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春秋｜荣成与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荣成三面环海，大海彼岸即是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山东半岛目前已知最古老的船，是1982年在荣成县泊于公社松郭家村所发现的独木舟；而从荣成到辽东半岛的航道以及荣成到朝鲜半岛这一被看成是中国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是山东半岛较古老的航道。史料表明，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正是古时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航处。

斥山：八千里“文皮”登岸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上的齐国，已经开始与今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进行贸易往来。至晚在齐桓公时期，已开辟了以山东半岛沿海港口为起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学者刘凤鸣认为，“5000多年之前，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之间就有一条不必绕道庙岛群岛而直达的海上航线——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今荣成市成山头或石岛一带直接横穿黄海到达朝鲜半岛中部海岸”。荣成到辽宁的航道，或到朝鲜半岛的航道，成为齐国对外交往的主要航道。

北京大学教授陈炎指出，“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航海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东渡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把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的海上往来和贸易通道称为“东海丝路”。

新罗人张保皋画像

早在春秋时期，斥山（今属荣成市斥山街道）、成山（今属荣成市成山镇）、之罘（今属烟台市芝罘区）、琅琊（今属青岛市黄岛区）等港口，就是著名的港口。特别是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斥山、成山，与朝鲜、日本的海上交流更为便捷。

管仲在答桓公“海内玉币有七策”之问时，曾曰：“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文皮，是带有美丽斑纹的虎豹皮，是朝鲜极名贵的特产。《管子·轻重甲》记载：“一豹之皮，而辟千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由此可知，发、朝鲜等国曾以文皮贸易往来于齐国。齐国的斥山是文皮交易的重要集散地，当齐桓公忧虑四夷不服恐有逆政时，管子的策略之一就是把发、朝鲜的文皮作为货币，发、朝鲜则一定会臣服于齐国。

学者张政烺认为：斥山之所以特别出名，因为是一个海口；斥山和朝鲜一水之隔，货物由发和朝鲜从海路运来，在斥山海口登陆，再向西运输到内地。

登州：繁华的丝路集散地

山东半岛自古就是丝绸的重要产地。隋唐时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隋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等国遣使通交，日本也派遣隋使来中国学习。唐贞观十九年（645），日本孝德天皇继位，在日本推行“大化革新”，日本朝野掀起了学习唐朝文化的热潮。唐高宗上元三年（676），新罗统一了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结束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新罗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其商船经常航行到山东半岛一带港口，从事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

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时，大唐通往海东诸国的路线主要有7条，而海路只有2条：一条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另一条是“广州通海夷道”。登州是新罗国、渤海国使节入京的必经之路，新罗僧人出入大唐也是路经登州。新罗著名僧人义湘，于总章二年（669）随商船抵达登州，几年后返回新罗，也是从登州文登县搭船浮海东归。

隋及唐初，日本进入中国的交通路线为“取新罗道，泊于莱州”，或“取渤海道，从登州入海”。学者孙光圻在所著《中国古代航海史》中指出，唐朝与日本的主要海上航路为两路四线，其中北路南线（黄海南线），即隋使裴世清赴日航路，日僧圆仁返国时亦走此线。其基本行程是：由中国登州文登县赤山莫琊口起航，正东渡黄海，直取朝鲜半岛西岸瓮津半岛西端的长山串、白翎岛一带；然后，再沿岸南下，驶向日本，其后段航线走向，与北路北线略同。登州—高句丽—日本，成为隋唐时期中日往来的主要通道。

唐朝时，日本共派出19次遣唐使，实际到达的15次。早期的5次遣唐使，往返多循北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荣成、文登或莱州登陆；后期的遣唐使虽多走扬州一带的南路，但有时也经过山东半岛，如第十二次遣唐使即从“登州登陆”，第十八次遣唐使“曾在今乳山、文登、荣成海岸停泊数日”。

唐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友好使者、新罗人张保皋，是新罗时期最大的海商巨富和黄海船队的创立者，为大唐、日本、新罗三国海上贸易作出了重要贡献。学者辛元欧指出：“登州文登法花院（指赤山法华院）就是张保皋船队的大本营之一，这是新罗人和日本人至唐都长安的重要登陆口岸。”

赤山法华院也是大唐、日本、新罗文化交流和相互增进友谊的一个重要场所。张保皋派交易船到赤山，买得唐物，并将唐物运往日本交易。把赤山浦和新罗清海镇作为大唐、日本、新罗三国贸易的重要基地和主要通道，几乎垄断了大唐、日本、新罗三国的海上贸易。他们往返于大唐、日本、新罗之间以及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形成了北起登州、莱州，南至楚州、扬州、苏州、明州，东到新罗和日本的商业网络，极大地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据统计，在长达289年中，新罗以“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朝以“各种名义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双方使节往来，总计达160次之多”。上述关系，历史上称为“朝贡关系”。大量朝贡及回赠的物品往返于海上丝绸之路，走的都是经由山东半岛出入境的这条最便捷的路线，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也多走这条路线。

中唐以后，登州作为对新罗、日本等国的军、商两用基地，遍布着许多主要港口，如登州港、青山浦、赤山浦、邵村浦等，庙岛群岛、之罘、成山等海口，也是新罗、日本等国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

殷明略航路：

持续兴旺的海上丝路通道

元代海运是中国古代漕运史上的重大创举。元代漕运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元朝都城为大都（今属北京），人口众多，每年所需运粮达数百万石。元代大兴海运，开辟了必经石岛、成山的“殷明略航路”（元代殷明略探索的新航路）。至元三十年（1293），海运千户殷明略受朝廷委派，率领船队“自刘家港开洋，至崇明州三沙放洋。望东行驶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到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

山东既是高丽麻布制品的主要销售地，也是向高丽提供丝绵制品的重要基地，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运载的是以棉、麻、丝绸为主的商品。山东境内是我国古代北方重要的航海枢纽区域，重点集中于今荣成的石岛、斥山、成山、俚岛、靖海卫等若干与海运相关的口岸。大量物资在这里中转，从而也吸引了高丽和日本商人来此经商。

为加强海运管理调度，元政府在斥山海口设立斥山巡检司。斥山西北约50里的千八港（今称千步港），元代时也因海运而盛极一时。光绪《文登县志》载：千八港“北至顺天，南至江宁，水道各一千八百里，故名”，是元代海运的中枢海口之一，也是南北行船的必泊之地。

斥山、成山处于元大都连接江浙沿海各贸易重镇及日本、高丽的交会点上，海运的昌盛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斥山“盖以海滨广斥得名”，“高门之族，居此有千余家”，这些商贾巨富大都凭借斥山海口发达的海运而发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