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调查|8岁男孩3天打赏主播1.7万，未成年人打赏漏洞如何堵？

暑期作业需要线上打卡，家长将旧手机交给8岁的孩子。没想到，孩子为打赏游戏主播，仅3天便花掉1.7万元。

随着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行为频繁见诸媒体。根据北京互联网法院，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其受理的直播打赏、游戏充值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数量达2231件。

当此类事件发生，家长要如何追回钱款？如何才能把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遏制在源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进行了调查。

8岁男孩迷上游戏主播，3天打赏1.7万元

8月底，山西太原的王女士打开抖音月付，准备还当月贷款。眼前的数字令她吃惊：月度账单竟高达3.2万元。

王女士查询账单明细发现，这些钱是在11天里花出去的。1.7万元在短短3天内流向了快手上的游戏主播，还有1.5万元充值到了手机游戏中。

王女士儿子的部分消费记录。受访者供图

进行大额消费的人是她年仅8岁的儿子。孩子上小学二年级，暑假作业需要线上打卡，王女士便将自己的旧苹果手机给了他。没想到，孩子登上她的快手账号，在直播间多次打赏数百元的礼物。王女士的苹果账户绑定了抖音月付，消费额度为7万元，这些天她从未收到扣款提示。

7月初，安徽黄山的吴女士在母亲的微信账单上发现多笔快手消费记录，总金额达2876元。然而，花钱的并非她的母亲，而是她12岁的女儿。

吴女士在外地工作，女儿和外婆生活在一起，由于做英语听力题需要扫二维码，她便给了女儿一部没有插卡的手机。结果，女儿用外婆的手机号登陆快手，并多次向外婆索要验证码以打赏一位配音主播，直至刷成直播间的“榜一”。

吴女士的女儿多次打赏配音主播。受访者供图

山西运城的师女士工作较忙，暑假期间，9岁的儿子主要由奶奶照看。奶奶把手机给孩子玩，并告知孩子支付密码，方便他买零食、玩具。7月底，孩子迷上了抖音直播间的弹幕互动游戏，打赏金额由1元逐步递增至300元，一个月花掉了一千多元。

“最后还是孩子跟奶奶说‘你的微信上没钱了’，我们才发现。”师女士无奈地说。

师女士儿子的部分消费记录。受访者供图

随着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行为频繁见诸媒体。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111.3%；其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2231件，占比达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引发的退款纠纷。

退款比例如何判定

未成年人进行直播打赏后，家长是否还能追回钱款？

“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退款的。”记者以监护人身份问询后，抖音、快手客服均给出了肯定答复。

记者查询平台规则发现，2022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及直播平台正式上线“未成年人退款通道”，家长在提供本人与孩子的身份证明、亲子关系证明、消费记录等材料后，即可申请退款。

抖音、快手均设置了“未成年人退款通道”。

师女士通过该途径追回了钱款。她向平台提交材料后，第二天客服就打来电话，跟孩子单独确认消费状况，第三天钱全退回了原账户。

但是，有些时候即使家长按照平台要求提供相关材料，也未必能追回全部钱款。吴女士与平台客服进行了多次沟通，对方认为吴女士没能监督好孩子，只同意退回61%的钱款。

平台向王女士承诺的退款比例则是49%。“我不接受这个结果，还在继续和平台协商。”王女士说。

吴女士最终追回61%的钱款。受访者供图

家长的退款要求有何法律依据？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莹表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打赏金额如果明显与其年龄、智力、家庭经济状况不符，父母可以拒绝追认，要求平台或主播全额返还；8周岁以下的儿童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有打赏行为一律无效，平台要全额退款。

王莹同时介绍，根据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在实际判例中，未成年人打赏能否全额退款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法院通常会根据未成年人年龄、监护人过错程度、平台审核义务履行情况等因素综合判定退款比例，若法院认定家长也存在过错，可能判决平台只返还部分钱款。

王莹表示，一旦此类事件发生，家长要及时固定完整证据，包括消费账单、家中监控录像、孩子的聊天记录与上网痕迹等，通过平台官方未成年人退款通道申请退款。

“若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可向12315平台、12345政务服务热线、网信部门等监管渠道反映，推动平台进一步处理；若协商、投诉均无法解决，可以咨询当地律师，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王莹说。

建议平台引入用户画像及算法调适机制

为遏制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相关部门早有行动。2019年，由国家网信办牵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及直播平台试点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后屡经迭代，2025年更名为“未成年人模式”。在此模式下，平台会关闭直播、充值、打赏等功能。

然而，未成年人模式的普及程度依然有限。北京师范大学于今年5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仅23.9%的未成年人表示会总是或经常使用未成年人模式，48.3%的未成年人不知道或从未使用该模式，仅27%的家长经常为孩子开启该模式。

“隔代看娃”的家庭状况，也容易让未成年人进入“监管盲区”。吴女士的女儿登录账号及打赏主播时会向外婆要验证码，外婆不了解短视频平台的“玩法”，并未追问其用途；师女士的儿子在一个月内多次使用奶奶的微信钱包充值，每次充值都在微信支付留下了记录，但奶奶对电子支付不熟悉，始终没能察觉。

在此意义上，织密未成年人网络“防护网”仍需家庭、学校、平台三方同向发力。

王莹建议，家长要尽量避免将装有支付账号的旧手机长期交由未成年人独立使用，并妥善保管各类网络账号及支付密码，关闭免密支付等无感知扣款功能，必要时开通消费大额提醒；同时，加强教育引导，对孩子开展网络消费教育，通过开设儿童银行账户、发放定额零花钱等方式，帮助孩子更直观地理解金钱的价值。

在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学校应加强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引导学生依法依规使用网络，帮助孩子建立对金钱的正确认知，避免冲动消费、攀比消费等。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员方增泉表示，平台可引入用户画像与算法调适机制，结合使用行为特征、观看历史及互动记录等交叉识别用户年龄和认知水平，以避免游客模式、小号注册、设备借用等绕开路径，推动未成年人模式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与“过程陪伴”转型。

大众新闻·齐鲁壹点记者 李文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