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被同时代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世纪交替之际，它被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评为“一千年来100件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之一”。

这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征途？是什么让它拥有如此持久的回响？

在长征胜利90年后的今天，仍有人执着追问。

↑外军学员观看长征纪录片。邓鑫 摄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一群在中国军校学习的外军学员，一次次出发“寻找”长征。从冬至夏，从江西到湖南，再到陕西，他们走近那些沉淀着烽火记忆的地标，循着红军征战的足迹，试图读懂这场改变中国命运也震撼世界的壮举。

“长征的震撼，首先在于路程的‘长’。”就读于军需专业、来自塞内加尔的迪亚洛中尉说，“即使不考虑作战，单是在两年的时间内走这么长的距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两万五千里——12500公里，当年，在高中课堂上，迪亚洛有了对长征的初印象。但当她真正来到延安——这场伟大远征的落脚点时，那些抽象的数字开始有了重量，她开始看到数字背后的“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共有8.6万余人。这支队伍穿越大半个中国，翻越雪山，跨过草地，历经无数次战斗，1935年10月到达延安吴起镇时，只剩下不到7000人——平均每前进1公里，就有3到4名战士倒下。

“长征并不只是字面意思上的长距离行军，它更是关于勇气、决心和奉献的一次行军。”迪亚洛说，在长征中，中国红军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但他们没有丧失希望，还是走到了延安，并把这里变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克里斯蒂安上校同样认为，“长征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

在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一双草鞋让他印象深刻：一条麻绳左右穿插编成鞋底，几条系带充当鞋面。这是中国南方劳动人民常见的鞋样，轻便、凉快、透气，很适宜南方的湿热天气，却很难与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联系起来。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已经从位于中国东南地区的江西瑞金走到了位于西南地区的四川宝兴，想要继续北上突围，唯一的选择是翻越雪山。穿着这样的草鞋，中央红军在雪山地带行军30余天，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古山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

↑外军学员参观宝塔山。邓鑫 摄

“明知前路艰险，他们依然选择出发，穿着单衣草鞋，打着火把，在缺氧和严寒中前行。”克里斯蒂安说，“正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红军创造了挑战人类极限的奇迹。”

这双草鞋让克里斯蒂安感到一种震撼的力量。在他看来，长征为人类意志力树立了新标杆。“每当有人说‘不可能’的时候，回望长征，人们就会知道，有人做到过。”他说，“不仅是中国人，世界人民也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长征的传奇激励着所有人——他们行，我们也行。”

来自贝宁的多苏上校是个“毛泽东迷”。他的案头长年摆放着法文版《毛泽东选集》。他最早关于长征的认知就来自这些文字。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重走那段路途时，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台油印机。

长征途中，这台长51厘米、宽35厘米的油印机，印制了毛泽东起草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等许多文件，更重要的是，它是为红军战士“扫盲”的重要工具。长征路上，战士们的背包上挂着枪，也挂着识字牌——走在后面的战士看着前面战士背上的识字牌认字。

即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红军也始终没有放弃教育。

“参加红军的战士大都是农民或穷人，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中国共产党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多苏说。

在他看来，被改变的远不止是识字率——“教授基础文化知识，让他们明事理，战士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要去战斗、长征的意义又是什么。”

教育，让一支主要由贫苦工农组成的队伍，变成了一支知道“为何而战”的军队；教育，打破了知识垄断，让底层民众真正拥有了尊严和自我意识下的选择。

↑外军学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参观见学。邓鑫 摄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一张编号为第000608号的中国共产党党证，让外军学员们放慢了脚步。

党证长10.2厘米、宽6.6厘米，竖开本，黑色铅字印刷，封面上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几个字，内页的党费缴纳登记表上逐页记录着长征期间，这名党员缴纳党费的情况。

这张党证属于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成仿吾。1934年4月10日在瑞金领到这张党证后，成仿吾将其视作珍宝，一路带到了延安。

“它不只是一张小小的卡片。”来自尼日尔的姜巴塔中尉说，“它证明了成仿吾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以及服务于人民的决心。”

更触动姜巴塔的是成仿吾的另一段经历：这位精通日、德、英、法、俄5国语言的知识分子，精益求精，先后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姜巴塔说。他的祖国尼日尔，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是地球上最热的国家，也是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就没有继续前行的力量。长征中，也有非洲发展所需要的答案。”

过雪山前，红军曾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密林间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也正是在这里，“长征”这个承载着战略远征意义的名称，首次正式提出。几十年后，同一个地方，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成，一枚又一枚以“长征”命名的火箭从这里发射升空，奔向宇宙。

“对于中国人而言，长征的胜利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长征精神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民。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火箭要以此为名。”在来自加蓬的卢马少校看来，二者具有同样的精神内核。

十年前，卢马第一次来到中国学习。十年后再次到访，中国在他眼中已焕然一新：高铁网络将城市与乡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密度连接；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不断取得世界瞩目的突破；“嫦娥”探月、“天问”探火、“天宫”建成，长征火箭的每一次腾飞，都像是历史在当下的回响。

离开延安，这群外军学员的寻访行程结束了，但他们对长征的“寻找”仍在继续。

科特迪瓦的卡布兰中尉，是来到中国才第一次听说长征。回到学校后，他计划以此为题完成他的课程论文，从一名科特迪瓦武装部队军官的视角，探究这支在绝境中诞生的革命军队，何以坚守并最终取胜。在他看来，勇气和毅力，启蒙与解放，坚持和信仰，长征这部英雄史诗中激荡的，正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共同需要的珍贵品质，唤起的是人们对更美好未来的渴望与追求。（米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