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说|大学教师的情怀，不该被无底线的消耗

当记者试图以“有寒暑假、不用坐班，大学老师真的轻松吗”为题，对青年教师进行采访时，却意外了解到这样一些细节：一位老师被确诊肿瘤却不能及时治疗，好不容易等到期末能住院了，却在术前半小时仍在赶项目申请书；另一位教师经常在夜里七八点甚至九点十点接到临时安排的填表任务，一边是第二天开一门与专业无关课程的备课压力，一边是有明确紧急时限的表格提交要求。这位有着“985”博士光环、新入职一年的老师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最终崩溃大哭。

这不是孤例。采访结束时，受访老师们都提及，一想到课堂上学生们求知的眼神，一想到从孩子嘴里说出的那句由衷感谢，一想到帮助学生后收获的那种获得感和价值感，就能够抵消工作的繁琐、重压，以及不开心。说到底，大学老师是靠“情怀”二字在支撑，但这不该被无底线地消耗，更不该成为高校管理失度的遮羞布。老师有情怀，校方又能给予教师一定支持，让老师舒心从教、安心科研，何乐而不为？

但现实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常规教学和科研任务，大学教师还常被要求处理各种行政杂务，比如填表格、写报表，有老师透露，“很多工作都是重复性的，且对自身成长并无帮助。”此外，多所高校青年教师还深陷考核泥沼。据透露，为能在“非升即走”中存活，大家只能不停地卷学历、卷海外经历、卷基金项目，甚至卷年龄。更有甚者，有些女性教师为了升职不得已牺牲生育。这些现状不禁让人反思，当教师疲于奔命，学生必然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

大学老师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责使命。去年以来，针对大学教师负担偏重的问题，国家和教育部层面相继出台了不少政策为老师们托底。广大青年教师在深受鼓舞的同时，也对这些政策能否真正落地心存担忧。毕竟，上级部门往往通过各种量化指标评价学校，并在一定程度上以此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这些都可能倒逼高校管理部门为了量化指标的“好看”，把任务分解到青年教师身上。尽管已有一些高校行动起来，制定办法保护教师权益，但政策执行需要常态化，不能只是“一阵风”，

那些颇受大学老师诟病的各类行政杂务，与教学和科研无关的工作能否压缩再压缩？比如可向湖南工业大学学习，减少过程性材料要求，减少跨部门重复报表，减少约束性指标，真正让教师减负；也可以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建立校院两级人才服务专员制度，为青年教师提供“一对一服务”，充分把青年教师从烦琐事务中解脱出来。

那些设立“非升即走”评价方式的高校，能否借此重构评价机制？比如学习复旦大学在长聘制教师聘任合同中明确人才培养职责占比达到40%；也可学习清华大学面向基础研究青年教师提供最长九年的稳定支持，不设置论文与项目硬指标。

由此看见，办法不是没有，关键是高校想不想做、愿不愿做。同样，高校在管理方面也应适度放权，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让大学老师充分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大学老师的情怀，不该被无止境的消耗所透支。真正让教师受到尊重、让这份职业被社会向往和敬仰，他们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也才能让学生看见闪烁在大学老师身上的灵动与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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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新闻·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