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记|从海丰塔到光岳楼

文|张永军

海丰塔是无棣县的地标式建筑，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据载为太宗遣大将尉迟敬德督造，贞观十三年(639)建成。塔高十三级，庄严雄伟，与河北沧州铁狮子、东光铁菩萨并称“三大佛迹”。一千三百多年来，它几经兵燹风雨，几度倾圮，又几度重生。如今矗立在无棣古城东南隅的宝塔，1992年8月建成，在原塔北侧五十米处，由赵朴初先生题写塔名，总工程师是无棣籍的建筑大师张镈——人民大会堂的总设计者。

光岳楼是聊城市的地标建筑，始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时为抵御元朝残余势力而筑城守御，初名“余木楼”，后取“近鲁有光于岱岳”之意更名“光岳楼”。迄今六百五十余年，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楼阁之一。楼高九丈九尺，合三十三米，四重檐十字脊，灰瓦红柱，四四方方，矗立在东昌湖环围的古城正中。全楼没用一根铁钉，全靠榫卯咬合，历经数十次地震、水患而岿然不动。明清两代，康熙帝三次登临，乾隆帝六次驻跸，文人墨客经行聊城莫不仰止。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看惯了运河上千帆竞过，听惯了岁月里桨声欸乃。

一座塔，一座楼；一个在鲁北平原，一个在鲁西水城。它们隔着几百里路，隔着唐与明的岁月，却在我一个人的生命里，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在了一起。这根线，是我二十岁那年的远行，是我五十岁后的归来。

5月上旬，县文联组织赴聊城古城考察采风。于是，我又回到了聊城。距1995年夏天离开，已逾三十寒暑。

车到聊城的时候，正是上午。五月的风从车窗外掠过去，带着鲁西平原上那种熟悉的、混着青麦气息的土腥味。同行的文友们聊着下午的行程，我坐在窗边，看着路牌上一个个熟悉的地名从眼前滑过——东昌路、柳园路、文化路——心里莫名地有些发紧。1995年夏天离开，到如今再来，三十年了。

考察采风最重要的一站便是光岳楼。我们随着人流登楼，木质的楼梯在脚下咯吱作响，还是从前的声响。楼梯窄，大家便排成一队，手扶着木栏杆，一级一级地往上走。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时间的缝隙里，踩出一些尘封的记忆来。

登上楼顶，东昌湖铺展在眼前，水阔天青，一碧万顷。湖上的画舫缓缓移动，拖出一道道细细的水纹。我站在东南方向的栏杆前，迟迟没有动。那个位置，我记得，三十年前我就站在这里。那时候我二十一岁，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褂，手里攥着一本翻旧了的《古代汉语》，让同学按下了快门。那张照片后来夹在相册里，跟着我从聊城回到无棣，搬了三次家都没有丢掉。

从光岳楼上下来，我的思绪蓦地飞回了三十年前，飞回到鲁北平原上那座与我生命牵绊更深的海丰塔。

1991年，我被保送进入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那一年，海丰塔的重建工程已经启动。1992年暑假回家，第二天我就赶紧跑去登上了刚建成的海丰塔。新塔十三级，高耸入云，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海丰塔”三个字在塔身上熠熠生辉。我凭栏远眺，整个无棣城尽收眼底。风吹得衣衫猎猎作响，心里涌动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那时候我上大二，正是一个人对未来最迷茫也最充满想象的时候。海丰塔的重建，像一个隐喻——有些东西被时间淹没，也可以被时间重新树立起来。就像一个人，可以离开家乡，也可以再回来。

在聊城的四年，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正是在这里，我因为一时兴起抄写《古代汉语》而对“小学”萌生了兴趣和使命感。也是在这里，我渐渐看清了自己的局限——英语学习能力的薄弱，让我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那时候觉得是天大的遗憾，如今回过头看，不过是命运在拐弯处竖了一块牌子，告诉我此路不通，请另走他路。

1995年7月，我因为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放弃了在省城和市直单位工作的机会，成为当年为数不多回到县域高中执教的毕业生。我到了无棣一中，海丰塔正位于学校的东南，抬头就可以看到。早晨到校，它沐着晨光；傍晚离校，它披着晚霞。一届一届的学生来了又走了，我还在这里。备课，上课，批改作业，阅读，写作，思考……日子像偶尔想起的东昌湖的水，看起来很静，其实一直在流。

转眼之间，三十多年过去了。

有时候站在海丰塔下，我会想起光岳楼。两座建筑，一东一西，一南一北，隔着几百里路，隔着唐与明的岁月，隔着我的二十岁和五十岁。海丰塔毁过，又建起来了；光岳楼六百多年了，还站在那里。楼也好，塔也好，都是人建起来的。人走了，楼还在；楼老了，人又把它修好。一代一代，就这样传下去。

我不由想到张镈先生。他设计了人民大会堂，他又设计了海丰塔。一个人无论走多远，心里总得有一座塔、一座楼，让你知道根在哪里。

采风活动还有别的行程，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光岳楼。第一天傍晚，自由活动时间，我一个人再次返回。夕阳把整座楼染成暖金色，东昌湖上波光粼粼。我没有再登楼，只是在楼下站了很久。一群鸽子从楼顶飞过，哨音呜呜的，像旧时光的回响。

我忽然想起曾读过的《孔子集语》里的一段话：“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干与不干，是自己可以把握的；至于机遇好与不好，是时间的问题。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些事秉持初心、踔厉进取就是了。但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后，就应走出执念的羁绊，不再计较结果，甚至需要及时放下。读这段话时，我二十来岁。五十岁之后，我开始领悟这份心境……

第二天下午返程，大巴车驶过黄河大桥，进入鲁北地界。我朝窗外看去，远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海丰塔的轮廓。它静静地立在那里，像一个等待游子归来的老人。我不由回望一下，虽然知道不会看到光岳楼的影子。一座是唐贞观年间的塔，一座是明洪武年间的楼。中间隔着一千多年，隔着我三十一年的光阴。

十年后，二十年后，或许我还会再回聊城。那时候我也许已经步履蹒跚，也许光岳楼又修过一次了，也许海丰塔周围的树更高了。但我会记得这些时刻——二十一岁时趴在光岳楼的栏杆上观湖，二十二岁时站在海丰塔顶临风，三十岁时坐在无棣古城荷花湾畔让妻子拍照，五十多岁时重新登上光岳楼上让朋友按快门。

光岳楼的檐角还翘在那里，指向天空。海丰塔的塔尖还立在那里，刺破云层。它们替所有人守着一些什么，分毫未动。当你再次走近它们，它们就像打开了一个盒子，把那些年的风、那些年的阳光、那些年的心事，一股脑儿地还给你。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