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传统”是怎样浸润齐鲁文风的？

新大众文艺浪潮汹涌，齐鲁乡野之间，不时有“素人”创作者推陈出新，以洋溢乡土气息的鲜活佳作，予人耳目一新的审美况味。

其实，回溯历史上的齐鲁文学传统可以发现，“乡土传统”堪称齐鲁文学脉络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尤其是自明清以降，藉由友邦结社、士人雅集等民间文艺实践形式的丰富与流行，齐鲁文坛根植乡土的地域化特征便尤为明显。

在野而立、乡土生根。与当下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异曲同工，彼时的齐鲁文学扎根乡野、源于民间而成绩斐然。穿越时空两相比较，别有一番意趣。

植根乡土

众所周知，因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传统，旧时文坛高度呈现出“文人”与“官家”同为一体的特征。纵然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诗仙”李白、聊斋先生蒲松龄，其毕生之志亦是仕途。此情之下，庙堂文学久久霸榜，也就不难理解。

久而久之，一种分野清晰可见——仕途顺遂，文名更易迅速崛起；遭遇贬谪、罢官或去职，则往往随之退出文坛中心，转而走向地方、走向民间，走向乡土抒怀。

客观而言，在“文官一体”的环境之下，民间与乡土间的文艺创作，实属一种边缘生态。令人欣慰的是，对于齐鲁文脉而言，反倒更多几分蕴藉与反哺。

齐鲁故土文脉悠长。重礼守正、务实笃行的鲁文化，赋予齐鲁文学自带敦厚、真诚、经世致用的底色。开阔豪迈、尚侠重气的齐文化，则为文学注入雄浑疏朗的气魄。

必须强调的是，及至明清时期，齐鲁文脉的力量更加彰显。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南移已久的文坛中心，逐渐北归，而复执牛耳者，恰是曾于先秦、秦汉时期引领天下文坛的齐鲁文脉！济南诗人边贡、李攀龙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明代中期前，后“七子”力行的文学复古运动，是文学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诗文革新实践。边贡是“前七子”之一，李攀龙是“后七子”领袖。

“边贡青年出仕，暮归故里。李攀龙诗歌主张的形成及其名声日隆、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都是在家乡济南。”知名文史专家、山东师范大学李伯齐教授介绍，边贡少年（20岁）登科，名动朝野。罢官归乡之后，与底层劳动人民多有接触，《望雨》《忧旱》《坐雨》等关心农事的诗，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李攀龙作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主盟文坛数十年，对廓清“台阁体”诗风大有功业。

跳出官场文学的刻板框架，而以家乡故土为舞台，抒乡土情怀、记民间世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明清齐鲁文脉的核心气质——独立发声，不媚世俗。卓然之下，自成气象。

结伴而行

明清时期，齐鲁文坛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结社者众。

如果说千年文脉奠定一方水土的文化气质，那么，于民间盛行的文人结社行为，则在自觉与不自觉间扛起乡土文脉代代传承的重任。

不同于官方文坛的自上而下，明清齐鲁文学的繁荣，具有鲜明的民间自发和乡土自生色彩。

明代嘉靖年间，青州率先兴起乡土诗风，诞生了山东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诗社——海岱诗社。以冯裕为首的“海岱八子”，大多是辞官归乡的乡贤名士。他们告别了官场应酬的空洞文风，聚集在青州山水之间，以诗会友、打磨文道、抒写本心。

时到晚明，胶东地区的山左大社声名鹊起，成为北方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文人群体。不同于江南部分文社热衷派系纷争、空谈文论，这群散落胶东诸城、莱阳、即墨的文人，始终扎根乡土、心系世情，以诗文砥砺气节、弘扬文风、教化乡邦，靠着乡土结社凝聚成一个影响遍及全国的精神共同体。

顺治年间，青年王士禛在济南大明湖天心水面亭，与本地乡士雅集宴游，写下《秋柳四章》。诗作借大明湖秋柳风物，书写岁月沧桑、世事变迁，含蓄隽永、意蕴深远。而因了一改时风的“神韵说”之理论实践，这场扎根济南乡土的民间雅集，瞬间引爆全国。南北无数文人隔空唱和、传抄吟诵，小小的大明湖，一跃成为全国诗文中心，也让秋柳诗社成为齐鲁乡土文学的标志性符号。

数百年间，济南、青州、潍坊以及鲁西南各地，鸥盟社、潍上诗社、曹南诗社等乡土诗社遍地开花。遍布齐鲁各地的民间雅集，让散落乡野的文人士子以诗文唱和为纽带，织就代代切磋、层层接续的民间文学网络，让乡土文脉生生不息。

才人辈出

毋庸置疑的是，文艺的高度，从来都不在于层峦叠嶂，而在于高峰凸起。

高峰决定高度，高度奠定影响。

文脉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代有才人的前赴后继。而让人欣慰的是，齐鲁文学能扎根乡土、扬名在外，正得益于“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文脉相传。

纵观明清齐鲁文坛，一众文学大家皆出自乡野民间、崛起于乡土之间。其主力并非朝堂高官，而是致仕乡绅、布衣文人、世家士子。文艺社群亦生发于乡野江湖。

海岱诗社、山左大社、秋柳雅集，无一不是民间圈层自发发起。李攀龙、谢榛，皆是布衣出身，仅凭笔墨风骨立足文坛，主导一代诗文风尚；清代诗坛宗师王士禛，年少成名于济南乡土雅集，扎根山左文脉，最终凭本土文风主盟全国诗坛；宋琬、赵执信等名家，也大多在仕途沉浮后退隐乡里，在乡土山水间写下巅峰之作。

除了个体文人的木秀于林，山东崇文重教的世家大族，同样构成乡土文脉的基石。新城（桓台）王氏、青州冯氏、诸城张氏、莱阳宋氏等名门世家，家族子弟世代参与地方雅集、深耕本土文学，堪称“诗书继世”之典范。

更重要的是，齐鲁之地，皆尊师重教。遍布乡野的书院，开门办学，搭建起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文脉梯队。

文风自立

独一无二的乡土，铸就个性鲜明的文风。

相比旧时庙堂文学的规整刻板、纤巧华丽等特点，立足齐鲁大地，以乡邦山水、风土人情、世道民生、士人风骨为书写重心的齐鲁文坛，追求经世致用，拒绝浮华空泛，形成雄浑质朴的“齐风”审美。

晚明山东文人公鼒、王象春，以乡土真气革新文坛弊病，力求一扫文坛浮华俗态；王士禛更是立足齐鲁乡土文脉，创立影响清代百年的“神韵说”，主张诗文含蓄蕴藉、意境悠远，把山水风物与人生心境、时代沧桑融为一体，将齐鲁乡土文风推向顶峰。

这种完全在乡土土壤里自我生长、自我革新、自我成熟的文风，让齐鲁文学彻底摆脱了对外界文坛的依附，拥有了独立的审美标准与精神内核，成为独步天下的北方乡土文学流派。

最长久、最动人、最有生命力的文化，从来不是刻意造势的浮华表象，而是扎根乡土、源于民间、代代传承、风骨自立的本土力量。对比江南偏向灵动婉约的文艺风格，山东当代文艺中多见的现实主义题材、乡土故事、红色文化、山海风物、基层人物叙事等特点，无疑是齐鲁文脉在当代文艺作品当中的显现。

回溯山东文史脉络，可以说，齐鲁文学长期形成“雄浑、务实、含蓄、重风骨、轻浮华”的乡土审美，已然深刻影响当代山东文艺的气质底色。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