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石为纸，以山为碑——探访平度天柱山，追溯一位北魏刺史与一座书法名山的千年守望

1515年前的一天，一位书法家在平度乡野策马奔腾，遥望一座山峰，只见其孤峰高耸，策马山下，更如玉柱顶天。于是在半山崖壁上留下了五个大字：此天珠之山。这座之前名为“高宝山”的山峰，有了全新的名字：天柱山。

暑假访山，此次探访了平度的天柱山，是一座海拔不高，但绝非寻常郊野山峦的名山。文人墨客汇聚于此，以石为纸，以錾为笔，将书法凝于方寸之间。尤其是北魏郑道昭的书法，是嶙峋峭壁间的惊世绝唱，让天柱山成为中外闻名的书法名山。

于是，登上天柱山，穿越千年墨痕，邂逅郑道昭等书法名家的凌云之笔。

慕名寻山

平地孤峰，玉柱顶天

慕名寻找天柱山，路途相对遥远。

驱车经过平度市区后，穿越了多个村庄公路，向北驱车二十五公里，穿过大泽山连片葡萄园，行至北隋村以北1.5公里处，视野骤然开阔。

万顷胶莱平原平铺眼底，平地间忽然拔起一座孤峰，无连绵余脉，不连着周遭群山，海拔仅279米，花岗岩崖壁嶙峋直立，远看如一根青灰色玉柱直刺云天，这就是古名高宝山，后世定名天柱山的名山。远远地终于看到了景区的门阙，以及那位迎接游客的主人公“郑道昭”雕像。

停车场与售票大厅比邻而设，当日游人不多，氛围清静。“中国书法名山”景观石碑格外醒目。碑石旁立有1988年落成的文保标识碑，镌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柱山摩崖石刻”的官方碑文。

检票闸口向内，一方古雅庭院尽收眼底。院中石坛造景取“喜上眉梢”之意，池中莲花褪去花期，已结出饱满莲蓬。庭院两侧柿子树长势喜人，青嫩小果挂满枝头，生机盎然。庭院正中，便是天柱山石刻艺术陈列室。

迈步走入展厅，迎面展板详细梳理了荥阳郑氏两代刺史郑道昭、郑述祖的生平脉络，墙面整齐陈列了天柱山摩崖石刻的精品拓片。这间陈列室是游览登山前绝佳的文史科普课堂。作为享誉全国的书法名山，需要先行梳理郑道昭书法成就、天柱摩崖石刻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独特价值，让游客提前读懂它的金石文脉，再登山访碑，也就更能读懂崖壁笔墨背后的风骨和重大意义。

在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文物工作者在天柱山山脚崖壁发现了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弟子题记刻石，据研究者称，作者应该是计划在此搞一个大的题记，以记载某件事情。但不知何故，仅把题额刊出，后来又匆匆刻了年号即告了事。从字的大小和石壁面积估算，这里可以搞一个上千字的题记。按照惯例，作者在刻字前已经书丹，如果题字全部刻完，将非常壮观。尽管字数不多，这处刻石仍是山东省境内首次发现有明确纪年的汉代摩崖刻石，填补了山东汉代摩崖金石史料空白，被金石学界认定为一级珍贵文物。

刻石文字简短，记录汉代方士弟子登山祈福、供奉仙山的题记，书体为成熟汉隶，笔画古朴厚重，是研究东汉胶东地区民间隶书、民间仙道信仰的直接实物。此前山东汉代金石以碑碣、画像石为主，山间摩崖刻石极为稀少，天柱山汉刻的发现，证明早在东汉时期，天柱山已是胶东民间祭祀仙山，摩崖镌刻文化在此落地生根，为北朝大规模摩崖刻石奠定了民间文化基础。

转出庭院，就是景区了。

与郑道昭迎面相遇。他为何来到天柱山？

原来，山中植被以侧柏、黑松、荆条为主，山间常年雾气氤氲，地方志称天柱山“不雨而润，青日生烟”，自古有“神窟仙宅”的美誉。站于峰顶，向南可俯瞰平度平原阡陌河湖，向北远眺大泽山主峰、云峰山群峰，视野开阔，兼具雄奇与清幽，是东莱地区经典的登临胜地。

天柱山的人文记载，最早可追溯至秦汉帝王东巡的史料传说。《平度州志·山川卷》记载：“始皇游而忘返，武帝过以乐留”，相传秦始皇、汉武帝东巡琅琊、莱山祭祀山海诸神时，曾途经天柱山，见孤峰凌云、云雾缭绕，认定此处为仙家洞府，登山设坛求仙访道，留下寻仙遗迹传说。

秦汉帝王东巡路线沿山东半岛北部海岸线行进，光州（今莱州、平度一带）是必经之地，大泽山脉为东莱核心仙山集群，天柱山作为独立奇峰，具备帝王驻跸登临的地理条件。这个传说流传了两千余年，为后世魏晋、北朝文人崇尚山林、寄情仙道埋下了伏笔。

秦汉之后，天柱山长期作为民间隐士、方士隐居之所，直至东汉，山中首次出现纪年摩崖刻石，正式开启了天柱山近两千年金石镌刻的历史。

南王北郑

失意刺史，寄情山水

那么，郑道昭是谁？

郑道昭是与东晋书圣王羲之并称“南王北郑”的北朝书法宗师，厘清郑氏父子生平仕宦，才能了解天柱山石刻背后的时代、家族与精神内涵。

郑道昭（455年~516年），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荥阳开封人，出身于北魏荥阳郑氏，是世家大族。少年博览群书，精通经籍、诗文与书法，太和年间深得孝文帝赏识，常年侍奉朝堂，历任中书侍郎、国子祭酒、秘书监等要职。当年，北魏推行汉化改革，文风鼎盛，郑道昭有着一腔热血，屡次上书朝廷，恳请修复石经、兴办学宫，一心以辅政兴教作为毕生志向，成为洛阳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朝堂毕竟不是净土，盛世之下，权争暗流汹涌。

景明二年（501年），咸阳王元禧谋逆事发，郑道昭的从弟牵涉其中，郑氏一门无辜受到株连。郑道昭虽然没有获重罪，却彻底失去了帝王的信任，被逐出了权力核心，只落得个闲散官职。

郑道昭自觉空有满腹经纶、济世之志，却屡遭冷遇，数次兴政奏疏都石沉大海，便有些郁郁寡欢。时间来到永平三年（510年），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以平东将军、秘书监之职，外放为光州刺史，治所设在掖县，管辖今莱州、平度一带。光州地处东莱海滨，远离洛阳朝堂的纷争喧嚣，可能对于旁人来说，属于贬谪，但对于失意的郑道昭来说，却是一方安身立命的净土。

史书《魏书》明确记载，郑道昭治光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他摒弃苛法、轻徭薄赋，安抚地方、体恤民生，将州中政务打理得清明安定。忙完了公务，他不再纠结朝堂得失，转而寄情于山水，遍游光州境内的名山大川。云峰山风光秀丽，群峰连绵，平度城北的高宝山，孤峰独立，自然引人注意。

永平四年春日，郑道昭西行巡访平度乡野，遥遥望见这座擎天孤峰，立刻被吸引，策马亲临山下。他登顶远眺，有感于此山的雄奇孤峻，于是，在半山崖壁上题写了五个大字：此天柱之山。这五个字用笔瘦硬，长撇大捺，章法奇特。除了“此”字向右倾斜外，剩下的4个字向左偏，重心却是正的。看似漫不经心，却手眼功夫了得。自此，流传千年的“高宝山”正式更名天柱山，名号沿袭至今，再无更改。

数十年后郑道昭的儿子郑述祖重游此地，刻石追忆父亲为山定名之事，“以其孤上千云，傍无嵠麓，因以名之”，更印证了这段史实的真实性。

仅此一例

父子两代，同镌一山

台阶上，又一处郑道昭墙雕。处处彰显着这位书法大家的踪迹。

循着郑道昭的足迹一路前行，两侧的绿植覆盖着石阶，大雨过后，山泉流淌，山野里的蛙鸣伴随着水声，让静谧的天柱山有了生气。

在登顶的路上，没有直射的阳光，显得空气更为清新。沿石阶缓步上行，行至山脚西侧崖壁，这里藏着山东现存唯一有明确纪年的汉代摩崖。那是东汉中平三年（186年）方士弟子祈福的题记。字迹是古朴宽博的成熟汉隶，寥寥数行，印证了早在东汉，天柱山已是胶东民间祭祀仙山。

彼时郑道昭行至天柱山东侧，在一处天然石室前驻足良久。石室由巨石合围而成，北向石壁平整光洁，山风穿室而过，松涛阵阵，朝晖夕阴间，山石林木尽染清光，宛若仙家洞府。置身此间，郁结全部消解，所以，郑道昭挥笔写下四言风物铭文，即为传世的《东堪石室铭》，全文115字10行楷书，镌刻于石室崖壁之上。

正文是：

“孤峰秀峙，高冠霄星。实曰天柱，镇带莱城。悬崖万仞，峻极霞亭。接日开月，丽景流精……”

站在石室之中诵读铭文，便能读懂郑道昭彼时心境。庙堂之上，他是郁郁不得志的失意官员，满腔报国之心无人赏识；置身这座孤峰石室，世间权斗、朝堂失意尽数消解。铭文后半段满是栖山求仙、超然物外的向往，文字清丽洒脱，书法飘逸灵动，与《郑文公上碑》雄浑厚重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石壁天然凹凸不平，文字纵有行、横无列，字形大小随石面自然错落，不刻意规整，将人文笔墨与山野天地完美相融，是北朝山水文学与摩崖书法结合的巅峰典范。

如今，若想看这则铭文，需要攀登陡峭的台阶，很难想象，在当年，郑道昭登山的艰难和决心。也正因为地势险要，所以鲜为人知，即便有知道的，也因为不好攀登而作罢，所以历经千年，得以完整保存。

安放隐逸情怀的同时，天柱山也承载着郑道昭最深切的孝道与家族执念。天柱山南坡有一方天然巨石，高3.5米、宽1.5米，石面平整温润，是天然的碑刻良材。正是在这里，郑道昭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碑刻作品：《郑文公上碑》。

碑主郑羲，是郑道昭的父亲，北魏名臣、博学大儒，颇有才略，官至中书令、秘书监。但郑羲晚年为官有些瑕疵，身故之后，朝廷定谥“文灵”。依据当年的名号，“灵”为贬谥，意指品行有亏、名不副实，这一谥号成为荥阳郑氏的家族缺憾，也是郑道昭多年的心结。郑羲一生未立丰碑，昔日门生程天赐等六十余名旧部，感念恩师教诲提携之恩，集体恳请郑道昭为父立碑撰文，详述他的生平功绩，为弥补家族遗憾，郑道昭慨然应允。

永平四年，他居于天柱山下，反复斟酌字句，写成了881字碑文，20行，详尽梳理郑氏家族世系，记录郑羲一生治学和官途，刻意规避朝堂贬谥，以“郑文公”尊称传世，以此告慰先父、光耀门庭。

碑文由郑道昭亲笔书写，笔锋温润，彻底摆脱了早期魏碑的粗粝的风格，开创了北朝士族文人典雅的风格。作为中国书法隶楷过渡的核心实物，这方碑刻在中国书法史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为古今中外书法家所称道，有外国人称：“不到中国看魏碑，不在天柱山留个影，不能算真正的书法家。”

同年夏末，郑道昭又远赴四十里外的莱州云峰山，因当地石质更为细腻平整，便复刻了一篇内容相近的碑文，字数增至一千二百四十四字。他亲自在文末标注：“上碑在直南四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以石好故于此刊之”。自此，天柱山碑为《郑文公上碑》，云峰山碑为《郑文公下碑》，两碑同源，双璧生辉，成为北朝摩崖石刻的巅峰之作。

往返于两山之间，郑道昭在天柱山秋千口的崖壁上，留下题记：上游天柱，下息云峰。朴实记录了他的游踪，为后世金石考据、书法研究留下了确凿的史实佐证。

摩崖石刻

北碑之冠，绝壁生辉

在光州为官的数载光阴，是郑道昭人生最松弛的一段岁月。他远离朝堂纷争，以山水为友、以笔墨为伴，公务之余便登临天柱山，摩挲亲手镌刻的文字，看山风拂崖、松月临石，将仕途失意都消融在青山白石之间。

永平六年（513年），郑道昭调任青州刺史，告别深耕数载的东莱大地。临行前，他再度登临天柱山，遍览崖间笔墨。彼时石刻新成，刀痕清晰，坚硬的花岗岩不惧风雨侵蚀，平静承载着他的文字与心境。他深知，纸帛易朽，书卷难存，只有山河磐石，可让文脉不朽。

事实也确实如此。因此，千年之后，我们还能看到郑道昭的手笔，和他彼时的寄托和情怀。

数年后，郑道昭重回洛阳，复任秘书监，熙平元年（516年）病逝，朝廷追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文恭”。

郑道昭离任光州52年之后（有57年一说），其三子郑述祖于北齐河清三年夏（564年）出任光州刺史，循着父亲的足迹重游天柱山。此时碑刻文字已经经过了风雨的侵蚀，山中草木丛生，郑述祖睹物思人，感念祖父、父亲两代士族文人的人生轨迹，遂在西麓崖壁隶书镌刻《天柱山铭》《天柱山颂》，一方面追忆家族先辈，另一方面延续天柱山的金石文脉，形成“父子两代，同镌一山”的罕见文化奇观，这在中国金石史上仅此一例。可惜《天柱山铭》原崖壁在上世纪60年代开山采石时损毁，40余方残石尽数收藏于平度市博物馆，所幸万历《平度州志》完整收录铭文全文；《天柱山颂》保存相对完好，以颂体诗文赞美天柱山风光与郑氏两代文名，隶书古朴方正，与郑道昭魏碑楷书形成鲜明时代对比，是北朝晚期隶书演变的重要实物标本。

当地百姓感念郑氏两代德政与文名，流传民谣：“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尤尚同”，成为一段千古佳话。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北魏的朝堂风云早已消散在历史尘埃中，洛阳城的亭台楼阁几经兴废，唯独平度天柱山的摩崖石刻，历经1500余年风雨，依旧巍然矗立。

除核心汉、魏、北齐刻石外，天柱山还留存着少量后世小型题记：东魏武定六年石窟造像题记，记录了民间信众开凿小型石窟造像祈福的经历；还有金代、元代文人登山观碑题刻，文字简短，多为金石爱好者游览、临摹魏碑后的感怀题记，证明金元时期，天柱山魏碑已在文人群体中声名远扬，形成持续千年的金石寻访传统。

北宋金石学兴盛，赵明诚《金石录》首次正式收录《郑文公上碑》，这也是后世系统性考据、品鉴天柱山石刻的开端。金元以降，文人墨客、金石学者络绎前来寻访临摹。清代碑学大兴，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赞其“有海鸥云鹤之致”，叶昌炽《语石》尊郑道昭为“北朝书家第一”。康有为则将《天柱山铭》列为魏碑最高品级“妙品上”，确立了魏碑在中国书法史上的至高地位。

近代以来，刘海粟、启功等近现代书画泰斗先后登临天柱山观摩魏碑，刘海粟88岁高龄时专程登山，留下高度评价：“瑰玮博达，绝壁生辉。”1988年天柱山摩崖石刻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青岛市首个“国字号”文保单位。20世纪80年代东汉中平三年刻石的重大考古发现，推动学界重新梳理胶东汉代金石脉络；平度市博物馆收藏郑氏残石、历代碑刻拓片上千件，持续开展石刻文字、书法、历史考据专题研究。2025年天柱山景区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同时作为青岛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承载着胶东地区独一份的金石文脉、北朝史料与山水人文记忆。

如今的天柱山，孤峰依旧，而那些镌刻在崖壁上的文字，不仅是隶楷演变的书法范本，更是一位北魏文人的精神独白：半生仕途沉浮，一身诗书风骨。郑道昭把自己的失意与风雅，留给了这座山峰。（张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