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静生所，“打开”近代生物学史——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出版

近日，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胡宗刚所著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1928~1950》由乐府文化策划、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大量档案史料为依据，完整地记述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以下简称“静生所”）从创立到终结的22年发展历程，系统梳理了该所及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四川乐山木材试验馆等重要机构的创办、运行的历史始末。这是胡宗刚对其2005年出版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的重写增订。胡宗刚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机构与主要人物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不该遗忘的胡先骕》《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五十年》《中国植物志编纂史》等十余部专著。8月20日，胡宗刚就该书创作接受了半岛全媒体记者的专访。

从档案里打捞尘封的历史

记者：您深耕近现代中国生物学史数十年，请介绍一下您最初关注和打捞静生所历史的初心、缘由，以及重写增订《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1928~1950》的契机；相比旧作《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增订版最大的突破在哪里？

胡宗刚：我所在的单位是庐山植物园，其历史跟静生生物调查所有关系，是胡先骕创办的。我是1980年参加工作的，单位里一些老先生也写过关于植物园历史的文章，后来我知道了静生所的档案藏在南京，我想办法去查了档案，发现过去老先生们所写的庐山植物园历史过于简单，且有盲点甚至错误。我就根据所查档案写了两篇关于庐山植物园历史的文章，继而把研究范围扩大到静生所。

1928年静生所成立时人员合影

我发现静生所的继承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对那段历史也缺乏了解，就向该所当时两位所长韩兴国、傅德志申请了一笔经费，做静生所的历史研究，把静生所1949年以前在各个地方设置的分支机构都跑了一遍，去以前员工最后去世的研究所找他们的人事档案，由此完成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

此次修订是受乐府文化总编辑涂涂先生邀约，我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继续发掘了一些新的材料，借再版机会补充到书里了。两本书风格相同，但内容是一致的，增订版只是史料更丰富，我把一些欠缺的部分、以前我没有搞清楚的部分补充进去了。比如说我知道静生所和“中央工业试验所”合办的四川乐山木材试验馆，我也写到了这个试验馆，但我不知道这个试验馆与现在的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是有传承关系的。木材所的傅峰所长看到书后跟我联系，约我为该所单独写了一本书。此后，我又去重庆、成都仔细查阅档案，将一些主要的内容补充到重要节点中去，使得静生所的历史更完整了。

记者：本次增订大量引用未公开的档案、师生书信、年度报告、野外考察日志等，在海量一手史料中，哪一份冷门档案、细节史实，是您认为最珍贵、最能还原静生所真实面貌的？

胡先骕

胡宗刚：最能反映静生所历史的是静生所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比如说胡先骕来江西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议记录里，胡先骕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被通过，第二次的时候才被通过，你就可以看出当初这是一个怎样的议决过程，并非胡先骕一人就可以说了算。还有静生所其他的一些事情，这就是一个珍贵的档案，第一手的原始材料。

秉志

记者：除了秉志、胡先骕两位核心大家，您书中记录了大量无名研究员、采集员、技工，他们奔波山野、冒死科考、守护标本。这些普通科研从业者的故事，为何值得被历史看见？

胡宗刚在华南植物研究所寻访史料，拜访胡启明先生合影，2006年

胡宗刚：我的治学的方法是注重历史的细节，因为我相信历史因为细节而生动的，我并不看轻那些不重要的人物，不重要的人物留下了一些与这个所有关系的东西，我认为都是重要的材料，我都把它写到书里去，这样就丰富了书的内容，多了血肉，读起来更生动。

“最顶尖”，一己之力开拓奠基

记者：在您看来，“民办自主”的静生所何以成为民国最顶尖的民办生物学研究机构？

胡宗刚：首先是秉志、胡先骕这样的人物，他们留学回来，就有志愿要在中国开创动植物学的研究事业；出国之前，他们受到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其道德文章都已经是一个很高的阶段，他们的事业心非常高，这是其一。

其二是中基会的资助，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是以美国第二次庚子赔款的钱设立的，这个基金不受政府控制，类似于专款专用，它看中像秉志、胡先骕这样的人和他们领导的事业，给予了很有力量的资助，不仅资助日常经费，很多人出国留学也是这个基金会出的钱，由此吸引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比如秦仁昌出国是中基会资助的，他出国之前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在国外拍摄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是中基会特批了3000美元，他拍摄了1.8万张中国模式标本照片回来，这样中国学者就可以在自己国家进行标本鉴定了，从欧洲回来的时候，秦仁昌没有回自然历史博物馆，而是来到了静生生物调查所，这是吸引人才的地方。

秦仁昌

静生所要创办庐山植物园的时候，秦仁昌从北京到江西来，做了我们单位第一任主任。他既像胡先骕、秉志一样能从事研究，也和他们一样有很好的办事才能。我们植物园在风景区里占地几千亩，这样的大气派，可见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对胡先骕的信任，静生所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记者：业内评价“一部静生所史，半部中国近代生物学史”，站在百年科学史视角，静生所22年耕耘，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胡宗刚：首先，静生所是民国时候最大的生物学机构，因为胡先骕有办事的才能，中基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吸引了很多人才，这个研究所的研究成就和研究所的建设、标本收集、图书的收集都好于很多机构。我书里面没有写到，1933年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就是挂靠到静生所的，也就是说胡先骕已经取得了中国植物学界的领袖地位；再一个，比如说派人去云南采集标本，又在那里办研究所，包括在庐山办植物园，可见其机构的广泛影响力要大于其他的研究机构。静生所虽由民间创办，但在任鸿隽、秉志、胡先骕等先生高瞻远瞩、精心擘画下，虽仅有二十余年历史，却为中国生物学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一代动植物学家，足以彪炳史册。

任鸿隽

记者：静生所搭建的庐山、云南、乐山分支体系，开创了中国植物科考、乡土植物保护、应用林业研究的先河，根据您的调研考证，静生所为何能在乱世中完成全国性科研布局？这些探索对当代生态保护、植物学研究有哪些影响？

胡宗刚：首先，中国地大物博，要把动植物资源的家底摸清楚，所以静生所要到很多地方去设研究所，才能够长期地对该地进行采集调查，出于学术需要，不断与各地政府合作；当地政府也知道发展科学，且因这些人的学术水平、名声及办事能力而被吸引，所以能够很好地合作把研究所办起来。主要的原因一是学术的需要，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初创办庐山植物园要加“森林”两个字，就是说要对树木进行研究，与林业有关系，为了发展地方的林业；云南那个叫作“农林植物研究所”，也跟“农”和“林”有关系，所以地方就愿意支持，可见它不是做纯粹的理论性研究的。抗战时期，有那么多学校和研究机构迁到云南，但抗战胜利后，均东归了，但静生所所办农林植物研究所留下，成为今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继续与当地政府合作，为当地农林生产服务。

1936年静生所人员合影

有了这样的合作和探索，中国人能够到这些地方去采植物，从中发现有利用价值的东西，由此把这个学科给建立起来了。这是他们做的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开创性的事业。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