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丨《维克托·哈拉：一首未竟之歌》中文版引言：献上一束朴素的纪念

三十年前，我在《丰饶的苦难》里对智利歌手维克托·哈拉（Victor Jara，1932—1973）做过比较详细的介绍，当时依据的主要是他的遗孀琼·哈拉的回忆录。今天，它历经种种艰辛，被翻译成了中文出版（世界上早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问世），算是又一束献给牺牲者的鲜花。

维克托·哈拉在以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为标志的变革岁月里，舍弃了戏剧导演的安逸前途，拿起吉他，走向人民。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右翼军事政变，维克托·哈拉被砸断了手腕，当成无名氏扔入停尸房。他的妻子琼·哈拉在友人的帮助下，掩埋了亲人遗体，流亡英国，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捍卫人权的生涯。1983年，这部纪实作品问世。

评述这段逝去的历史，无法不触及革命。这个灼人眼目的词，使按键的手指时时迟疑，尤其在革命被谴责与背叛双重挤压的今天。但是随着回忆录细腻的女性笔触，一页动荡的历史徐徐翻开。这种叙述语言如清澈的流水，不仅给作品带来了真实感，也给革命的缘起增加了宝贵的可信度。

琼是一个普通英国家庭出身的芭蕾舞演员，一个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她与遥远的智利的关系，最初缘自爱情。稍微特殊的是，她的两任智利籍丈夫都是左翼。英国文化背景的她，最终成为智利革命的同行人。这并非简单的追随，它是个人良知的发酵。一段段的往事，勾勒出自由与革命间的自然涌动：

到智利不久后的一天下午，天色渐黑，气温下降，我正步行回家。突然，我在人行道上看见一捆破烂的旧布。当我走近时，一只饿肚子的小狗对着我咆哮。我仔细一看，发现两个小男孩依偎在一条破毯子里，在人行道上睡觉取暖，附近公寓中央暖气锅炉的管道正好从此经过，产生了一些热量。他们被称为“毛娃”，是一些宿营地里跑出来的流浪儿，全靠乞讨、偷窃和在垃圾中翻找食物才能活下来。看到这个场景，我心中燃起愤怒的火花。今天回想起来，那大概就是我政治启蒙的开端。

读着智利国庆阅兵式的一段，我们就像亲眼瞥见一个心绪不平的女性身影：

9月19日下午的重头戏是科西尼奥公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武装部队阅兵式。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的矮短身材与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及士官生的高挑身材形成鲜明对比，让我大吃一惊。这清楚地表明，在持续几代人的营养差距后，不同阶级的体格外貌形成了明显反差。那是我生平唯一一次观看智利阅兵式留下的全部印象。

血腥的军事政变前夜，维克托告别“我的英国姑娘”，帮助母女逃脱抓捕。无论如何分析，留居英国是琼的一种可能。但是，她“从1973年拎着两个手提箱到伦敦开始，就已经建起一个了不起的档案馆”。琼由一个内向的专业艺术人士转变为奔走世界、呼吁公正的勇敢女性。1982年（其时，皮诺切特还在稳固当政），母女三人共同决定返回智利。2023年，琼殁于智利，葬在维克托·哈拉身旁，前智利女总统巴切莱特（其父为空军高级将领，因拒绝与军政府合作，被以“叛国罪”监禁至死）出席了琼·哈拉的葬礼。

女性忠诚之于琼，不是陈词而是情义。它不止对于爱人；亲切的异乡，纯洁的革命，个人的日子，融入人的肌肤内里。

柔弱常被视为女性的特征，却不可思议地搭起理解革命的桥梁。

时间逾越半个世纪，世界加倍荒谬，几近赤裸野蛮。当强权、兵器、技术构成一道不可突破的火力网，人感到渺小无力。这时，藏于柔弱的坚韧成为抵抗者的标记。

不久之前，出现了两个可能是本世纪初最重要的隐喻：以点燃自身抗议世界冷漠的美国军人，和用木棍击打魔鬼之翼的加沙战士。这样的形象会让人惶惶不安，夜梦里反思强与弱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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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哈拉所投身的20世纪70年代阿连德革命，是一场坚持在民主框架内进行的激烈变革。

人民将民主焕发到了极致，芭蕾舞演员的笔涂写着铺天盖地的游行、选举场面：

2月中旬，我们回到酷热肆虐的圣地亚哥，准备全力鏖战。很难说清楚，总统选举对智利意味着什么。我已经观摩过两次智利大选，但这次大选在激烈程度、社会覆盖面、社会分化程度等方面都超过以往两次。选举话题渗透进智利城乡各个角落，影响了智利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工作场所，每一间学校课堂，每一个街区，每一个家庭，都在谈论这场总统选举。有的家庭因为政见不合而破裂，有的员工因为政治观点而被解雇，只能另谋出路，有的人与老友意见不合，只能建立新的社交圈。

这是自由大选的魅力吗？在选举仪式的背后，是无名大众的尊严和责任，是平民百姓对表达的渴盼。对此，我们只能浮想联翩。

而最终，和平民主的革命倒在暴力政变的血泊中。

阿连德赴死般的尝试让人想起另一位同时代的伟人。

萨尔瓦多·阿连德与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民主道路vs武装斗争，貌似对立的两极在他们的友谊中互为印证。格瓦拉曾为阿连德题赠自己的《游击战》（La Guerra de guerrilla）： “献给争取以其他方式取得同一结果的萨尔瓦多·阿连德”，阿连德曾在格瓦拉游击队被围剿时派人于智利与玻利维亚两国间的边境等候，试图营救。

革命的对立面并不是民主，而是猥琐自私，甘受奴役。

一味谴责革命的人，其实否定了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争取解放的权利。真正的解放，不会止步于推翻一种统治的政治解决，不会满足于病态的经济发展，也不会叩拜践踏人道的技术奇迹。它将回到托尔斯泰“什么是幸福”的原初问答，它将认真思考人的终极解放为什么属于“解放神学”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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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和琼是艺术家，本书更多地从艺术层面，尤其通过智利新歌运动(nueva canción)，反映那个时代。琼记录的日日夜夜，再现了一种参与历史的艺术大潮，一场底层色彩的音乐革命。智利新歌运动汇入了60年代世界抗议歌曲热浪，但它强烈的印第安色彩有别于欧美艺术气息。它指向溯源五百年的殖民主义病灶，歌里的角色包括真实的“大地上的罪人”。难怪右翼政变军人要没收印第安传统乐器，视之为颠覆性工具。

因此不能忽略，本书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以质疑和行动为特征的大写“六十年代”。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对“代”独有见解：“代”是历史最重要的生命单元。……为了理解一段历史，我们必须置身经历了这段历史的一代人当中，否则，我们只能看见历史的一角化石。

这部回忆录无意间担当了“六十年代”的风貌写照，以绵密的细节丰富着人们对那个异类“全球化”时代的、没有完成的思考。

有人说那是一个世界整体“年轻化”的时代，这样的形容未尝不可：人们诚实较真，不懂圆滑；人们追根究底，不满足被给予答案；人们认为世界可以改变，于是就始于足下着手乌托邦的建立。那时的世界的确染上了少年的稚嫩，因此也搅动了残酷的俗世深渊。热烈的夏季已经过去，当下是凛冽的寒冬。如今的青年多生而老成，爱慕牢笼，好像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

适逢那个年代，维克托·哈拉选择了做一名歌手。他认为，歌手能够更直接地与人交流。推心置腹的切磋，如电流的接通，释放出共情（solidaridad）。它是人对于他人的关切，是四面八方的人在求索道路上的携手和声援。当资本和权势对龟缩的个人实施分割而治、日益将地球拖向深谷时，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携手”难道不是唯一的掣动？

曾几何时，solidaridad，这个温暖强劲的词汇又幻影般游荡在哥大、哈大、纽大……的帐篷营地间。它如一粒他年遗落的种籽，偶遇春风，就再次发育，生长；它不仅繁衍过去，也是未来生命的唯一胚胎。

索飒

2025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