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耻辱合影”，暴露教育评价的简单粗暴

近日，四川凉山州雷波县一场教育行政会议引发关注。网传照片显示，部分期末考试平均成绩较低的教师被安排上台合影，大屏幕上出现“耻辱”二字。雷波县政府随后致歉，称会议中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教师造成严重心理伤害，目前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调查处理。

当地及时致歉、启动调查是必要的。但这件事值得讨论的，恐怕不只是“耻辱”两个字用得是否恰当，更在于背后折射出的教育评价方式：一个班平均分低，责任究竟应该怎样分析？提高教育质量，是否只要把压力进一步传导给教师就够了？

雷波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当地教育这些年持续得到外部力量支持，本身就说明其教育基础仍有需要补齐之处。人民网此前报道，2024年9月，宜宾翠屏区已有46所学校与雷波56所学校建立结对关系，累计投入资金改善教育活动场所紧缺、部分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报道同时提到，雷波受地理、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教育交流发展相对滞后。

师资短板同样真实存在。2025年，相关高校向凉山开展顶岗支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雷波、美姑部分学校英语师资不足。今年6月，教育部又组织教学名师赴雷波等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通过示范授课、同课异构、教学诊断、“青蓝工程”结对等方式帮助当地教师，并提出利用远程集体备课、数字课堂观摩等手段提升帮扶的持续性。

这些信息放在一起看，问题就更清楚了。

同样一张试卷，县城学校和偏远乡村学校，一个师资配备比较完整的班级和一个薄弱学科教师长期不足的班级，面对的起点未必相同。学生原有基础、家庭教育条件、师资结构、学校教研能力乃至教师流动情况，都可能最终反映到考试成绩上。

这并不是替低分找理由，更不是说基础薄弱地区可以降低教学要求。但如果把所有客观条件拿掉，只剩下一个平均分，再把压力全部交给一线教师。那样看似抓住了“责任人”，实际上可能把一个需要系统解决的问题，过度归结为个人主观努力不足。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改变简单以考分排名评老师的做法，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教育部也早已明确，不得以学生考试成绩作为评价教师的唯一标准。

与其只问一个班最后考了多少分，不如同时看看这批学生原来是什么基础，一学期以后进步了多少；与其简单寻找“最后几名”，不如分析问题究竟出在教师教学能力、学科师资、学校管理还是学生基础。只有把原因找到，考核才有可能变成改进工作的工具，而不是简单制造压力的工具。

实际上，国家对薄弱地区教育采取的正是这种思路。

发现师资不足，就派教师、建梯队。发现教研薄弱，就通过名师送教、结对培养和远程备课补上；发现学校基础条件不足，就增加资源投入。目的并不是淡化教师责任，而是让教师有条件把课教好。

这也应该成为雷波此次事件之后更值得做的事情。

如果确有教师长期教学效果不佳，可以听课诊断、跟岗培训、名师带教；如果一个学科普遍成绩偏低，就要看看是不是师资结构出了问题；如果某些乡村学校长期处于末位，则应进一步分析生源、管理、教研和资源配置，而不能年年让几个教师承担全部解释责任。

教育管理当然需要压力，也需要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好的管理，从来不是只有“压责任”这一种办法。尤其在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山区县，既要要求教师尽责，也要尽力创造让教师能够尽责的条件。

提高教学质量，既要看到人的努力，也不能忽略人所处的环境。把问题分析得更完整，把支持做得更精准，比在一张成绩单上寻找“耻辱”，更有助于改变下一张成绩单。

（大众新闻记者 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