鼻喉、儿科、语音纠正、心理辅导等；当天仍有20多个孩子在医院，有孩子已经在嫣然做了三四次甚至六次手术；医护人员仍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这些数字和场景使情感获得事实支撑。“诚”不仅来自态度，还来自对公益医院专业性、救助实绩的具体呈现。

在公共表达中，身体情感常常具有一种“真实性证明”的效果。当李亚鹏提及“告别还是很困难”“毕竟5年了，这个内心的挣扎……”时，多次哽咽、停顿、眼泛泪光，这些身体反应也被公众理解为叙述过程中自然溢出的情感。在前文所述的承认责任、解释困境和呈现实绩的基础上，这种身体情感被进一步解释为“诚”的外化。在评论区，这条视频的“诚”的建构也基本得到了确认。本文分析的133条一级评论中，有57条明确表达了感动与支持，如“鹏哥说着说着哭了，真情流露”“以后茶叶就买鹏哥的”“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等；另有16条直接通过转发参与了扩散。询问、无关内容52条。仅有8条评论表达质疑，如“医院经营不善，让慈善背锅”“直播间成影帝了，真会蹭流量”等。这说明，公众对“诚”的接受，是在感动、理解、支持与质疑并存的复杂话语空间中发生的。

（二）新闻媒体：“情”“理”之间

对新闻媒体来说，“欠租”这一事实本身很容易嵌入质疑、冲突和调查的框架进行报道。也的确如此，新闻媒体起初围绕拖欠租金、判决腾房、执行未果等法律纠纷来组织报道。虽然在《最后的面对》视频发布并出现了大规模的网络情感呼应后，新闻媒体明显增加了报道框架中的情感面向，但与明星当事人、“自媒体”和公众个人媒体等行动者不同的是，新闻媒体的情感表达受新闻文化和职业规范的影响，始终在“情”和“理”之间摆动。新闻媒体虽然承认并传播情感事实，但并不停步于情感动员。在情感被大规模激发后，新闻媒体又试图将事件重新拉回对法律责任、善款用途和公益组织可持续性等问题的理性讨论中。换言之，新闻媒体在嫣然“欠租风波”中的表现，体现出一种“出乎情而止乎理”的职业性，试图以理性为情感表达设定边界。

2026年1月12日，华商报大风新闻发布《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拖欠房租，判决腾房至今无果！李亚鹏曾发信息致歉》，是较早披露并引发关注的关于欠租风波的报道。报道指出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从2022年起就拖欠房东的租金，强调法院已下达判决书、房东已提交强制执行申请，而医院“始终不付租金、也不退还房屋”。报道还提到，李亚鹏未接听记者电话，也未回复信息。[20]在这类早期报道中，嫣然医院被界定为一个欠租违约和执行纠纷的主体，凸显的是租赁合同、法院判决和未履行义务，情感色彩较淡并在叙事中隐含着质疑：一家有明星背景、曾经获大量社会捐助的公益医院，为何走到如此境地？

1月14日前后，随着《公益时报》和多家地方新闻媒体介入，报道开始补入更为复杂的背景空间。如《公益时报》发布对李亚鹏的专访报道时，在推送的摘要中突出强调：“当这样一家医院面临重大挑战时，这不是李亚鹏一个人的事情”——这一表述将“欠租”事实转向“公益医疗项目何去何从”这一更大的议题。[21]同日，《大河报》的报道中同时采访到了房东和医院双方。房东承认涨租并认为属市场行为，医院则强调仍在正常接诊，“孩子的救助不能停”[22]。这一阶段，新闻媒体试图兼顾法理与情理：房东有财产权利和市场考量，医院也有其医疗连续性和公益考量。

《最后的面对》发布后，网友涌入捐款入口和直播间，媒体叙事进一步转向“情”的层面。典型报道如《中国妇女报》刊发的《每一份善良都值得被呵护》等，将“欠租风波”重新组织为一次公共善意的托举。“舆论可能是狂风暴雨，也可能是温暖回应。或许连李亚鹏自己也没想到，公众内心最柔软的共情，能够如此震撼人心，能够在如此短时间内汇聚成巨额善款。”但随着公众支持声浪的上升，一些新闻媒体又试图把事件引回“理”的层面。如半岛都市报的《做公益不能单靠明星光环》提示长期依赖名人资源的可持续风险；中国新闻社追问“2400万捐款能救医院吗？”央视网评《“嫣然”之重，不能全压在“李亚鹏”们身上》提出应构建更健康的公益生态；南方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也纷纷将议题拉到制度层面，探讨“民办非营利医院如何获得稳定支持？公益医疗资源如何与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协同？公众善意如何被合法、透明、持续地承接？”等问题。还有媒体对情感框架本身保持警惕，如现代快报《嫣然医院与嫣然天使基金的账本迷局》、成都日报《勿被“公益至上”叙事裹挟》等报道和评论，均提醒公众不能因为公益叙事和情感共鸣而忽视问题。[23]

（三）“自媒体”与公众：因“情”而起

与新闻媒体的“出乎情而止乎理”不同，“自媒体”与公众的“情”没有职业规范的内在约束，因而更为直接、迅猛，且迅速越过了围观的边界，进入行动。在数字新闻环境下，新闻已经从职业记者主导的封闭生产过程，逐渐转变为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开放实践。[24]李亚鹏、“自媒体”作者、普通网友不仅参与，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主导了事件意义的建构。公众“情起—行动”的速度远远快于事实全面呈现的速度。许多人尚未完全理解租赁纠纷的完整责任边界、嫣然基金与嫣然医院的法律关系、善款能否用于偿还租金等事实，便已经在“医院不能倒”“孩子治疗不能断”“做过善事的人不该被抛下”等情感判断中开始捐款、转发、购买和声援。这说明，驱动公众行动的并非充分知情之后的理性判断，而是一种被道德化的情感结构。

高浏览量“自媒体”文章在这种情感结构中扮演了关键的“转译”角色。它们并不满足于对新闻事实的再报道，而是将“欠租”“失败”“医院可能关停”等事实重新表述为可感知、可共情、可行动的道德故事。从多篇爆款文章即可看出这一转译方向：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的《这下李亚鹏真的值三个亿了》、公众号“武志红”的《为什么全网都要拯救李亚鹏？》、公众号“书单SHUDAN”的《从“群嘲”到“追捧”：李亚鹏经历了什么？》等，都将事件从“欠租纠纷”转化为“口碑反转”和“公众拯救”的故事。[25]这种情感转译首先体现在对李亚鹏人物形象的重构上。如六神磊磊的文章并未否认李亚鹏此前的商业失败，从过去在“落魄框架”中被群嘲的“石头值三个亿”、直播卖茶失败、进入失信名单等经历写起，但笔锋一转——“当李亚鹏站在被拆掉招牌的医院门口谈起唇腭裂救治时，他像换了个人”。文章由此提出：一个人不应被简单地归入“拉”或“夯”，某些事失败，另一些却可能真正做成了值得尊重的事；此外，通过受助者故事，将公众情感从李亚鹏个人转向唇腭裂患儿及其家庭。如公众号“武志红”的文章引用凤凰网的报道，通过黄振华的女儿、周宇桐等个体故事呈现唇腭裂患者在身体治疗之外遭遇的羞耻、排斥和尊严受损，将“嫣然”存在的意义解释为“一场关于尊严、希望与爱的持续抗争”，认为公众拯救的“不仅仅是李亚鹏，更是一份贯穿在人性深处的善念”。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情感对象已开始转移：公众最初也许被李亚鹏的坦诚触动，但经由受助者叙事，情感逐渐指向那些曾经被排斥的唇腭裂儿童。“欠租”因此被理解为一个可能中断这些儿童治疗希望的危机。

公众评论则进一步完成了这种道德情感的确认和扩散。评论区中“莫道大侠身渐远，回首方知已成佛”“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等表达，把李亚鹏从落魄名人转化为一个值得被托举的道德主体。“每一个视频的背后、每一条评论的背后、每一笔捐款的背后都藏着中国人底子里的善良”这样的评论，则把个体捐款和购买行为上升为集体善意的证明。研究者将这种机制称为道德情感的“在线传染”：含有道德情感的初始评论会激发后续评论中的相似情感，并通过点赞获得情感共鸣的确认。[26]在“嫣然”欠租风波中，评论区晒出的捐款截图、直播间购买记录和高赞留言等，正呈现出这种从个人到集体行动的扩散机制。

三、公共善与共善时刻

2026年初“嫣然”“欠租风波”中出现的共善时刻，可以说是多重因素促成的结果。它不应被当成一个孤立的舆论奇观，我们应追问更加根本的问题：在当下的媒介生态中，公共善究竟是如何被看见、被组织和被传播的？

“公共善”（common good）指的是超出私人利益、关涉共同生活和他者福祉的善。它不是某一个人的善行，也不是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能够增进他人或社会整体福祉，并值得公众承认和共同维护的价值目标。[27]与追求个人利益不同，“公共善”强调公共利益优先，将共同体的最大幸福作为成员们追求的目标，以塑造美好生活为价值旨归。[28]而“嫣然”二十年的话语轨迹清晰展现了一个结构性困境：公共善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附名人等外在因素才能获得社会能见度，而且其被关注的方式也容易被名人话题所限定。在光环框架中，唇腭裂救助这一公共利益相关的议题要借助明星家庭故事获得曝光；在质疑框架中，公益透明性议题虽被推至前台，但其被围观的核心仍然是“名人是否可信”的道德剧；在落魄框架中，公益医院的司法风险被纳入报道，却沦为名人事业失败的注脚。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三种框架相继主导，却从未能够让“嫣然”项目真正关注的——如何更好帮助唇腭裂儿童脆弱群体的议题占据话语中心位置。这不是“嫣然”的偶然际遇，而是名人新闻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话语形式的内在逻辑使然。尤其在我国目前制度性公益传播渠道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名人因素往往是民间公益项目获取公共注意力的有效路径。但由此组织起来的公共话题，又系统性地阻碍了真正与公共利益相关议题的展开。由此浮现出一个悖论：名人等外部因素既是公共善获得能见度的重要通道，也是阻碍公共善深入发展的结构性牢笼。

然而，若是据此认为公共善的传播只能囚禁于名人话题逻辑之中，则会错失“共善时刻”所揭示的能动性。诚然，“共善时刻”如前文所分析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名人话题包括明星人设的转变等。但是细究这一时刻的形成，我们会看到其中已经出现了名人和公众关系的深刻位移。把光环、质疑和落魄框架置于时间脉络中观察，一条逐渐显现的演进脉络是：来自民间的质疑者、普通人的情感参与，越来越被推至前台。可以说，“共善时刻”的发生看似突然却并不突兀。当“欠租”风波将嫣然置于存亡危机之际，长期积累的情感参与基础与一个特定的“诚”文本相遇，并在多重条件的耦合下，最终促成了情动的涌现。

“诚”文本是共善时刻必不可少的条件。特里林曾区分“诚”（sincerity）与“真”（authenticity）：前者强调“公开表示的感情与实际感情之间的一致性”，后者则指向个体对内在自我的忠实。[29]由此，“诚”文本可理解为一种具有社会性的道德姿态的文本，即一个人在公共表达中不伪装、不欺骗他人，可以通过外在行为与公开声明的一致性来检验的一种可靠可信的社会联结。特里林认为到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真”逐渐取代了“诚”，与“诚”不同，“真”更加关注一个人对内在自我的忠实，并不惮与社会规范保持距离。特里林承认“真”是比“诚”更严格的道德考验，但问题是，当人们以“本真”为名，从不欺骗他人的社会伦理滑向对自我实现的迷恋时，特里林对这样的转变明显持有一种温和的警惕态度。[30]如本文所分析的，李亚鹏在镜头前陈述的《最后的面对》就是一个典型的“诚”文本，他在《公益时报》记者的追问下进行了坦诚的公开剖白：承认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将自己置身于应承担责任的语境之下，这使公众悬置了对名人表演的怀疑，将其感知为一个“诚”的表达者。可对照的案例是：同为名人公益人士，韩红在电影《抓特务》首映礼上的“走个面儿”发言，却使自身陷入舆论风暴。[31]“走个面儿”更接近一种从内在自我出发，在熟人社会的本真表达，却未能建立起与现场之外的广大网民的社会联结。舆论对这四个字的厌恶之大，实在令人错愕，但也确实让人看到缺乏特里林所说的“诚”所维系的公共信任基础时，可能发生的反噬。换句话说，能促成“共善”的力量同样会导致“共厌”。

当然，仅有“诚”文本还不足以解释共善时刻的行动性。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被感动，却没有行动。促成行动还需要多重条件的耦合，就“嫣然”事件而言，至少包括：“危机的紧迫性”（嫣然医院即将关停）、“可见的后果”（仍在医院等待手术的孩子们）、“行动的指向性”（有可以捐助的实体对象）、“低门槛且容易模仿的行动”（网民晒出捐款和直播间购物记录并获点赞）、“道德叙事”（大量“自媒体”将嫣然“欠租”风波重构为“医院不能倒”“孩子治疗不能断”等可感知可行动的道德叙事）等等。

可见，共善时刻背后是一套复杂机制：首先，情感公众走向前台成为话语主体；其次，要有搁置怀疑，创造出信任的“诚”文本；再次，需要出现“挽救危机”等足以改变时间结构的行动窗口；最后，道德叙事指向低门槛和易扩散的行善。共善时刻，不能被理解为传播策略的成功，更不能被当作操作模板。它是一种“涌现”，而非一种可以被设计和策划的现象。多重条件在特定节点上的组合具有偶然性、不可控性，任何一个节点上的细微错位都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共善时刻是神秘的，恰恰相反，本文的分析意在表明：尽管共善时刻不可被设计，却可以被理解。它可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成为我们理解当代舆论场中突如其来的情感力量的一个切入口。

共善时刻具有局部突破公共善的“可见性悖论”的潜质。当网民在评论区写下“不是为了李亚鹏，是为了孩子”时，情感对象发生了转移。这种“去名人化”远不彻底，却也显现出“所有人帮助所有人”的微弱光芒。尽管它仍然处在名人叙事遮蔽公益话题的结构之中，但我们不应对这种情感公众所焕发出的正面力量视而不见。而且，恐怕我们也必须承认：虽然希望公共议题本身能以更有能见度、更理性和更有建设性的方式被讨论，但若完全脱离名人、热点等带来的外部关注效应和更简单化、表面化的道德叙事，这些议题被关注和被讨论的可能性只会更低。这提醒我们，在理性审议之外，还应高度重视舆论的道德性、情感性和注意力聚焦等天然特征。无视这些特点，仅以传统新闻文化的理性圭臬来评判舆论，会错失对数字公共话语空间真实运作逻辑的理解。

但这绝不意味着放任情感奔涌而无视其风险。共善时刻的脆弱性与它的价值同样显著。最大的风险在于，在多重条件耦合下出现的“共善”力量极易转向，同样的道德化情感机制完全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反向后果，比如“共厌”“共愤”。因此，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需要被重新理解和重视。在“嫣然”事件生成共善时刻的阶段，新闻媒体不是助推器，而是在情感奔涌中试图“出乎情而止乎理”的理性力量。当“自媒体”和公众因情而动时，新闻媒体发出理性、克制的声音，试图将事件拉回对法律责任、善款用途和公益组织可持续性的制度讨论中。在火热的情感浪潮中，这种声音看似有些“不合时宜”，甚至会被急于行动的网友视为“扫兴”，但恰恰是这种冷静的“间隔”，可防止舆论滑向无节制的道德狂欢或道德审判。理解共善时刻背后的机制，可以更清醒地认识公共善在当代媒介生态中的存在条件：它既需要如名人效应所提供的可见性通道，又必须警惕这一通道对它自身的结构性遮蔽；它受益于情感的涌动，也必须依赖理性的护栏。只有在这些复杂关系中被反复审视，公共善在未来才可能找到更好的传播方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媒体传播体系中网络化新闻业建设路径研究”（批准号：23BXW03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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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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