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执壶的“海上漂流记”，看完直呼大唐太潮了

在蓬莱登州博物馆展厅里，时光以另一种方式流动。常有年轻人驻足，俯身凝视展柜，一件唐代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执壶格外醒目。

这件执壶出土于20世纪80年代的蓬莱东关村，是唐代长沙窑的遗存。器物整体形制规整，通体施青釉，釉面光亮温润，质感细腻通透。最特殊的是壶身主体的椰枣叶纹，枝叶纹理舒展自然，却并非中国传统草木纹样。

研究认为，这件瓷器是唐代长沙窑专为阿拉伯地区定制的外销器物。盛唐中晚期，长沙窑异军突起，依托成熟的烧制技艺和适配海外审美的定制化设计，产品远销亚洲、非洲。

这件古瓷，是蓬莱登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枢纽的有力物证。隋唐至明清，登州港稳居中国顶级海港之列，唐代更是与泉州、扬州、明州并称四大港口。古时候，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等十余种名瓷，经水陆转运集结登州港。

古人深谙这片海域的航行规律，开辟出一条安稳便捷的海上通道。蓬莱城北的庙岛群岛散落海面，串联起一串天然岛屿，既是清晰的海上航标，也是风浪来袭时的避风良港，如同绵延在渤海、黄海之上的“海上服务区”。依托这条航线，满载瓷器的舟船从登州扬帆，穿梭于碧海波涛之间。

繁盛的港口，架起了中外文明双向奔赴的桥梁。数据统计，唐代日本共派遣19批遣唐使团，15批成功抵达中土，其中5批早期使团、第12批使团均从登州登陆，最后一批遣唐使团亦从登州返程归国。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诸国，经登州中转的朝贡使团多达79批，相较于日本使团，往来频次更为密集。

后唐时期，中原陆路通道被辽国阻断，登州海上航线更是成为高丽使臣、商旅前往中原的唯一通道。彼时的登州海面，帆樯林立、舟楫往来，涌动着文化交融的浪潮。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