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群居和一”思想的当代启迪丨诸子百家半山东·系列谈

荀子“群居和一”思想的当代启迪

□ 郑治文  

  荀子是先秦时期与孔孟并称的大儒。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儒家仁礼一体之学向两翼展开。《史记·儒林列传》赞曰：“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山东是荀子的第二故乡。依《史记》载，荀子曾游学齐国稷下学宫，三任祭酒（学宫领袖），后为楚国兰陵令，晚年在兰陵（今山东兰陵县）著书立说、讲学终老。

形成于战国末年的荀子学说，既与孔孟思想一脉相承，又为即将“定于一”的时代大势所迫而对儒学精神进行了改造革新。也就是说，荀子之学既延续了孔孟那种以道德转化政治的理想追求，又在重建秩序的现实关怀下强化了儒学经世应世的政治属性，由此呈现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相统一的思想特质。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民”与“尊君”同构。民本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底色，是孔孟荀儒学的重要思想精粹。荀子民本观不同于孔孟之处在于，出于顺应社会政治现实的考虑而更加突出了“尊君”这一维度。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一方面借天的权威来抬高君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明确提出“立君为民”之说，表现了“重民”的立场。

为什么要尊君？在荀子看来，那是因为“君”之于“人能群”具有决定作用。君主为何“能群”？那是因为其能“制礼义”，使民可以各得其养、各安其分，避免人因争夺而生乱。荀子将“尊君”之意寓于民本之中，既以民本而言“尊君”，又以“尊君”而言民本，由此实现了“尊君”与“重民”的双向互含和同构：一方面，君者“制礼义”，可以使民“群”，故须“尊君”；另一方面，“君舟民水”，君之存废系于民，故须“重民”。

其二，“崇德”（修身尚贤）与“尚力”（富国强兵）并重。在“隆君”的同时，又如何确保君道之正呢？对此，荀子实际上也是从孔孟德治民本的思想中寻找到了理论资源。其所谓“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的论说，也不出孔孟“政者正也”“君正国定”的德治理想。概言之，“修身”（重德）与“为民”（重民）两说作为荀子劝导君主的理论设计，它们直接源于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德化之思，体现了荀学理想主义的一面。

那么，荀子所强调的“修身正己”德治学说又与孔孟有何不同呢？在笔者看来，这种差异或在于，荀子所理解的君主的政治作为除了“修身正己”的道德努力外，更多了“富国强兵”的功利化考量。他提出：“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崇德”与“尚力”并重反映了荀子对君道问题的新的思考。前者直承孔孟“修身正己”的德治主张，而后者则是其为顺应战国“争于气力”的现实要求而对儒学进行的调整。

其三，“隆礼”与“重法”合治。荀子之学以礼为中心，不过，除主张“隆礼”外，荀子又以言“重法”而闻名。他说：“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又云：“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在“礼”与“法”（刑）之间，荀子以“法”说礼，通过“法”观念下对“礼”的言说，将“法”纳入“礼”中，试图用“法”和“刑”来弥补儒家礼治在社会治理上的不足。

一方面，荀子以“法”来转化“礼”，使“礼”成为“调剂物质”、划分群己权界（“分”）的客观规则和制度。在“人之性恶”的人性假设下，荀子看重通过“礼义”之“分”，以使个体对物欲之所“求”有所“度量分界”，避免因争夺而致群体离散。为此，正如他以“分”论“礼”一样，他还以“义”“法”的观念来转化“礼”，进而明确提出了“礼义”“礼法”的观念。在此种观念下，荀子所说的“礼”很接近于法家所谓的“法”，它们都具有作为秩序建构之规则与制度的客观化特点。

另一方面，荀子用“法”来辅助“礼”，以“法”的强制性和“刑”的暴力性来保证礼治的推行。其言曰：“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他认为，“人之性恶”，除了以“礼义”化人外，还要以“法正”治人、以“刑罚”禁人，以礼为本，礼、法、刑等并用由此构成了荀子秩序建构的基本方案。故其言曰：“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荀子这种礼法（刑）合治的思想，既坚持了孔孟以礼乐教化民众的理想追求，又对“法（刑）”之于社会治理的现实作用有所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其对秩序建构（群居和一）问题的深刻理论思考，对当代治国理政和社会治理实践无疑仍具有启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

荀子“立君为民”的思想，与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蕴含着相通的价值追求。“立君为民”是荀子民本思想的典范性表达，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思想话语来看，荀子所谓“立君为民”说的启示意义在于，一个政权的执政合法性取决于能否保障人民的利益，赢得人民的支持，而其所谓“君舟民水”之喻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一个政权的存在要相信和依靠民众的力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而这也正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精神内涵。

荀子“尚贤使能”的人才思想，为当下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提供了智慧借鉴。基于“崇德”与“尚力”的政治追求，荀子提出了“尚贤使能”的用人主张，而“尚贤使能”的现代启示意义或在于，广大党员干部的选拔、任用和考核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荀子的“修身”“尚贤”思想提出了对为政者“德”的要求，而其“富国”“使能”的思想则突出了对为政者“才”的要求。用今天的话说，荀子的“尚贤使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所表现的就是一种“以德为本，德才并举”的人才观。

荀子“礼法合治”的传统治理思想，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提供了丰厚滋养。在着重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当下，荀子“隆礼重法”“礼法合治”的思想虽不能等同于当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然其本身也蕴含着这样的现代启示意义：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是政治建设、法律建设、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等共同组成的复杂系统工程，我们既不能以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德治立场来否定现代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也不能以法律建设、制度建设来否定重视道德教化的儒家精神。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荀子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