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亭 | 情理“死角”该如何清理？

8月20日，话题“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登上热搜第一。

媒体报道，近日，两名女孩买了三张火车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找来列车员调解。列车员称“座位是她们的，跟我说没用。”

12306客服回应，“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同意。”

这起争议显然是权责不对等引发的，座位拥有者有权拒绝让座，但有人认为“空着不让”不合情理。

换句话说，乘车规则保护“对号入座”，但无法判定“占座不放零食”是不是属于滥用权利。

别看事情不大，零食占座实际上就是在拷问规则刚性之下，法理与情理该如何平衡的命题。

8月20日，同一天上热搜的，还有#艾滋病检测结果不得告知配偶#这个话题。

对比一下，这个情理“死角”暴露出来的问题更明显。

有网友发帖称，“为保护艾滋病患者隐私，请本院医生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不得将艾滋病检测结果告知其配偶以及家属。”

有律师表示，根据现行《艾滋病防治条例》，医疗机构及相关知情方在未经患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外界披露其感染状况。

同时，条例也明确要求感染者本人应主动将感染情况告知其配偶，这是对感染者自身设定的法定义务。

但问题在于，部分感染者刻意隐瞒病情不告知配偶，而医院受法律规定限制又无法主动透露，导致配偶或结婚对象只能一直被蒙在鼓里。

当制度将道德义务完全托付给个体自觉，却未提供保障配偶知情的替代性法律路径时，就会导致患者隐私权与他者生命健康权的冲突。

从两起争议里，我们都能看到同一点，一旦个体被赋予了绝对权利，影响公共秩序甚至触及到他人重大利益时，这个规则设计就会陷入失灵的尴尬境地。

因为缺乏缓冲地带和责任转换机制，规则的边界之处，就成了道德博弈的战场，争来吵去，谁都占不到上风，更不可能有人赢。

所以想要清理这些情理“死角”，就必须让法理与之相向而行，制度该优化的优化，规则该细化的细化，漏洞该打补丁的就打补丁。

占座放零食和隐瞒病情不报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规则只划定了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的禁区，却没有设计如何才能做的更好的引导路径。

所以，优化制度细化规则的重点，首先是要把单一告知义务转化为结构性程序。

针对火车票占座，铁路部门不应止于“跟我说没用”的甩手式回应。

明确实名制乘车，把未乘车人座位视为空位，在超员情况下，让列车员有权引导无座乘客临时就座，就能解决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

面对疾病隐私，也不能把告知风险完全给艾滋病感染者。

医院虽不能直接告知配偶，但在确诊后，应由专业人员对感染者进行深度咨询，若对方坚决不告知，则启动保护性告知程序。

其次，因为规则要解决的不仅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怎么做才能更好，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不伤害原则。

无论是火车座位还是疾病隐私，权利行使的边界都应当是不对他人造成实质性伤害。

患者明知有病情不告知配偶，如果因此导致配偶被感染，更会构成事实上的侵害。

所以，优化制度细化规则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程序设计，引导大家在行使权利时看见他者的存在，杜绝那些有意无意的伤害。

而想要做到既尊重契约，也温存人情，既保护隐私，也守护生命，就需要更专业更细致的第三方介入和调和，取代个体间的道德挣扎和情感拉扯。

一旦在法理与情理间搭建起这座桥梁，二者相向而行不是没有可能，是完全能做到的事。

（大众新闻记者 杨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