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观点（2026.9）

编译者：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 读：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包含新闻业中的常识、远距离媒介化交往、AI使用披露、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网络仇恨内容生成因素、健康新闻记者的角色观念等主题。

1.重思“常识”在新闻业中的重要作用

在信息过载、新闻周期加速及假新闻泛滥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新闻业如何形成和判断知识，对于理解新闻实践及其民主功能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第3期《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刊登的一篇文章以概念分析为基础，主张将“常识”（common-sense）重新置于新闻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journalism）的核心。

文章指出，新闻知识建立在记者对新闻的常识性理解之上，常识不仅是认识新闻的一种方式，更是新闻知识的基础。它是一种通过日常经验、观察、事实和社会传承逐渐积累的知识，也包括职业实践中形成的专业工作知识。常识具有高度多义性，既可能产生真实且正当的判断，也可能造成错误和误导。它在日常、具体、人际的事务中通常较为可靠，但面对罕见事件、复杂的社会系统、抽象或反直觉的科学问题时则易失效。新闻实践尤其关注偏离常态的事件，因此存在“知识贫乏问题”（meager knowledge problem）和“偏离问题”（deviance problem）。“知识贫乏问题”指的是常识往往只能说明“事情如此”，却不能充分解释原因、因果关系及“所以怎样”。“偏离问题”强调新闻关注的危机、战争和异常事件恰恰超出常识最适用的范围。

文章强调，常识与专家知识不应被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面，新闻认识论应体现二者的辩证互动，以避免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记者应成为常识的“守护者”（custodians of common-sense），提高自身、受众、决策者和专家的“常识素养”（commonsensical literacy），对常识采取更自觉、谨慎和反思的态度。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常识产出可靠的新闻知识，文章提出了“正念”（mindful）、情境化（contextual）、过程性（processual）三原则，认为新闻调查可以从常识出发，但不能停留于常识，而应继续寻找支持或反驳它的证据与推论。

文献来源：LAHAV H, REICH Z, ANDERSON C W. Rethinking the Role of Common-sense in Journalism and Journalism Studies[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26, 36(3): 145-153.

2.远距离媒介化交往如何维系友情

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异地分散的朋友群体越来越依赖传播媒介维系关系，远距离媒介化交往日益普遍。既有研究多聚焦二人关系，较少考察群体使用多种媒介时的协调方式及其与联结感（connectedness）的关系。鉴于此，2026年第8期《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发表的一篇论文通过对德国成年人的样本调查，探究了朋友群体共同使用一组传播媒介的“媒介组合”（media ensembles），并分析了“媒介组合”与“联结感”、“社交临场感”（social presence）和“环境感知”（ambient awareness）的关系。“社交临场感”指在媒介沟通中感知到对方“在场”的强烈程度，即使身处异地也感觉朋友就在身边。环境感知描述的是人们通过定期浏览社交媒体的日常更新，对朋友们当前的生活状况保持持续了解。

基于聚类分析，研究发现大部分调查参与者可归入四类：以低频电子邮件和语音通话为主的“传统型”（Traditionals）；主要使用群聊、语音通话等且联系频率较低的“直接交流型”（Direct Communicators）；频繁使用社交网络、群聊及偶尔通话的“联结聊天型”（Connected Chatters）；以及高频使用包括游戏、新闻讨论平台等几乎所有媒介的“多媒介型”（Multimedians）。

研究结果表明，沟通越频繁、媒介组合越广，联结感通常越强。但上述四类中仅“联结聊天型”的联结感显著高于“传统型”，且各组整体联结感都较高。群聊使用频率与联结感仅呈中等关联，其核心价值可能更多来自其便利性。偶尔使用视频通话有助联结，但过于频繁的视频通话则可能因时间和环境协调负担而削弱联结感。社交临场感和环境感知与联结感的关联度强于沟通频率及媒介组合广度，这说明在远距离媒介化交往中，对交流的心理感知比具体媒介类型更关键。

文献来源：LEHMANN C, UTZ S. Media Use in Groups of Friends: Relationships with Connectedness[J]. New Media & Society, 2026, 28(8): 3781-3802.

3.AI使用披露与受众信任度的关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迅速融入新闻生产全流程，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对新闻透明度和信任的担忧。虽然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法规均强调AI使用须向用户公开透明，但多数政策与行业指南缺乏对受众实际信息需求的观照。受众真正需要知道什么？如何披露才能既告知信息又维护信任？为了解决上述问题，2026年8月的《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了受众对新闻中AI使用披露的信息需求。

论文采用质性焦点小组法，小组访谈流程分两部分：首先，参与者独立写下对AI生成内容的三大担忧并进行排序；随后，研究者向参与者展示两则AI生成新闻，并引导他们围绕信息需求、信任影响和披露形式展开讨论。讨论内容由多位作者采用归纳式主题分析进行编码，最终识别出受众对AI使用披露的核心诉求和信任反应模式。

研究发现，受众对AI生成新闻的使用情况披露有着差异化的信息需求。他们普遍要求披露标识清晰可见，应像传统作者署名一样明确注明“由AI生成”，同时希望能够区分“完全AI生成”“AI辅助”“低度AI参与”等不同使用程度，并根据话题敏感度和媒体信誉度进行差异化披露。研究还指出，AI使用披露本身会触发受众的审慎怀疑，他们会以更批判的眼光审视内容，甚至有可能对原本可靠的媒体失去信任。

研究因此指出，有效的透明度并非简单告知，而应根据内容类型、AI参与程度和媒体信誉度制定差异化策略，将披露设计为帮助受众评估信息可靠性的工具。研究也建议未来通过实验与跨国比较等方法拓展样本与情境，并持续追踪受众期望随技术演进的变化趋势。

文献来源：COOLS, H., MOROSOLI, S., NAUDTS, L., VENKATRAJ, K., DE VREESE, C., & HELBERGER, N. “Transparency is More Than a Label”: Audiences’ Information Needs for AI Use Disclosures in News[J]. Digital Journalism, 2026(08):1–21.

4.育儿家庭中智能手机的问题性使用

智能手机在重塑现代育儿方式的同时，其问题性使用（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已有研究表明，父母的行为与态度对6至8岁儿童的数字化习惯具有关键塑造作用。2026年7月的《儿童与媒体杂志》（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发表了一篇论文，系统考察了父母的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如何影响幼儿的同类行为。

研究招募了980对亲子作为调查对象，数据收集采用自我报告与家长辅助报告相结合的方式：父母自报其智能手机使用时长、依赖程度、负面养育行为及自我调节能力；儿童则由家长报告其每日使用时长，并由家长逐字宣读量表问题、记录儿童口头回答，以测量其对于智能手机的依赖程度。

研究发现，父母的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对儿童的影响包括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直接影响层面，父母的过度使用行为直接关联儿童的过度使用，父母的心理依赖也直接关联儿童的心理依赖。间接影响层面，父母的问题性使用一方面会诱发更多负面养育行为（如拒绝、混乱、强制），进而推高儿童的问题性使用水平；另一方面会削弱父母自身的自我调节能力，而儿童通过观察和模仿，习得较低的行为控制力，从而更易出现同类问题。

作者建议，对于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的干预措施不应仅聚焦于儿童，而应着眼于整个家庭系统，重点帮助父母管理自身的手机使用习惯、提升自我调节能力并改善养育行为，因为父母的行为模式和心理依赖有着很强的代际影响力。

文献来源：KIM, M. J., & CINGEL, D. P. Overuse and dependency run in the family: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Across Generations[J]. 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 2026(07):1–20.

5.社会认可信号对网络仇恨内容生成的影响

社交媒体中的仇恨信息日益普遍，但既有研究多关注其内容、规模与危害，对人们为何持续生产和传播仇恨信息缺少系统理论解释。2026年第6期《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出了“网络仇恨的社会认可理论”（social approval theory of online hate），挑战了“发帖者主要意在伤害或羞辱目标”的通常假定。

论文认为，公开发布仇恨信息的首要目的可能是从其他用户那里获取“社会认可信号”（signals of social approval），如点赞、转发、赞成性回复和附和。这些反馈通过“强化机制”推动仇恨信息重复和升级。认可较多时，它构成“正强化”，使发布者随后更频繁地发帖或表达更极端的仇恨；若认可低于个人预期，认可不足则形成不适状态，也可能促使仇恨信息发布者升级言论以争取关注，此时获得认可发挥“负强化”作用。因此，看似相反的“认可过多”和“认可不足”都可能增加仇恨表达，但两种作用未必同时发生于同一人。

论文进一步指出，仇恨言论发帖者在其支持者众多的环境中，可能比仅有大量攻击目标的空间里发布更多仇恨内容。包括批评、谴责和反制言论的“社会反对”（social disapproval）本身并不一定直接增加仇恨言论，但若社会反对引来旁观支持者对发帖者的赞赏，便可能间接促使其继续或强化攻击。即使支持者不在现场，仇恨言论发帖者也可通过讲述、链接、截图等手段跨平台展示受害者反应，事后换取认可。研究还发现，以往平台治理和反仇恨干预中常见的封禁账户举措可能更多地对拥有单一账户的仇恨言论发布者起抑制作用，多平台用户则可能转移阵地并增加仇恨言论产出。论文强调，该理论主张还需进一步检验个体差异、认可来源、平台机制及长期效应。

文献来源：WALTHER J B. The Effects of Social Approval Signals on the Production of Online Hate: A Theoretical Explication[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6, 53(6): 751-777.

6.健康新闻记者的角色观念

关于健康的虚假信息往往会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健康新闻记者成为抵御此类信息的关键防线。然而，学界对健康新闻记者的职业角色认知缺乏系统研究，未能充分反映该领域的特殊性。2026年7月的《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发表了一篇论文，系统考察了健康新闻记者的角色观念及其应对虚假信息的方式。

作者向美国健康新闻记者协会的会员发放调查问卷，回收有效样本629份。问卷基于既往经典角色量表，并结合专业顾问的建议进行调整，测量了记者对职业职能的重要性评分，以及其对健康虚假信息的感知、应对和培训经历。

分析发现，健康新闻记者存在着四种角色观念：来源怀疑（对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持怀疑态度）、真相警觉（主动揭露和纠正虚假信息）、主动赋权（提出解决方案、激励行动、包容边缘社区）和传统平衡（呈现辩论双方观点）。健康新闻记者普遍认为，纠正虚假信息、阐释科学发现和包容边缘社区是最重要的职能，整体上表现出高度干预性但非对抗性的职业取向，对科学权威保持信任，同时重视信息验证与受众服务。

论文建议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开发和完善角色观念量表，尝试在更广泛的国家和媒体系统中检验这些角色观念的普遍性，并深入探究健康新闻记者如何在专业、政治和受众的压力下平衡多重角色。

文献来源：HINNANT, A., YOUNG, R., TANG, R., LEN-RÍOS, M. E., & MADU, U. Truth Vigilance to Traditional Balance: Role Conceptions among Health Journalists[J]. Journalism Practice, 2026(0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