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亭 | 这两件事，都不能靠“自证清白”来解决问题

今年7月，一家名为“均奕汽车”的公司以别样的方式进入公共视线。

有消息指出，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连续两年累计投入六千余万元，向该公司采购救护车。

然而该公司被指注册资本仅300万元，实缴资本只有10万元，社保在册员工仅有两人。

而且，注册地址为园区虚拟挂靠地址，不具备救护车改装资质。

8月23日，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发布情况说明，回应各方对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项目的关注。

情况说明指出，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有任何问题，该会都将全面整改，绝不姑息，绝不回避问题。

一个注册资本300万、实缴10万、员工2人的公司中标千万级采购，这种反差会自然引发疑问。

这并非公众苛责，而是对善款“颗粒归仓”的本能期盼。

但反过来说，如果基金会的采购因流程瑕疵就被彻底污名化，那未来民间慈善的积极性也将遭受重大打击。

这件事已经拖了很长时间，在一方直指采购违规、一方予以否认的情况下，“自证清白”显然既无效也无力，社会必须提供替代方案。

短期看，有关部门需要给出详尽而权威的调查结论，才能揭开谜底、消除公众质疑。

长期看，清白不能靠自证，但可以靠建立一套独立、高效、低成本的事实核验机制来证明。

所以说，韩红的基金会陷在“自证困境”里不能脱困，就是因为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与数字化监督时代相匹配的信任基础设施。

这就导致了不管是运作筹款和执行的民间慈善机构，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好人好事，维护信任成本都非常高。

媒体报道，近日，在杭州送外卖的河南小哥李迎辉，凌晨下班途中救下了一名落水女孩。

本身就热爱记录生活的他，随后将救人过程发到社交平台。

不料有网友质疑是摆拍，甚至向平台举报，导致视频被下架。

随后，李迎辉无奈选择了报警，“这几天都没睡好，我心里‘燃尽’了。”

这件事的荒诞就在于，举证责任发生了倒置，质疑方无需提供证据，李迎辉却需要证明自己“真的救了人”。

当“证明我是我”成为行善者的沉重负担，我们也就失去了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默契与信赖。

所以说，真正的清白不能靠自证，两起事件是同一场信任危机的两种表现形式，更是当下社会信任机制中亟待修补的裂缝。

我们既不能因个体善举被质疑就否定公众监督的价值，也不能因慈善机构存在瑕疵就抹杀其全部贡献。

一是说，人的每一次具体的求真行为，都不应该是防御性怀疑思维定式下，对真本身的围攻，那只会得出一个荒谬的信任悖论。

二是说，人与人之间想要达成互信，必须将自证清白升级为制度证真，用程序正义取代口水仗，用硬性规则保护柔软的善意。

唯有如此，善良才不会被“燃尽”，善行才不会被拖垮，而信任才不至于成为“后真相时代”的奢侈品。

（大众新闻记者 杨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