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观点（2026.9）

摘编者：杜鹃（《青年记者》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 读：

2026年第9期“国内学术观点”择选的文章，涉及“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的历史承继、学理基础与实践逻辑”“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主流媒体变革的涌现路径”“生成式AI时代知识传播的计算化重组 ”“数字义警模型的批判性审视与网暴治理启示”“打造‘认知基础设施’”“儿童数字游戏的田野研究与共创性文本实践”6个主题。

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的历史承继、学理基础与实践逻辑

陈刚、曾晨在《迈向“韧性”：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的历史承继、学理基础与实践逻辑》（《新闻与传播研究》，2026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的提出立足对网络社会传播结构特征的精准洞察，是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网络治理模式的有益探索。从历史脉络来看，一体化管理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一以贯之、赓续坚守的思想内核。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系统观念以及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党报理念构成一体化管理的学理基础，具体表现为：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行动纲领，坚持系统观念为逻辑基石，以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为理论支点。实践逻辑上，迈向“韧性”成为推进一体化管理新的行动主张，遵循交往理念、过程思维和适恰边界原则开展具体行动。

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主流媒体变革的涌现路径

孟丁炜、胡正荣在《超越融合：复杂适应系统视角下主流媒体变革的涌现路径》（《青年记者》，2026年第8期 ）一文中指出：当前主流媒体变革已超越技术引入、端口叠加和业务并联的线性媒体融合阶段，形成以“系统性”为特征的新范式。文章试图为理解主流媒体变革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借鉴复杂性科学理论，将主流媒体视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以非线性视角看待其内在系统的运作，重构技术、组织、内容和用户在其中的互动，揭示一个以“涌现”为特征的自下而上推陈出新的动态路径，为主流媒体培育创造性融通生态提供参考。

生成式AI时代知识传播的计算化重组

陈昌凤、于丁在《从意义到Token：生成式AI时代知识传播的计算化重组 》（《传媒观察》，2026-08-11网络首发）一文中指出：在生成式AI背景下，Token（词元）正在重塑知识形成的条件。Token成为生成式AI时代知识传播的基础接口——知识必须先被Token化，才能进入模型、参与计算并被重新生成。Token化重构了知识传播的底层逻辑：其一，作为知识切分机制，它将意义整体转化为可计算单元，使知识传播呈现工程化前置特征；其二，作为知识生成机制，它推动知识生产由意义表达转向概率生成，使知识合法性部分建立于统计关联而非因果解释；其三，作为知识秩序机制，它通过表示效率、上下文窗口和计算成本，重塑知识的可表示性、可调用性及认知权力分配。文章认为，Token化意味着知识传播从意义实践部分地转向计算实践，传播权力由可见性控制下沉至计算条件与认知基础设施层。传播学需要从意义传播进一步拓展到知识计算，从而探究生成式AI时代知识、传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数字义警模型的批判性审视与网暴治理启示

丁依然在《从可见性的“武器化”到“诉求化”：数字义警模型的批判性审视与网暴治理启示》（《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3期 ）一文中指出：网络暴力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部分源于学界在面对本土实践时，缺乏解释其复杂动机的有效理论工具。文章认为，数字义警（digital vigilantism）模型正是被忽视的理论资源之一。该模型揭示了数字可见性实践的一体两面性：它既可能是旨在执行法外私刑的伤人之“矛”，也可能蕴含着激活国家权力以寻求秩序的“盾”。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其批判性诊断面向，忽视了其建设性潜力。文章旨在对DV模型进行一次功能性挪用，从而发掘并建构“可见性诉求化”这一分析性概念工具，并尝试在数字义警实践中，理清具有惩戒性质的技术暴力与寻求制度介入的正义诉求之间的逻辑界限。基于此，文章对“看见诉求—审慎回应”的居间治理方案及其复杂性进行理论反思。文章旨在为理解本土网络实践的内在逻辑补充认知工具，并为网暴治理提供诉求先行的学理思考。

打造“认知基础设施”

孙萍在《打造“认知基础设施”：小红书的平台化与知识的再生产探析》（《新闻界》，2026年第7期 ）一文以小红书为分析对象，尝试探究这一内容平台如何将自身打造为一种“认知基础设施”并重塑社会知识的再生产。所谓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指一整套以算法为核心中介的社会技术装置，它通过对信息的生产、获取、传播和交互来实现对人类认知结构的重组和再造。具体而言，小红书平台通过捕获搜索行为、建立“算法友好”想象、鼓励真实话语的生产、利用性别议程、确立“帮做决定”的生活助手形象等策略，完成了自身的基础设施化。小红书作为一个新型平台资本的知识“装置”，其全民生产机制冲击了传统的知识权威，但也不可避免地剥夺了个体使用者的认知主体性。因此，警惕“搜索即世界观”亦是未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

儿童数字游戏的田野研究与共创性文本实践

孙信茹、钱浩在《谁来书写？——儿童数字游戏的田野研究与共创性文本实践》（《新闻大学》，2026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数字媒介深度嵌入儿童的日常生活后，传统民族志在理解儿童游戏中形成的多模态表达和全新互动方式时面临理论与方法的双重挑战。文章从媒介人类学视角出发，基于对儿童数字游戏的田野调查，提出“共创性文本实践”的方法论框架，并由此探究数字时代田野中研究关系、材料生成与伦理协商等出现的变动。研究发现，游戏平台作为行动者网络中的结构性参与者，其技术机制并非只提供技术背景，而是在角色定位、互动节奏与材料生成中发挥了制度化作用。共创性文本实践不是对既有范式的颠覆性替代，而是立足于田野经验，对数字语境下研究过程和关系变化提出的一种方法论回应，它为数字时代的儿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与方法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