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透镜之下，看见千面秦始皇

文｜景和

谈起秦始皇，中国人几乎无人不晓。两千多年来，他始终站在历史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盛赞他扫六合、定郡县，奠定大一统格局，是当之无愧的“千古一帝”；也有人痛斥他焚书坑儒、大兴徭役，视其为穷奢极欲的暴虐君主。

汉学家李安敦的《千面秦始皇》，并不执着于打捞嬴政本人的真相，转而把目光投向后世两千余年的层层阐释。他认为流传下来有关秦始皇的各种记载、传说、图像、文艺作品，并非直通历史真相的透明玻璃窗，而是一块块形态各异的透镜。每一块透镜，都烙印着制镜者所处时代的立场、诉求与偏见。

《千面秦始皇》

［美］李安敦　著

郭汪韬略　译

后浪｜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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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千秋，两个极端

提起秦始皇，多数人的认知源头来自《史记》。李安敦在书中一开始便提出，《史记》距离秦始皇离世已逾百年，同样是后世加工之后的透镜。

司马迁毫不避讳秦始皇盖世的功业：横扫六国结束数百年战乱，搭建官僚国家体系，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同时，秦始皇刚愎自大，晚年深陷对长生不死的偏执狂热。功业煌煌，却被性格的缺陷拖入覆灭的深渊，一功一过，构成完整的悲剧叙事。

可《千面秦始皇》提出，司马迁写作背后具有一定的现实考量。司马迁能够掌握的一手原始资料有限，主要依靠残缺的秦国档案《秦记》，又大量吸纳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不少素材来自《燕丹子》这类杂传，并非严谨官方档案。像广为流传的“嬴政乃吕不韦私生子”的说法，更多是后世附会的坊间传闻。尤为关键的是，司马迁写秦始皇，暗含借古讽今的用意。汉武帝同样好大喜功，热衷封禅，迷信方士，苦苦追求长生。司马迁借着秦始皇盛极而亡的悲剧，委婉警示当朝帝王，劝诫统治者切勿穷奢极欲。所以，《秦始皇本纪》从诞生之初，就带有现实讽喻的目的，并非纯粹客观的历史记录。

大汉建立之后，为论证汉朝取代秦朝的合法性，一套“伐秦”的儒家叙事逐步成型，秦始皇慢慢固化为夏桀、商纣一般的暴君符号。陆贾《新语》、贾谊《过秦论》、贾山《至言》、董仲舒策论，共同搭建起汉儒批判秦政的话语体系。陆贾直言“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认定依靠严刑酷法治国，注定走向倾覆。贾谊那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成为后世评判秦朝流传最广的金句。打天下可以依仗武力，守天下却不改高压手段，这便是秦朝速亡的根源。贾山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大兴土木、耗尽民力；董仲舒则借助阴阳灾异学说，认定秦朝专任刑罚，搅乱天地秩序，流毒后世。

在这套叙事框架之下，焚书坑儒被放大为秦始皇标志性的滔天罪行。到了明代，张居正编纂供小皇帝万历阅读的帝王教科书《帝鉴图说》，直接将秦始皇归入“狂愚覆辙”的类型。遣使求仙、大营宫室、焚书坑儒三件事例，作为帝王必须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辅以版画图像，让秦始皇暴君的形象自上而下广为传播。

《千面秦始皇》注意到，每当社会遭遇动荡，传统儒学权威受到冲击，就会出现为秦始皇重新评价的思潮。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柳宗元写下《封建论》，认为秦制不等于秦政。郡县这套制度设计本身具备巨大优越性，秦朝灭亡，症结在于统治者施政暴虐，而不是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晚明思想解放浪潮之中，李贽在《藏书》中掷出论断：“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他虽肯定秦始皇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却依旧批评其迷信求仙等荒唐之举。

步入晚清，山河破碎，列强环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学界重启对秦始皇的解读。章太炎写下《秦政记》《秦献记》，高度肯定秦朝官僚制度。在他看来，秦朝不靠血缘贵族把持朝政，选贤任能，赏罚相对公允，而秦始皇的过错，不过修建阿房宫、派遣徐福入海求仙寥寥数件。梁启超提出，天下走向统一是历史大势，就算没有嬴政，也会有其他人完成大一统，秦始皇更多的是时代潮流的执行者。萧一山更是感慨，危难之际的近代中国，迫切需要秦始皇一般强有力的人物来力挽狂澜。

可见，两千年时光流转，同一个秦始皇，被塑造成悲剧英雄、无道暴君、制度革新者、民族象征、阶级代表。每一种解读，都深深烙印着所处时代的现实诉求。

  2  

简牍出土，又见大秦

历史并不虚幻，历史事件的的确确发生在过去。只可惜，遥远过去的“真相”无从追溯，无法探知。我们手头只剩那些透镜，它们或许能将一丝真相之光投射到我们眼前，但更多时候似雾里看花。

传世文献大多出自汉代及后世儒生之手，先天带有浓厚的“反秦”底色。幸运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大批秦代简牍重见天日。睡虎地秦简、里耶古城木牍、兔子山遗址简牍，这些埋藏地下的一手官府档案，为研究者推开了一扇直通秦帝国的窗口。

睡虎地秦简中的《语书》，是公元前227年南郡守腾下发给南郡各县官吏的文告。南郡本是楚国故土，被秦国占领数十年，楚地本土的风俗信仰依旧根深蒂固。郡守腾颁下法令，要求地方官吏严格推行秦法，改造当地所谓“恶俗”，其中就包括楚地盛行的巫风、与秦律相悖的习俗。这份文书让我们看到，秦国的统一，除了战场上攻城略地，还伴随着制度、风俗、文化层面的强制改造。文告反复训诫地方官吏，若明明知晓百姓触犯法令，却选择视而不见，就属于严重失职。从中不难窥见，在新征服的故土，秦制落地阻力重重，一纸诏令，并不代表民间就能全盘接受，现实之中充满博弈拉扯。

湖南里耶古城出土的“书同文字”木方，则刷新大众对于“书同文”的固有认知。以往不少人简单理解为，秦朝把全国文字统一为小篆。这份木方记录大量文字用法的硬性规范：修正忌讳字形，严格规范“皇”字写法；禁止把神圣的“帝”字用于民间巫觋；旧的“王令”改称为“诏”；把“公室”“王室”替换成抽象词汇“县官”，用来指代国家官府。

其中，“县官”一词的出现，意义非同寻常。这代表国家不再等同于君主私人家庭，进而演化成一套去人格化的官僚机构。可见，所谓“书同文”，不仅仅是字体层面的标准化，更是一整套官方话语体系、政治概念的规范化，服务于大一统国家的治理。

洞庭郡守礼在公元前220年发布的一份公文，更是颠覆了后世对秦朝徭役的刻板印象。文书明确规定，官府调派人力运送军备物资，优先征调刑徒、隶臣妾、负债赎罪者。农耕时节，尽量不征调普通平民承担徭役，避免耽误农事生产。倘若农忙时节随意征发黔首，主管官员将会遭到弹劾追责。

更让人耳目一新的，当数湖南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诏书。按照《史记》的叙事，胡亥依靠沙丘政变篡改遗诏，非法登上皇位，上位之后暴虐残忍，大肆屠戮宗室大臣，横征暴敛，天下苦不堪言。但这份胡亥登基之后颁行全国的原始木牍，呈现出来的新君形象，与传统史书大相径庭。

胡亥在诏书中申明自己遵奉先帝遗诏即位，宣布大赦天下，赦免百姓旧罪。同时告诫地方官吏，不要随意征发徭赋滋扰普通民众，处理政务时，不要拿细碎过失苛责下属官吏。字里行间，尽是新君登基安抚官民的怀柔姿态。

李安敦就此分析指出，《史记》所记录的沙丘之变，是汉代成型的历史叙事。胡亥是否全然是昏庸暴虐的篡位之君，值得借助出土材料重新审视。这提示后人，汉代人笔下的秦二世，已经经过了二次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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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球流行文化

有趣的是，《千面秦始皇》把荆轲刺秦、焚书坑儒等经典历史母题，以及绘画、电影、电子游戏统统纳入考察范围。

荆轲刺秦流传两千余年。《史记·刺客列传》的叙述本身就带有浓厚文学色彩，后世又不断重新演绎。荆轲可以是反抗暴政的义士，也可以是逆势蛮干的冒险者。不同时代的文人，借荆轲的故事探讨何谓正义，何谓反抗，勇气与暴力的边界在哪里。

而“焚书坑儒”更是典型。现代学者对照出土文献研究认为，所谓坑杀，被诛杀者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欺骗帝王求仙的方士，并非清一色的儒生，焚书政策背后也有复杂的政治考量。后世叙事不断放大事件的惨烈程度，标志性符号的影响力已经远远盖过事件本身的原始面貌。李安敦还提出，赵高的形象亦是如此，后世习惯于把秦亡几乎全部归咎于这位宦官，叙事之中掺杂着后世对宦官乱政的恐惧投射。

时代走到近现代，图像、影视、游戏进一步重塑大众心中的秦始皇。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放大嬴政少年在赵国为质的心理创伤，用童年遭遇解释他日后的偏执冷酷。张艺谋的《英雄》重构刺秦叙事，把“天下”置于私人恩怨之上，秦王化为背负沉重命运、孤独的大一统君主。

电子游戏同样肆意想象秦帝国的世界。《秦始皇陵：中原古墓》《夺宝奇兵之秦始皇陵》等游戏，自由虚构地宫机关、不死仙药、复活的兵马俑战士。虽然考古工作者至今尚未发掘秦始皇帝陵地宫，但是大众文艺作品早已无数次完成对地宫的视觉想象。

在这些影视游戏作品里面，史实仅仅是灵感和素材，创作者优先服务于叙事、情绪与商业需求。同一个历史人物，被赋予完全迥异的人格动机。秦始皇可以是悲剧统治者，是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或是被童年伤害困住的可怜人。甚至在海外，文艺创作也频频征用秦始皇、兵马俑的IP，让这个中国古代帝王成为全球性流行文化符号。

1974年兵马俑现世，在全世界掀起一阵“秦热”，盛况堪比当年图坦卡蒙陵墓出土带来的埃及热潮。考古实物不断给文艺创作供给灵感，可考古发现、古代史书、影视剧、电子游戏四套体系塑造出来的秦始皇，面貌相去甚远。

在《千面秦始皇》看来，流行文化并非只有娱乐价值。它折射的是当代人的集体想象，即今人如何看待专制、统一、牺牲，如何看待人类对永生的永恒渴求。因此，历史研究不能简单将通俗文艺斥之为“戏说”便置之不理，大众叙事本身就是秦始皇文化史当中不可分割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