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一个被遮蔽的诗人

在中国文学史上，蒲松龄的名字几乎与《聊斋志异》画上了等号。事实上，这位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著称的小说家，其文学活动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

据《蒲松龄全集·聊斋诗集》载，蒲松龄传世诗作千余首，词百余首。著名文史专家李伯齐先生直言，“因其小说艺术成就太高，诗歌成就便为小说所掩。”

如学者的普遍之见，蒲氏之诗多来源于生活本身，是其生活感受的真实记录。如果说《聊斋志异》是他精心构筑的狐鬼世界，那么他的诗歌便是他真实人生的灵魂独白。或许，这些被遮蔽的诗行里藏有一个更为真实的蒲松龄。

青年结社

蒲松龄的诗歌创作起步甚早。据《淄川县志》记载，他“年未冠”便已创作乐府诗二百余首，赢得了长辈的交口称赞。此般早慧是否已经预示着一个文学天才的诞生？残酷的是，命运并未给他一条坦途。科举的屡试不第、谋生的四处奔波、寄人篱下的塾师生涯，几乎构成了他人生的全部底色。

资料显示，蒲松龄现存的《聊斋诗集》共计五卷，外加《续录》和《补遗》，共存诗1039首。

在蒲松龄的诗歌生涯中，青年时期与同乡创办“郢中诗社”是一个重要事件。据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记载，顺治十六年（1659年），年方19岁的蒲松龄与同乡张笃庆、张视旋、李希梅、王鹿瞻等结社，“以宴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集固不以时限，诗亦不以拘束，成时共载一卷，遂以郢中名社”。

蒲松龄为诗社作《郢中社序》以言志，“当今以时艺试士……诗亦魔道也，分以外者也”，然而也不可“耗精神于呼号，掷光阴于醉梦”。他认为写诗虽不是举业所在，但虚度光阴也是庸俗的，他们成立诗社，是希望在学问道德、文思辞藻等方面互相督促学习，有所进步。

郢中诗社当年雅集的情景已难以清晰描绘，但诗社领袖蒲松龄和张笃庆后来传世的诗篇，或可证明郢中诗社曾有的不菲实绩。遗憾的是，因诗社成员当时的社会地位都不高，结社时间短暂，此间的诗作未能辑存传世。而由此可以肯定的是，蒲松龄很早就已经开始作诗，并热爱诗歌创作。

以诗言志

根据路大荒《蒲松龄先生年谱》的考证，蒲松龄在1670年南游为同乡孙蕙作幕宾。正是从此时开始，蒲松龄“倾动于衷，发而为诗”，不到一年多时间，便作了一百几十首，且开始有意保存了。

《蒲松龄全集·聊斋诗集》编者盛伟即言，蒲氏今存诗凡千余首，词百余首，是其三十一岁之后生活感受的真实记录。

蒲松龄诗歌内容丰富，目前所存一千多首诗中，既有描绘瑰丽风景的山水诗，也有愤世嫉俗的讽喻诗，有咏史怀古诗，更有即事抒情咏怀诗，有朋友唱和或是代人歌哭的交往应答诗，有描写闺中幽怨的闺怨与爱情诗，还有饱含悲情的悼亡诗。

“青年时期的他意气风发，其诗浪漫诡异，想象奇幻，辞彩盎然，感情激越，颇具唐风；中年时期，科场铩羽，贫困交加，天灾人祸，此时之诗，沉郁深沉，有诗圣遗风，乐府诗更是质朴古拙，‘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具有现实主义色彩；晚年时期，撤帐归家，远离科场，田园闲适，这时之诗，质朴有味，有陶潜韵味。”一如赣南师范学院文学硕士时小珍在硕士毕业论文中的论述，蒲松龄诗歌中个人形象突出。

蒲松龄一生执着科举，从顺治十五年（1658），他十九岁时，初次应考童子试，取县、府、道第一。然而，此后屡试不第，沦为落魄秀才。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他六十三岁时科举下第，都一直在参加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松龄在七十一岁的年纪上，援例补为贡生。

从意气风发的“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云津”（《张历友、李希梅为乡饮宾介，仆以老生参与末座，归作口号》），到挣扎科场的“回想三年前，含涕犹在目。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 寄紫庭》），再到最后的“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 张历友、李希梅为乡饮宾介，仆以老生参与末座，归作口号》），蒲松龄终究没有实现自己的科考之梦。这些字里行间处处闪烁其心境的诗行，成为他人生境遇的真实映照。

狂与世违

纵览蒲松龄的诗歌创作生涯，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虽然他自青年时代就有结社郢中的经历，但在当时大家云集的齐鲁诗坛，蒲松龄虽然交友广泛，但于诗风之上从无追随或攀附之意，以致在挚友之间也无诗名传播。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瑞豪的考证，蒲松龄比王士禛小7岁，比赵执信大23岁，蒲松龄与他们均有广泛交往。蒲松龄19岁应童科之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受知于山东学使施闰章。之后一直失意于科举的蒲松龄对施闰章抱有深切的知遇之恩，然而不见蒲松龄在诗风上对施闰章的追随。

1672年，蒲松龄33岁，与高珩、唐梦赉同游崂山，1673年又与唐一起登泰山、1680年同宿，1682年高珩给《聊斋志异》作序，可见蒲松龄与二人交往之多，但二人对蒲松龄只赞其《聊斋志异》，而不提及蒲诗。

蒲松龄与神韵派领袖王士禛的交往更为人关注。据盛伟先生考证，蒲松龄是1679年设馆于毕际有家的，毕家与王家是亲戚，在此之前蒲松龄对王士禛应早有耳闻，况且王士禛作为山东名人，又正值“神韵说”笼罩诗坛之际，蒲松龄对他应该不陌生。1686年王士禛到过淄川，蒲松龄48岁时与王士禛见面，王士禛后来为《聊斋志异》题诗。二人多次书信往来交换诗作。可是王士禛盛赞的也是《聊斋志异》，对于蒲诗不作褒贬。

“与这些著名诗人交往，却很少看到蒲松龄的诗歌受他们之中任何一位的影响，也看不到他对当时诗人诗论的任何反应。”李瑞豪也曾疑惑，“终其一生，蒲松龄都在写诗，他又身处写诗唱和的氛围中，为何他的诗却默默无闻呢？”

李瑞豪找到的答案是，蒲松龄的一番大志绝非是写诗做小说，而是走科举之路，以求有一番作为。

在蒲松龄的诗里，常见一个“狂”字。“白莲社里诗狂友，把手相逢意气消”“弱冠相逢两意骄”“怀人犹忆旧时狂”“落拓癫狂在，衰残意气无”“乾坤一破衲，湖海老狂生”“狂态招尤清夜悔，强颜于世素心违”“狂情不为闻鸡舞，壮志全因伏枥消”“狂态久拼宁作我”，等等。

蒲松龄71岁时和李希梅、张笃庆同为乡饮宾介时，他作诗云：“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云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当初曾经约定一齐共跃龙门，最后却郁郁而终。

蒲松龄年轻时的“狂”无非是以为功名唾手可得，而不将俗世放在眼里。沉溺于吟诗作赋便是“狂”的表现之一。可惜事与愿违，“共知畴昔为人浅，自笑癫狂与世违”，这一生终是错付了。

殊途同归

蒲松龄的诗歌与小说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互文”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在同一作家笔下具有大致相同的艺术追求。蒲松龄40岁时写下《聊斋自志》，开篇即对屈原和李贺推崇备至，表明《聊斋志异》是一部“诗性小说”，与传统的志怪、传奇有着本质区别。

蒲松龄早期诗歌有明显营造屈原、李贺诗中意境的倾向。学者也注意到魏晋风流、李贺诗歌对蒲诗的影响，尤其是在其40岁之前。而蒲松龄40岁之后诗风发生了转变，变得纪实性强，人世沧桑多。在《聊斋志异》大体完成的40岁，他大病一场，时逾三个月。如其《抱病》诗言：“瘦骨支离似沈郎，高斋兀坐转悲凉。怀中多绪愁愈病，漏下无眠月满床。”“病中愁，愁愈病”的人生际遇，已然构成其诗人生涯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主动将诗歌纳入小说，用以推动情节、塑造人物、表情达意。王士禛为《聊斋志异》题诗时便指出蒲松龄“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正是李贺《秋来》“秋坟鬼唱鲍家诗”的诗意再现。

从更深层次看，蒲松龄的诗歌与小说共同承载着一种“孤愤”意识。他的咏史诗通过“怀古”“咏史”连接历史与现实，呈现出不同于入仕文人的诗学视野。他的诗歌“在神韵诗风弥漫的康熙诗坛上，以其朴质、苍劲峭直的笔锋揭示了在盛世背景下民间的苦难，与失志于科场的下层文人坎壈情怀”。这种“不平之鸣”，与《聊斋志异》中借狐鬼故事寄托的孤愤，实为同一精神的不同表达。

“蒲松龄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主要是依照他当时所处的社会标准来进行的，因而造成他自我价值不能实现的悲愤。当这种对个体价值的追寻在现实中碰壁后，他把追寻之路投向《聊斋志异 》。可以说《聊斋志异 》一书既记录了他的悲愤之情，也记录了他对自我价值的思考和追寻。”宝鸡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赵欣认为，蒲松龄的个体价值在当时社会并不能得以承认和实现，这造成了其怀才不遇的深层悲愤。“他没有为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功而自豪，却一直为仕途上的失败而自卑。蒲松龄这样被窒固的，全然以科举为本位的标准意识，便造成他的人生悲愤。”

“或许蒲松龄很清楚《聊斋志异》和《聊斋诗集》属于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甚至这两个体系彼此起着相互消解的作用。而小说文体最能抒发他内心的情绪，最适宜于表现他的才华。他无法不创作小说。在白话小说已经开始繁荣的时候，蒲松龄选择的是文言而不是白话。……文言传奇小说隶属于士大夫阶级，蒲松龄所用的语言文体正代表他内心那一份不甘沦落民间和坚持自己士子身份的执着。”李瑞豪同样如此认为。

总而言之，在研究者们看来，《聊斋志异》散发着诗歌的抒情性，聊斋诗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蒲松龄的诗歌以一种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消解着《聊斋志异》的浪漫。《聊斋志异》则以浓郁到化不开的诗情消解着《聊斋诗集》对人间的现实关怀。二者彼此消解，又共同建构着蒲松龄真实的精神世界。

蒲松龄的诗歌疏离了当时的诗坛，却保存了他真实的情感世界。当代研究者普遍注重《聊斋志异》的研究，对蒲松龄诗歌的关注度相对较低。这固然因为小说成就太过耀眼，却也使我们对蒲松龄的理解失之于片面。

如果说《聊斋志异》是他用狐鬼构建的梦，那么诗歌便是他醒着的人生。恰如其诗句所言——纵不成名未足哀，这个在科举路上屡战屡败的读书人，最终以另一种方式成就了不朽。诗人蒲松龄，值得被重新看见。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