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文风——370年前，秋柳雅集一鸣惊天下的秘密

初秋，漫步大明湖畔秋柳园，禁不住想起发生在370年前的那场雅集。

当前，新大众文艺浪潮汹涌澎湃，各种文艺现象层出不穷。回望秋柳雅集的历史景象，颇有几分异曲同工之趣。

那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时年23岁、尚未入仕的王士禛游历济南，邀请在济南的士子同道，集会于大明湖“天心水面亭”，此即被世人津津乐道的秋柳雅集。

秋柳雅集之中，影响最大的便是王士禛即景赋诗的《秋柳四章》。其一诗曰：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聪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诗作以柳为题而通篇不着柳字，内容不直言兴亡，却在含蓄之间尽显“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神韵。

如果说当前的新大众文艺现象，在写作层面属于“改文风”实践。那么，以王士禛《秋柳四章》为代表性成果的秋柳雅集，同样可视为“改文风”的典范。

彼时，清朝文坛的盛行之风，要么直白宣泄情绪，沦为煽情的摆弄；要么堆砌形式技巧，成为炫技的游戏。时人渴望求变，而《秋柳四章》以及“神韵说”概念的横空出世，恰逢其时。

“一地雅集，四海唱和”。一时间，南北名士和者达数百人，顾炎武、朱彝尊等名家均参与。《秋柳》诗借助书信、传抄广为传播，其所践行的“神韵说”，亦逐步发展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最终引领清初诗风转向，影响诗坛百年之久。

当然，跟当下的新大众文艺现象一样，“秋柳雅集”的价值也并不单单囿于文本。

清初文坛重心长期集中于江南。秋柳雅集以大明湖为舞台，将齐鲁文人推向全国文坛中心，让北方诗坛摆脱边缘化处境。由即兴雅集而形成的“秋柳诗社”，更进一步提升了济南的文化地位。风景迤逦的大明湖，藉由胜景之名，更添诗词雅韵。

如今的秋柳园位于大明湖南岸。大门匾额“秋柳园”三个大字，是清代书法家何绍基所书。两边楹联：尚书天北斗，司寇鲁东家。联由清代钱名世撰，翰墨则是现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之宝。入大门，碑廊内嵌有王士禛诗十二首，以及山东大学知名学者袁世硕教授撰写的《秋柳园记》。

这一开放于2009年的重建园林，正是为纪念王士禛而建。

王士禛生于今淄博桓台，因当时隶属济南管辖，惯以济南人自称。他博学好古，能鉴古、精金石，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顺治七年（1650年），应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顺治十五年（1658年）考中进士。由扬州司理累官至刑部尚书。他从政之余勤于笔耕，一生著述共计36种560多卷，被时人誉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

秋柳雅集起于一地、发于一时，而影响全国、贯通百年。事实证明，文艺浪潮的起点不一定始于宏大的造势，关键在于作品拥有跨圈层的共情力，能够吸引外部参与者自发参与、二次创作、隔空呼应。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下的短视频、社群文艺、线上诗词创作等新大众文艺实践，在传播逻辑上，与秋柳雅集的“局部发起、全民参与”如出一辙。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艺术实践。文艺浪潮本质上是时代集体情绪的投射。这份传承370年的历史证明，好的文艺实践，总能够捕捉普通人共通的内心感受，用艺术形式实现情绪共鸣。秋柳雅集的历史价值大概就系于此吧。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