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之间：刑事退赔与民事清偿的并行与分工——某金融机构诉肖某、张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2年6月，被告肖某（借款人）、张某（共同借款人）与原告某金融机构（贷款人）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借款200万元，期限12个月，按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贷款发生在二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原告按约发放贷款后，肖某、张某均未按期还款。截至2025年4月21日，尚欠本金151.55万元及利息（含罚息、复利）未偿还。另查明，被告肖某因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该笔贷款，被法院以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并责令退赔经济损失151.55万元。经强制执行，肖某至今未履行退赔义务。原告遂提起本案民事诉讼，要求二被告按合同约定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被告张某辩称，其签字并非真实意思表示；涉案债务不属夫妻共债；原告主张已超诉讼时效；银行未尽审慎审查义务，违规放贷。被告肖某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法院审理】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关于合同效力。肖某骗取贷款的行为在民事上属于《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欺诈行为，属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原告作为被欺诈方，有权选择撤销或者继续履行合同。因原告未行使撤销权，借款合同有效。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合同上签字即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其以“未受益”、“不知情”、“走流程”、“非夫妻共债”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不予支持。二、关于是否受理。因肖某已被刑事判决退赔本金，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刑事责令退赔限于违法所得（本金），对于刑事未涉及的利息损失及刑事被告以外的其他共同借款人，被害人有权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案原告就利息损失及共同借款人张某的责任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受理。三、关于责任承担。肖某已被刑事判令退赔本金，为避免重复受偿，本案不再判令其偿还本金。但刑事退赔未涉及利息损失，肖某仍应依约承担利息的民事清偿责任。张某作为共同借款人，应依约对贷款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张某以银行未尽审慎审查义务为由主张免责，缺乏法律依据。四、关于诉讼时效。原告提交的服务系统中电话催收记录截图显示，贷款到期后十余年间，金融机构一直通过电话方式持续催收，根据借款合同关于“电话、短信可作为通知、催收的方式”的约定，以及债务人未履行联系方式变更通知义务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以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的，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原告的催收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张某的时效抗辩不能成立。综上，判决肖某依约偿还利息（含罚息、复利）；张某依约偿还贷款本息；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刑民交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核心争议交织着程序受理与实体责任的双重难题。审理中，我们重点考量了以下几个具体法律问题：

一、 合同效力认定：可撤销而非当然无效。刑事犯罪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民事合同无效。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欺诈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撤销。在欺诈类犯罪中，合同属于可撤销而非当然无效，这一制度设计赋予被欺诈方选择权，既尊重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也避免了刑事犯罪对交易秩序的过度冲击。本案原告作为被欺诈方未主张撤销，故借款合同有效。

二、刑民之间：程序受理与实体分工。刑事退赔后，被害人能否再提起民事诉讼？实体责任如何界定？

程序上：刑事退赔不影响民事诉权。理由有三：一、刑事责令退赔限于追缴违法所得（本金），旨在追缴赃款；民事清偿旨在填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包括利息），二者功能互补，而非相互排斥。二、司法解释禁止就同一财产重复起诉，但不禁止就刑事未涉及损失（如利息）或其他责任人（如共同借款人）另行起诉。三、刑事退赔执行不能，如不允许民事诉讼，金融债权将无法实现；允许民事诉权行使，是对刑事退赔执行不能的补救，符合公平原则。

刑事退赔与民事清偿：并行不悖、合理分工。肖某已被刑事判决责令退赔本金，为避免双重受偿，本案不再判令其承担本金责任；但刑事退赔未涉及利息损失，民事判决就利息部分予以支持，这体现了“刑民并行”的合理衔接，既尊重刑事既判力，又依法保障金融债权。

三、共同借款人签字效力：意思自治与契约精神。张某主张未实际使用贷款、未参与刑事犯罪、“签字系走流程”，应免责。本院认为，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即表明其自愿承担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商事活动中，意思表示以外部行为为准，签字即构成法律上的承诺，以“不知情”、“未受益”、“非夫妻共债”为由免责，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有悖于诚信原则和契约精神。本案对张某抗辩的否定，正是对契约精神的司法坚守。

四、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电话催收未接通亦可中断。本案对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权利人以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中，合同明确约定“借款人同意接受电话、短信作为催收方式”，并约定“预留电话的接听人视为借款人本人”“联系电话号码变更后应及时通知贷款人”。金融机构通过电话进行催收，也符合习惯做法以及大众认知，即使部分电话未接通，只要能够提供系统记录、通话清单、合同约定等证据，形成完整的催收证据链，证明其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持续主张权利，亦视为催收通知应当到达，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理由有三：合同约定将未接听的风险分配给了债务人；债务人未履行联系方式的变更通知义务，过错在债务人；原告持续催收十年余，已尽到合理努力。法院据此认定时效中断，有效维护了金融债权。

五、银行审慎审查义务与借款人责任的关系。张某主张银行未尽审慎审查义务、违规放贷，其应免责。本院认为，借款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是否提供虚假材料，与金融机构是否尽到审查义务，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刑事判决认定肖某构成骗取贷款罪，但未认定银行工作人员存在恶意串通或共同犯罪，合同有效。张某以银行违规放贷为由主张免责，缺乏法律依据。

裁判价值与社会导向：

本案裁判，是在坚持合同效力基础上，合理区分刑事退赔与民事赔偿的范围，准确认定共同借款人责任，既尊重了刑事判决既判力，又依法保障金融债权安全，避免“以刑代民”、“刑民脱节”或者“双重赔偿”，体现了司法在复杂法律关系中的平衡智慧。本案判决逻辑，对于“刑事退赔本金，民事是否支持利息”实操层面提供了很强的参考价值。    

通过本案，我们向社会传递了明确的司法导向：契约应当信守，签字即应负责；刑事犯罪不当然免除民事责任；金融机构与借款人均应依法规范自身行为，防范信贷风险，审慎对待每一份法律文件的签署。本案裁判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通过本案，再次印证司法裁判不仅要解决个案纠纷，更要在具体案件中阐释法律精神、引导社会行为。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 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债权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通讯员 孙海红 黛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