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木舟到现代渔船，看山东先民如何讨海

9月1日，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山东各处渔港一下子热闹起来。一艘艘现代渔船驶出港湾，导航设备、机械化捕捞装备一应俱全。如今渔民出海作业，抵御风浪、避险条件早已和古代大不相同。那么古时候海边的人们，又是怎样下海谋生的呢？

其实，山东沿海的先民和大海打交道由来已久。胶东半岛沿海分布着多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广泛分布于威海、烟台、胶州湾等沿海地带。这些遗址多为古代村落长期居住的固定居址，文化层中普遍出土大量贝壳、鱼骨以及石网坠、陶网坠等渔具。据此推断，早在数千年前，沿海先民已形成退潮拾贝、浅海捕鱼的生存方式，海洋成为其重要食物来源。

不过，这一时期人类活动范围基本限于滩涂和近岸水域，尚未真正驶入深海。

造船技术的突破，是先民走向深海的第一步。《周易·系辞》记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先民将整根大树掏空制成独木舟，以此作为水上交通工具。1984年，荣成泊于遗址出土一件商周以前的独木舟遗存，舟体由整木凿削而成，内部设有简单隔舱。这一实物证明，当时沿海居民已不再局限于滩涂采集，能够驾船前往离岸较远的海域作业，早期航海活动由此发端。

但独木舟船体狭小、抗浪能力弱，难以抵御黄渤海多变的海况。彼时渔民出海多沿岛链、贴岸航行，始终保持陆地在视线范围之内。《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渔获与海盐并列为沿海百姓的主要生计来源，即便海上风险重重，渔民仍需冒险出海。

随着生产经验积累，木板拼接船逐步取代独木舟，船体更大、更坚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依托沿海地理优势发展渔盐产业，《管子》称齐国为 “海王之国”，《国语·齐语》亦有齐国与东莱互通鱼盐的记载。从威海到烟台，从莱州湾到胶州湾，沿海渔户数量增长，木板船的普及使作业范围进一步向外海延伸。

航行范围扩大后，导航与潮汐判断成为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在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之前，渔民出海主要依靠海岛、山峦等地标辨识方向，一旦远离陆地便容易迷失。与此同时，潮汐规律直接关系到出港与归航安全。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指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差毫厘。”

沿海渔民在长期实践中观察总结，掌握了月相变化与潮汐起落的对应关系，据此安排出港、归航时间，判断鱼群出没的海域。

秦汉至金元时期，山东沿海航海能力持续提升。登州港自汉代起即为北方重要出海口，大量船只由此出发，横渡渤海，往来于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之间。史籍中多次出现沿海居民捕获海中巨鱼的记载，鱼肉食用、鱼油点灯、鱼骨用于建筑。元代征伐高丽，大量兵员征自文登、荣成、乳山等地渔户，这些常年从事海上作业的渔民熟悉水性、了解海况，入伍后即成为水军骨干。

明清两代，山东沿海渔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造船技艺也迎来重要突破，大风船技艺发源于明末清初的砣矶岛，当地渔民为适配远洋捕捞需求，设计出平底大风船，逐步发展出一套完整的造船工艺体系，成为山东出海作业的主力船型。清乾隆三年，朝廷取消渔船船筏税，民间造船和下海捕鱼的积极性得到释放。《威海赋》对当时捕捞场景有生动描述：“居民渔户，棹楫乘舟，撒网索于水底，兢泛海以沉浮。橹声呕哑，渔众歌讴，鳞跳鱼跃，戏浪优游。时呼邪而齐力，掣巨罟于沙洲，但见暴鳃折鬣，其积如邱。”烟台芝罘湾、莱州湾沿岸同样渔船密集，鱼汛期间海面船桅如林。

清道光《荣成县志·食货志》记载了渔民的真实劳作状态：“隆冬彻夜结绳，早春剖冰击鲜。惊蛰以后登筏出海，动径四五十里，或一二百里。论潮汐，不分昼夜晦明阴晴，履牛革、衣狗皮、食糗粮，泛泛于云涛雪浪之中。”

这时候的渔民，已经真正实现了离岸深水作业。

随着时代的发展，渔民的生活也在悄然改变。尤其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机动渔船批量推广，钢铁船体取代木质船体，导航雷达、探鱼仪、卫星电话相继上船。渔民终于可以驶向更远的海域，也能在风暴来临前及时返港。

与此同时，近海渔业资源因过度捕捞日益衰退，渔获量逐年下滑。人们开始意识到，向大海索取的同时也要懂得休养。1995年，国家正式实施伏季休渔制度，黄渤海海域每年设置数月休渔期。从那时起，山东沿海的“开海”有了统一的日期。2023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将黄渤海伏季休渔时间确定为每年5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

四个月的休养生息，让海洋得以喘息，也让渔民在漫长等待后迎来一年中最丰盛的收获。

（大众新闻记者 鲍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