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黑体验馆与“女师傅”维修队：社会企业如何在“夹心层”中突围？

开学前夕，家乡宁夏、在浙江念书的大学生小陈到济南中转游玩，循着此前在小红书上“种草”的帖子，走进芙蓉街里的“光明体验馆”。

体验伊始，小陈就遇到了麻烦：在全黑的环境下，仅凭盲杖探路的她举步维艰。引导员小旭提醒她，盲道上有一辆自行车需要避开，小陈费了很大功夫才得以绕过。随后，小旭又引导大家乘地铁、逛超市……在600平方米的空间内，顾客先后体验10余个生活场景，在完全黑暗中模拟盲人的生活状态。体验过后，小陈又与引导员交流了一番，感触颇多，以不到80元的价格团购了一张学生票，并配合店员核销券码。

光明体验馆创始人黄磊介绍，自己爷爷奶奶也曾是残障人士，于是探索着开了这么一家店——靠门票收费生存，却以促进社会无障碍为使命。

走进黑暗，看见无障碍

即便事前做过功课，可当记者亲身走进全黑的环境后，听着引导员小旭事无巨细的提示，还是感到疑惑：他怎么能准确判断前方有障碍物？直到确知小旭的视力接近全盲，记者才意识到——在这个空间里，视障者才是真正的“主人”。

此前，黄磊在一知名家居企业工作12年。一次赴沪出差的经历让他了解到这种模式，萌生出开一家类似店铺的想法。选址、装修、定价、招人培训……前前后后忙活了1年半，初始资金投入80多万元。

第一位盲人引导员，是黄磊在一次残疾人招聘会上接触到的。后经各级残联、盲协推荐，60余名视障人士先后前来应聘。

“视障群体有自己的圈子。”小旭正是收到残联工作人员发的招聘信息后前来应聘，成为一名引导员。

2023年底试营业至今，光明体验馆累计接待近4万人。记者体验完，拿到编号为“36108”的纪念卡。留言墙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便利贴——“再也不黑灯玩手机了”“再也不占盲道了”“祝引导员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这些“便利贴”上了网。来自小红书、大众点评等平台的真实用户分享，成了光明体验馆最有效的引流通道。

2024年10月前后，几篇帖子让光明体验馆“小火了一阵”。店员说，从那以后，“起码有人打电话或在线上咨询了”。

黄磊直言“请不起网红”，从未花钱找人推广；现阶段目标仍是“尽量少贴钱”，先紧着房租和工资开支，能做到收支平衡就很满意了。

黄磊介绍，作为非刚需业态，群众对这种模式的接受程度并不高，解释成本却极大——“至少要花一分钟时间，才能给路人讲清楚我们是干什么的”。内部空间没法直观拍摄，让消费转化率又跌了一分。“同行者但凡有一个怕黑的，这单就黄了。也有专程来体验的外地游客，但是少。”

光明体验馆的生意，建立在一种“不可预知”的体验上：口碑能带来好奇，但未必转化为消费。非刚需、高解释成本、低复购——它的商业模式，从一开始就得在“社会价值”与“商业回报”之间走钢丝。

拿起轻质电钻，解独居女性顾虑

“太好了是女师傅我们有救了！”微信小程序“木兰安修”上，对女师傅们的好评比比皆是。“木兰安修”主打“女师傅服务女客户”，回应独居女性面对上门维修师傅的重重顾虑。

济南天桥区一家五金市场楼上，创始人黄居凯正盯着小程序后台，一边响应派单，一边总结几种常见的维修场景，为即将开展的针对性培训做准备。

“前几天空调清洗的单子比较多，姐妹们平均一天能接四五单；现在天凉快了，来到淡季，我们也‘冷静下来’了，准备把注意力集中在精进技能上。”

不管是师傅还是客户，黄居凯都一口一个“姐妹”。他的妻子也曾在独居时突遇家电故障，又不想求助维修，只好自己动手解决。

黄居凯说，独居女性内心深处的安全焦虑应当被看见。这不是把男性师傅当作假想敌，而是市场理应对这种真实存在的心理需求做出回应。

创业初期，女工招聘成了最大难题。

去年6月起，团队在抖音、小红书发帖招募，从几百条私信中筛选出第一批学员。“五六十人来到线下，被我们‘劝退’了一大半，首批培训只有15人。”

团队从市场上挑出称手的工具，如轻量化电钻，供学员们学习使用；平台抽成远低于主流平台抽成；为了更好地“在干中学”，黄居凯干脆把驻点搬到五金店楼上，方便“姐妹们”随时下楼请教老师傅。

目前，木兰安修已完成订单超千条，拥有20多位女维修师，以兼职为主。黄居凯说，现在尤其是在家电维修层面，“有些订单接不住”；覆盖半径也不大，以济南市中心区域为主，交付能力有限。针对这些痛点，团队即将开启第5期培训，力图在单量和员工收入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女师傅服务女客户”的理念，解决的是双重社会问题：独居女性的安全感、女性就业的新通道。会计、人工智能专业的“00后”姑娘们脱下长衫、拿起电钻，找到自我价值——女师傅们反馈“被他人需要的感觉特别好”。

从身份到商业模式，什么才是社会企业的真问题

如今，两个项目都还没能回本，处于初创期的亏损状态。

细究其身份可以发现，它们很难被认定为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不能产生公益资金的再分配。

近年来，“社会企业”这一提法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描述这类组织，它们处在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夹心层”，意指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吕鹏指出，当前社会企业在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学术概念，偶有半官方和民间的探索，比如个别城市的认定办法、行业联盟的评审等，在法律上都不产生新的身份，认不认证在工商、税务上没有实质区别。

2015年，多家单位联合发布《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办法（试行）》，首次提出社会企业认证标准，要求每年用于分配的利润不超过年利润总额的35%；2021年，成都出台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管理办法，从登记认定到摘牌退出，建立全生命周期政策保障体系……在山东，暂无相关政策、认定办法。

身份真空确是制约。吕鹏坦言，注册民非则经营受限、不能分配、融资无门，注册公司则拿不到公益性捐赠资格，很多团队只能两块牌子并行。

但他认为，最大的制约是这类项目本身很难持续盈利：光明体验馆门票收入天花板低，复购率天然有限；木兰安修面对价格高度透明、平台抽成很重的维修市场，加上“女师傅”供给本身稀缺，培训成本高、规模化慢——这些问题都不是身份认定能解决的。

那么，政策能做什么？

吕鹏认为，第一位的不是给钱，而是监管上的“避风港”——允许他们在一个相对宽容的监管环境里试错，而不是急着去认定、去分类、去管理。第二位是开放场景、给订单——政府购买服务的优先权、公共场景的准入，比一次性补贴和税收优惠更有用。第三位是耐心资本——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基金、政府引导基金的一部分份额。但资本解决的是“活得久一点”的问题，不是“活下去”的问题。

历下创益园主动破题。这家济南市历下区民政局打造的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过去入驻有三大门槛——须是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服务须错位政府和市场、须具备精细化和专业化可能。如今，园区放开口子，面向全市招募合作伙伴，从“只接纳社会组织”转向“吸纳扶持社会企业”，标准只有一个：解决社会问题。园区以场地资源换服务，用“公益+有偿+低偿”的模式，跟社会企业谈合作、讲回馈。光明体验馆和木兰安修正是通过新标准评估后，才得以入驻园区。

正如吕鹏所言，身份问题可以等，商业模式不能等。当社会价值无法转化为可持续的收入结构，再清晰的使命也难以支撑一个组织走远。制度能否接住探索者固然重要，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它们自己能否找到“既做好事、又活下去”的路。

（大众新闻记者 盖颐帆 刘一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