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骂狡猾的英雄：奥德修斯的千年翻红史

伴随电影《奥德赛》的热映，近三千年前的荷马史诗再次被关注。这已不是《奥德赛》今年第一次引发讨论。今年年初，因网络流行语“奥德赛时期”的出圈，《奥德赛》早已引发过一轮讨论。

对现代人来说，隔着遥远时空的奥德修斯，为何仍如此吸引人？单从文本看，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是一个复杂的人，这也为后世的各种解读提供了土壤。史诗中，奥德修斯想出木马计攻破特洛伊；在归乡途中智斗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抵御喀耳刻的巫术，解救被变成猪的同伴，称得上聪慧果敢。但同时，他在遇到危险时巧妙周旋于各色人群中。比如与独眼巨人对抗时，他谎称自己是“无人”；最终回到家乡伊萨卡，他却装扮成乞丐，悄悄观察局势，试探妻子佩涅洛佩。这些行为很容易被理解为狡猾、诡计多端。

对此，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张秋子认为，虽然《奥德赛》的文本一直客观存在，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其实不断在变化。在古希腊时期，《奥德赛》属于基础性、奠基性的文学文本，当时的人如果要读书、接受教育，想要自我认同为希腊人，《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就是必读材料。对那时的人而言，阅读《奥德赛》，不仅仅是看一场英雄的冒险故事，更类似于中国古代士族子弟研读四书五经，借由阅读，完成自我身份的确认。

《奥德赛》与《伊利亚特》很早就被官方加以正典化，不过后世对两部史诗的评价渐渐出现分歧。《伊利亚特》的评价相对稳定，它的内容集中于战争、战场与荣誉；而《奥德赛》把叙事重心放在奥德修斯身上，书中奥德修斯就被描述为诡计家。这种狡猾和诡计多端，在公元前五世纪一直到公元前后，让奥德修斯遭到了道德化的批判。有评论家认为奥德修斯是奸诈的，是骗子，这导致了当时对《奥德赛》的评价走低。当时社会期待文以载道，希望文章内容能够教化民众。如果读完书学的都是投机取巧和诡计，那便失去了教化意义。

到文艺复兴时期，情况发生改变。伴随着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塑被发现，人们被雕塑上遒劲有力的肌肉线条所震撼。而这些雕塑中，不少取材自《奥德赛》与《伊利亚特》当中的情节。另外，公元前后，北方蛮族入侵，西方文化陷入黑暗，大量文字典籍在战火中损毁，不少图书馆遭到焚烧。而阿拉伯世界保存了很多西方文献，这促使古希腊的各类史料在文艺复兴前重新传回欧洲。一方面是雕塑、绘画实物的出土，另一方面是文字典籍的回流，让《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在文艺复兴时被重新发掘和阐释。这一时期，人们看到的不再只是单靠蛮力的战士，而是一种复杂的英雄类型。他拥有语言策略，也具备生存智慧。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不仅能征善战，动手能力也极强，会修造船只、打造各类器械，是一个多面手。

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小说与文学理论发展，《奥德赛》的内涵不断被拓展和填充。很多现代主义作家都会在创作上呼应《奥德赛》。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对《奥德赛》的现代化改写。荷马史诗里，奥德修斯历经多年海上漂泊；而《尤利西斯》把漫长漂泊压缩成普通人的一天，同样书写了父子之间互相寻觅、彼此等待的故事。

张秋子认为，当代作家不断征用《奥德赛》这类经典，说明经典文本本身就拥有可以被不断激活、不断重新阐释的特质。“这类古老文本触及人类根本命题，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后世提供创作资源。”

《奥德赛》中触及的根本命题有哪些？张秋子认为，生与死、归乡与自我认同等命题，都在奥德修斯的归乡路中有所体现。“书中有一处情节，奥德修斯来到海边举行祭祀，召唤亡魂，向死去的先知问询死后世界的境况。很多文学作品都有类似的书写，或是下到地府，或是召唤阎王爷与之对话，中国文学里也不乏同类叙事。这本质上反映出人在活着的时候，对死亡的一种焦虑性的想象。”

张秋子认为，《奥德赛》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寻找自我的存在，这也是当下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人们在网络上有虚拟身份，在职场有社会身份，每个人都在不同身份之间流变。这个处境就很符合奥德修斯躲在他语言编织的面具下过关斩将的状态。同时人还要面对诱惑，在诱惑与自己坚守的事物之间做出抉择。在文学作品中，漂泊、回归、回乡都被当作自我确认的过程。“就像每到春节，人们大包小包地回家，哪怕只待短短三五天。我们有时觉得这是很累人的仪式，但其实这是从集体无意识里提醒我们，我们从哪里来，根在哪里。奥德修斯不断踏上归途，冲破诱惑，克服磨难，其实也是在确定‘我是谁’这个问题。”

张秋子觉得，如何面对死亡，如何确认自我，这些命题不会因为某一部史诗、某一本小说给出一个答案就一劳永逸地被解决。史诗和小说无法彻底解决现实难题，但它们一直在用语言探索。不同时代，人们会把各自时代的思考注入经典之中。“我们今天阅读古老的经典，或是阅读当代新作，都能够读到这些关乎人的根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也是时时刻刻激荡在我们自己脑海中的。”

（大众新闻记者 梁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