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舆 | 抑郁初中生能不能返校入学，谁说了算？

提要：法定的教育保障不能被一份自制的“免责协议”替代，只有流程明确了、权责清晰了，才能打消各方的顾虑，形成学校、家长、医院互相信任的合力，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近日，湖南道县一学生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因学生患有中度抑郁，学校要求家长签署“免责协议”，其拒绝签署后，学生被拒返校，目前滞留在家。

9月1日，涉事学校相关负责人回应记者，针对学生出现的情况，学校曾提出让涉事学生“先休学，治好病再来（学校）”。对于家长所称的“免责协议”，其表示，需签字内容涉及学生积极接受治疗、加强家校沟通等，否认其中存在免责相关内容。

事件细节还在核查中，但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这位抑郁初中生到底能不能返校入学，好像双方都言之有理。

家长声称自己一直坚持带孩子就医复诊，清楚孩子身心情况，孩子也从未因病影响或伤害其他同学。在家长眼里，正值初三关键阶段，学校却将签署“免责协议”设置为入学报到的前置条件，似乎有提前“甩锅”甚至借机“劝退”之嫌。

而站在学校的角度，仅凭家长的一面之词无法证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再加上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涉事学生在上学期从3月起请了27次假，两个多月共请假三四十天，还曾向同学称“想自杀”等。若情况属实，贸然允许其返校入学的确有风险。

其实你一言我一语，争论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学生到底有没有“治好病”？

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不是家长、不是学校，应该是医疗机构。作为专业第三方，医疗机构可以对学生的病情、病因和治疗方案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诊断。而恰恰是这个最权威的角色，在双方的“证词”中至今缺席。

实际上，抑郁症学生返校难的问题并非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据报道，2023年9月，小茵（化名）被就读的中职学校评估为“疑似抑郁状态”后送返家中，经医院诊断无精神疾病。但学校要求，除了医院的诊断证明，家长还需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家长认为一旦签署，便是承认孩子患有精神疾病。双方僵持到2023年12月底，小茵由于缺课时间过长，学籍被取消。

在这个案例中，医院给出了专业诊断，但仍不具备绝对效力，未尝不是一种事实意义上的“缺席”。由此观之，真正“缺席”的，是一个系统完善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机制。

2025年10月，教育部印发《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其中明确提到“推进精神疾病转介就医和愈后复学机制建设”。但相关心理老师、专家表示，评估、转介存在或疑似存在心理风险的学生时，各个学校并没有统一印发的指导流程。在实践中，对于是否建议学生病假、休学，班主任、校领导等行政层面往往有决定权。

回到本次湖南道县的事件中，需签字内容是否存在免责条款，双方各执一词。但毋庸置疑的是，接受义务教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未成年人的权利。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以学生患抑郁症为由开除或者变相开除学生。也就是说，无论是否签署学校给出的文件，都不能成为学生入学的门槛。

而更具体的条例，只能在部分地区对于高中学生的处理办法中找到参考。

以《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为例，若学生的抑郁症已经康复，且经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康复证明，表明其已具备正常学习的能力，那么学生可以向学校申请办理复学手续，学校应当予以受理。可以说，这项条例给医疗机构提供了作为专业第三方介入的切口，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近年来，社会对于学生心理健康愈发重视，识别和干预环节的机制越来越完善。但这只是第一步，发现之后该如何处理、如何判断学生能否返校、如何让学校有能力接纳学生返校等等问题，都亟待一个具体的、可落实的方法。

抑郁症学生有没有“治好病”，这个问题只能由医生说了算。而所谓学校“免责”，免的什么责、是否能免责，仅凭家长的签名也无法真正决定。法定的教育保障不能被一份自制的“免责协议”替代，只有流程明确了、权责清晰了，才能打消各方的顾虑，形成学校、家长、医院互相信任的合力，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