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日照丨校园手机管理，立法之后更需“育人”破题

2026年9月1日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至此，重庆接续福建、广州、郑州等地步伐，将校园手机管控纳入法治轨道。
　　从2021年教育部“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的通知，到2025年“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的明确要求，再到多地以地方性法规形式为校园手机管理赋权，校园手机管控正从弹性校规走向刚性法规。
　　然而，立法只是起点。把“禁止”写进法条易，把“育人”做得更优更实、贯穿始终，仍需久久为功。
　　此前校园手机管控长期缺乏统一规范，个别学校出现过激处置案例：有的当众砸毁学生手机，有的要求学生自行砸毁，还有的将手机泡水销毁。把手机管理纳入法治框架，是给学校的“底气”。但是，法规的“可禁止”表述意在赋予学校自主权，而非鼓励“一刀切”。
　　各地在立法时应注意平衡授权与约束——既给学校管理以法律支撑，也要划定惩戒红线，防止以法之名行粗暴之实。重庆多所学校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求精中学将管理规定写入《成长指南》《家长读本》，提前告知底线;二十九中不搞“一刀切”，确有需要的学生可由家长书面申请、学校酌情处理;龙山小学为保障通话需求，开通班主任热线、增设校园公用电话;一中寄宿学校为每个班级配备公用“班机”，随时可供学生借用。这些做法启示我们，学校管理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建立“申请—登记—保管—领取”闭环流程，让管理有章可循;二是完善通信替代方案，用公用电话、班主任热线等解决家校联系刚需;三是将手机管理纳入学校日常管理，明确责任人、保管场所和方式，形成长效机制。
　　管住校园更要管好家庭，让“息屏”从校内延伸到校外。
　　统计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1.96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3%。学校能够管住课堂之内的手机使用，却难以约束校外闲暇时光的网络行为。实现校外“息屏”目标，关键在于家庭管理策略的有效落地与持续执行。家长应首先建立物理隔离机制，在客厅等公共区域设置统一的设备收纳点，用餐及亲子互动时段全体成员不使用电子产品;同时充分利用手机自带的屏幕时间管理功能，为游戏、短视频等娱乐应用设定每日禁用时段，并严格执行超时则扣减次日使用时长的约定。家长自身须率先垂范，避免在孩子面前过度使用手机，必要的工作联络应脱离孩子视线处理。此外，家庭应积极设计替代性活动，例如，可以每周安排半日“无电子设备日”，开展户外运动、集体阅读或家务协作，并在家中常备棋类、手工材料等实体娱乐资源，以降低子女对虚拟世界的心理依赖。归根结底，手机管理管控的从来不是设备本身，而是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自律意识与专注定力。如果一个孩子回到家除了写作业就只能刷手机，如果家庭缺少阅读、运动、聊天、做家务这些填充时间的活动，那么学校再严格的禁令也只是把问题推迟到校外。

管理的最高境界不是让手机“消失”，而是让使用“可控”。某市实验中学早先是“铁腕模式”，没收了三百多部手机，看似管控严格、声势浩大，实则收效甚微。转变治理思路后，学校创新推出家校《手机使用说明书》，从时间、空间、应急场景建立双向遵守的使用公约，变单向禁止为双向约束;同时跳出“对抗式管理”思维，将手机转化为育人“教具”，通过拆机科普、主题辩论、时间锁挑战赛等特色活动，引导学生正视电子产品利弊、学会理性使用，让手机从“需要管控的对立面”变为“助力成长的教学载体”。这个思路的转变很关键：从管住手机，到教会学生自己管自己。这启示我们，要将数字素养纳入课程体系，通过信息素养教育提高学生理性使用手机的能力;同时用丰富的线下活动替代屏幕时间，让学生享受真实交往的乐趣。
　　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管理有了法治的底气;但从“禁止”到“自觉”，还需要教育的温度、家庭的陪伴。把禁令写进法条相对容易，把自我管理的能力变成孩子的自觉，才是真正需要下功夫的地方。(图片源自网络，部分由AI生成，簟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