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与匡正: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认知形塑机制及实践指向

青年记者 |  2026-11-16 09:42:25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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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立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9期

导  读:

本文探索以下问题: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对公众认知形塑机制如何?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认知形塑机制的实践指向如何?中国特色国际舆论传播机制可以尝试从何建设?



一、问题缘起: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垒高认知安全风险

当代大国的战略博弈主要发生在物理域、网络域与认知域三大空间中[1],三者分别对应现实地缘维度、数字空间维度和公众精神维度。在认知域的战略博弈维度,国际公众的认知转向是评估各国战略收效的内化指标。自冷战时期以来,国际舆论便是各国进行国际宣传、开展国际说服、提升国际好感度的核心渠道。同样,国际舆论传播中不乏意在离间他国团结的“灰黑宣传”内容,并通过叙事化手段加强信息可信度和公众可及度,进而形塑他国公众认知。鉴于此,需要在对国际舆论传播的认知安全风险识别基础上,拟定本国的国际舆论传播机制,防范其发展为意识形态风险。为指导国际舆论传播中的认知安全风险识别与防范工作,中共中央作出重要论述:“占据主动,有效影响国际舆论”[2]“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3]。可见,国际舆论现实和政治论述都从顶层设计维度指明了认知安全在中国国际传播事业建设中的重要方位,这是一项开放型、认同型和共塑型的实践工程,深深地嵌合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自国家开始重视国际传播事业建设以来,学界围绕认知安全问题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查,且取得了较有启发的成果。从研究议题来看,当前研究主要关注算法推荐技术的认知安全风险[4]、国别媒介认知竞争实践[5]、国别认知安全战略[6]等;从理论层面来看,前序学者主要采用演绎研究方法,立足多种理论视域,探讨国际情报交汇中的认知安全,如情报博弈中的认知偏差[7]、情报对抗中的认知塑造[8]等。从实证层面来看,前序学者基于案例研究方法,挖掘个案中的认知塑造进程,如国际报道中的中国科技认知[9]等。梳理既有文献,易见前序成果涵盖了多重角度,对于理解国际认知安全议题具有重要启示,但就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在国际公众认知塑造中发挥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却着墨不多;从叙事视域来阐释认知塑造及实践指向的研究成果,亦尚付阙如。就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与认知塑造两者关系,有学者指出:“在国际信息传播的后真相时代,利用修辞手法整饰的叙事话语成为扩大传播效力、影响公众认知的辅佐要素。”[10]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作为国际博弈的话语征用表现,进行国际公众认知塑造是内嵌其中的隐含目标,进而在构建叙事陷阱中掣肘别国的认知安全维护。

因此,本文探索以下问题: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对公众认知形塑机制如何?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认知形塑机制的实践指向如何?中国特色国际舆论传播机制可以尝试从何建设?分析上述问题,能够助益中国更好地促进国际话语权擢升,护航公众认知安全,进而为国际舆论和国际传播研究做出新的边际贡献,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营造良性有序的外部舆论环境。

二、理论视角:战略叙事理论沿革与实践

战略叙事理论发展与软实力理论密不可分,而后者的系统阐释则与美国国际话语权的兴衰历程深度交织,并行不悖。二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促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并力导将联合国总部设于纽约,确立美国的金融与政治中心地位。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随着世界主要国家转向浮动汇率制而正式解体,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体系遗产持续运作,美国的国际地位得以保持。在此背景下,美国学界曾定义二战结束至20世纪末的50余年为“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11],“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成为美国向全球展示国家能量的权力话术。进入20世纪晚期,伴随美国军事优势的力量背书减弱,“美国衰落论”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弥散。作为对“美国衰落论”的反驳,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出版的《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依赖于军事和经济硬实力,更依赖于其文化、价值观和制度所产生的软实力。”[12]同步美国权力的国际扩展,软实力理论不断发展,如其于2008年提出,信息时代处理国际事务的成败取决于“谁讲的故事更动听”[13];于2015年指出,确定“美国世纪”的时间点不仅应当根据美国的实力与资源,还应当依据美国利用这些资源影响世界权力平衡的方式和意愿。[14]笼统地看,软实力理论以其视角的开拓性为延展国家权力提供了一种升维路径,但这种敞式景观的理论特征也使其呈现意指空泛的理论缺憾,既无助于后发国家的理论引证,同时还可能因其西方中心主义适切色彩而对后发国家产生发展框囿,难免成为优势集团的宣传家们为了维系其领导权而发明的一套治理技术。[15]

作为对软实力理论的内涵填充与推及性需要,战略传播成为各国由被动转主动,探寻适宜本国文化领导权塑造的共意选择。人类传播的不可沟通理论指出,有时双方交流越多分歧反而越大,人们需要的是增加有效的信息供给。[16]面对民粹主义崛起、极端主义兴起、国家信任紊乱的国际舆论传播环境,各种“黑天鹅”事件及“灰犀牛”事件间离了国际交往距离、侵蚀了国际公众注意力。战略传播正是一种为配合国家战略而实施的精准化传播。[17]2007年,柯克·哈拉汉(Kirk Hallahan)等学者在《国际战略传播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创刊卷中将战略传播定义为“一个组织有目的地通过传播来完成其使命的活动”[18]。2019年德国公共关系学者安斯格·策法斯(Ansgar Zerfass)修订了哈拉汉的定义,认为“战略传播是一个实体有目的地应用传播来实现战略意义的对话”[19]。因此,聚焦国家维度的战略传播,国际传播主体通过在全球范围开展传播活动来主动影响国际关系,展示国家软实力,护航国家战略落实效能。各国不再将国际传播视为一种被动的魅力展示或单向的善意表达,而是将其理解为一场围绕议程设置、叙事框架和价值认同展开的主动竞争与斗争[20],通过战略传播塑造国际公众认知的形式来解构“认知操控”(perception management),把握认知安全。具言之,叙事手段提供了一种框架思维,其将原本彼此离散的要素以某种因果关系组合起来。叙事的可编织性使其助益战略传播的权力破圈,加持战略传播话语的说服力。当叙事框架落实到战略传播领域时,便产生了一种理论创见——战略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见图1)。

图1 战略叙事理论演进

要使叙事具有战略性,政治行为体需要选择话语质料来连带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此构建国际舆论中的共同意义,从而塑造国内和国际行为者的思维理念和行动逻辑。目前来看,作为大国竞争的话语武器,战略叙事已成为一种整合资源、塑造认知与争取利益的“故事呈现”(storytelling)形式。[21]通过战略叙事,国家可以通过连贯的叙事模板向外投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争论性共识与战略利益[22],从而服务于本国的国际政治目标。由是观之,国际舆论场中的战略叙事是由国家政府及其附属群体共同参与,以本国或本党的政治利益为叙事目标,以平台媒体和社交媒体为叙事渠道,以文字媒介与视频媒介为叙事形式,最终通过故事性内容表达的政治传播活动。[23]

三、制造共意: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认知形塑机制

数字媒体环境下,驳杂的跨国信源导致国际舆论传播的失范与失能,难以为受众提供具体而微且价值无涉的日常信息。面对国际舆论信息的意指划移,国际舆论传播主体倾向于征用叙事化方略,在故事编织与复次阐述中实现价值逆写,引导国际公众的认知转变与固化。

(一)核心概念:何谓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

叙事是人类通过故事话语来讲述经历与经验的基本方式。立足全球信息场,“故事”已成为全球传播秩序的一环[24],一个个具体的个案帮助公众从意识形态的“高地”回到事实和细节的“平原”[25],通过诸多与全球公众密切相关的故事,叙事者将本国的价值观念隐匿其中,借助叙事内容的全球触达铺垫“争取人心”的目标基础。因此,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特征愈发明确,即国际舆论传播主导者立足自身的国际利益需要,构建独特的故事来助推战略目的的影响区间、传播目标的信息编织、受众认知的话语浸润,扩大于己有利的内容在国际舆论场中的信息占比,形塑全球公众的信息拟态环境和主观认知情境,为实现后续更大的战略利益留出弹性空间。

国际舆论的叙事化传播演变逻辑,主要与全球发展、国际政治、技术衍生等要素密切相关。其一,全球发展的脱嵌性趋势昭示着国际公众的离散化倾向,在国际舆论传播中通过富有感召力的叙事话语促进价值共振,是各国将本国理念价值传播至民心末梢、平稳度过承压时刻的“捷径”。其二,国际政治中的地缘冲突凸显使得国际舆论传播出现两歧走向,即暴力信息的国际泛滥与国际和平的平民呼吁,国际舆论传播中的叙事话语以事件性例证发掘政治议题下的微小个体,倡导国际政治问题的和平解决与和谐过渡。其三,信息传播技术的衍生发展为国际舆论传播营造了富媒体生态,异质的叙事话语成为国际议题讨论的补充质料,以此展现某一媒体生态独特的张力场。由于国际竞争的信息环境改变,叙事的投射、接受和解释都通过媒体生态进行。[26]因此,技术媒体生态为国际舆论传播中的叙事话语推及担纲了基础设施作用,亦在对叙事话语的主动牵涉中延展国际舆论传播的叙事化特征。

就当前的国际信息环境而言,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出现有其时代必然性,亦可能成为部分国际传播优势国家用作辖制后发国家的霸权手段,或将限制他国话语的正当性传播、可控性引导和阶段性效能。具言之,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施力焦点之一便是认知领域的国际公众争夺。数字媒体时代的公众说服已然从利益分化逻辑转向认知分化逻辑[27],进而在形塑认知过程中使国际公众接受叙事者的话语位阶,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自然化、纵深化。就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认知形塑机制,拆解国际舆论传播的权力生成仪轨。

(二)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认知形塑机制

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重点是说服全球公众,聚焦认知域的竞争活动。国际舆论反映的现实并不是独立存在于个体外部的世界,而是个体头脑中的图景。因此,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认知形塑机制旨在营造国际公众所在信息场的“巨型拟态”,以此干预国际公众对一国一党的主观想象,推动国家理念的同意制造、国家倡议的合理评价和国家形象的正向评价。

1.分化认知:区隔内外群体。国际公众因其背景差异性而存在不同的说服压力,在施动端分化受众群体能够缩小说服压力,阶梯式地推进国际公众认知塑造。舆论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将政治参与者分为“局内人”(insider)与“局外人”(outsider)。在多数国际政治议题中,局外人往往只能跟随局内人。[28]在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中,这种内外关系区隔同样存在,并引申为国际舆论传播“代理者”与“旁观者”的二元关系。通过划分内外群体,国际舆论传播的叙事内容可以更加精确地实现对内群体的掌握及对外群体的区分。具言之,国际舆论的叙事化传播内容率先营造内群体中的较小舆论集合体及个人意见,在形成小集合体后,内群体借由信息差与既存资本来影响广大的外群体受众,进而迅速铺陈更具效力的国际舆论。基于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群体区分规律,国际舆论主体持续将内群体囊括在认知塑造规划中,并对外群体进行叙事引导,转化其成为国际舆论叙事的内群体成员。

2.联通认知:搭建故事世界。以平台媒体与社交媒体为主的全球传播生态推动国际舆论传播离散化,而促进全球公众说服需要将其纳入同一场域,在意见交换中联通思想、整合认知、关联理念。这一场域即国际舆论的故事世界。“故事世界”是由叙事唤起的、具有可扩展性的幻想世界,[29]它不仅涵盖故事本身,也涵盖背景故事(故事背后的故事)和后续故事。[30]在不同的媒介平台中存在诸多形态各异的媒介角色和故事情节,这些内容彼此紧密联合后,达成故事逻辑的接洽与契合,以此形成一个完整有序的故事世界。进言之,不同的媒体吸引着不同的市场利基(market niches),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搭建的故事世界通过“协作叙事”(synergistic storytelling)将更多的国际公众纳入故事世界中。因此,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搭建的故事世界允许各种类型信息的自由传播,为国际公众的认知塑造铺垫质料基础,尝试将国际公众意见拧成“合意”,以此共享认知框架。

3.引导认知:助推模因信息。在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调适中,模因信息成为一种引导公众注意力的手段,将国际公众的认知走向划定在可控区间。“网络模因”(internet meme)指在线传播与互动中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多模态文本,持续通过用户群体进行的广泛传播、模仿与改造。[31]模因信息以幽默式的诙谐技巧,借由模因文化的产生、发展、消退规律助推国际舆论传播。“黑天鹅”概念之父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提出的“叙事谬误”(narrative fallacy)理论认为,传播者“在不编织解释或强行拼凑逻辑链条的情况下,观察事实序列的能力存在局限”。[32]叙事谬误即一种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人们倾向于用简单和连贯的故事来解释复杂和随机的现象,而忽视了其他的解释因素。模因信息通过制造与传播大量重复的多模态文本,致力于创造国际舆论信息受众的认知偏误,引导公众认知向既定方向发展。

4.糅合认知:加强关系联结。关系是国际交往的底层逻辑,也是认知交汇的承载来源。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通过加强关系联结来促和相似性信息,以此融合同质意见,糅合国际公众认知。立足叙事关系维度,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效能体现为夯实国际公众的国际权力认知,以权力比较来凸显关系地位、以权力认定来彰显关系角色、以权力认同来外化关系连接,进而在国际公众对所处的权力环境感知中,形塑其认知生成的知识背景。一般来说,国际传播中的误导者会通过忽略过去的罪恶回避批评,也可以通过淡化对手的成功来削弱对手,形成平行的联合关系。因此,只要国际行为体分享共同的利益,合作就会持续,而当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出现分歧时,国际合作就会停止。国际公众在国际关系联结与利益合作中分享相近知识,进而趋近同一的问题态度。

5.固化认知:营造缄默环境。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故事呈现方式包装了部分国际政治信息的恫吓性内核,得以转移国际舆论的话语说服意义,从而营造公众认知塑造的信息缄默环境,使公众对国际舆论传播主体保持积极或中立的态度。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内容对于政治缄默环境的营造主要从两方面着力。其一,顺承国际舆论场中的既存印象,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内容重视凝聚较为统一的声音,制造服务舆论主体的缄默环境。将社会群体聚合起来的不是它所坦言承认的集体价值观念,而是它所集体否认的东西。[33]进而言之,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内容推动国际公众对部分国家信息的否定式解读,借此呼应刻板印象,固化集体共识。其二,部分国家利用叙事化手段干扰国际舆论场,在对他国的信息打压与污名化中表达本国的政治态度,展现力量手腕的同时涵化第三方国家公众的主观认知。

四、表现样态: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认知形塑机制的实践指向

国际传播重视“道法术”的互相接驳。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认知形塑机制需要通过国际传播实践转化为现实力量,进而将战略规划落实为战略利益,在国际公众的认知塑造中扩大本国的国际话语权,扩大声援本国的国际“声浪”。

(一)代理叙事:增广国际公众卷入度

国际传播的广泛参与性决定了其必然存在多元行动者,它们虽然来自不同地区及国家,但皆是国际传播的鲜活力量。国际舆论叙事传播者将代理叙事策略转化为“借嘴说话”,广泛吸纳第三方的参与及合力,消解国际舆论发布主体唯一性的同时,避免被全球公众觉察到蕴含其中的认知浸润目的。以西方涉华舆论领域为例,西方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者的代理叙事重点在于与中国边海相邻的国家和地区,其中以菲律宾、日本、韩国、印度等为主,并以菲日两国为重,这是由于两国皆与中国存在地域主权矛盾,其便主动向西方靠拢寻求支持,担当西方涉华舆论的叙事代理人。代理叙事主要从扩大权力影响和淡化权力缺陷双重维度进行国际话语权建构:其一,代理叙事成为拓展话语权威、扩大话语影响的方式,其既在打压不利于自身的信息内容,也在熔铸叙事内容的独一性与震慑力;其二,代理叙事意在展示话语亲和力、淡化话语弱项,在重点提及柔性内容中使国际受众感知叙事内容背后的“价值光芒”。

(二)配合叙事:合纵软硬新闻影响面

国际新闻报道实践因新闻内容差异而有所区分。为确保形塑国际公众认知的传播效能,国际舆论传播者往往会全面性地征用新闻属类,通过达成软硬新闻的配合叙事来强化叙事内容影响面。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硬新闻指与国际战略竞争密切相关的新闻,此类新闻具有及时性、动态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软新闻则指与国际战略竞争相关但并不对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新闻内容,此类新闻具有社会性,如中美民间文化活动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教授图罗·约瑟夫(Turow Joseph)认为:“有时软新闻可以通过改写转变为硬新闻,从而使其显得更具紧迫性。”[34]面向全球公众的认知形塑,国际舆论传播主体通过配合叙事来驱动硬新闻软化及软新闻硬化,进而铺展国际舆论的叙事效果。所谓硬新闻软化,即凸显严肃新闻趣味性与“接地气”,使其向社会语法靠拢;软新闻硬化则是指在保持信息知识含量与趣味性的前提下,提升新闻内容准确性和及时性。在硬新闻软化与软新闻硬化的两相趋近中,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者跨越传统范畴的新闻属类,营造并塑造公众认知的信息空间。

(三)记忆叙事:挖掘媒介事件共识点

集体记忆是共识认知的集合体,运用其唤醒公众合意需借重载体,媒介事件即集体记忆凝练介质。媒介事件作为“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一种带有表演性质和象征意义的仪式或文化表演,助力大众克服“有机团结”的固有分裂,提供了一个“机械团结”时刻,能够影响一国的国际形象,提供外交姿态。[35]在媒介事件的共识点挖掘中,其从策划与重返双重维度加持记忆叙事:其一,记忆叙事者依托媒介事件的全球关注,将叙事内容与媒介事件发展过程深度绑定,以策划国际媒介事件来传播信息,从信源塑造认知。一方面,由于国际媒介事件具有信息的短期集中性,事件内容能够达成记忆叙事的联动与互通;另一方面,国际媒介事件因其较广的覆盖范围,参与者往往呈现国际多元性,创造了群体团结机会,增强叙事说服力。其二,重返历史媒介事件能够呼应公众既有认知,驱动受众基于历史媒介事件的既有记忆进行自我说服。通过挖掘国际媒介事件的共识点来开展记忆叙事,是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者凝聚共知、促成受众共识的故事集结。

(四)情绪叙事:顺应公众情绪张力场

后真相时代,群体情绪趋向极化且难以预测。进言之,公众态度包括了理性成分,但更多是感性成分。[36]这种不稳定的公众情绪状态集中表现为情感型国际舆论的集体性生产。于此情境下聚焦公众认知塑造,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者顺应公众情绪的流动走向,利用共情激发受众的共鸣和认同,加速叙事内容的传播速度,扩大叙事内容的传播范围。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跟美国民众情绪,利用数字媒体平台随时表达观点,具体表现为文辞和语言风格上的尖刻和情绪化。这些情绪化话语与其依靠的选民基础紧贴,即以美国白人为主的民族主义群体、代表一般平民利益的民粹主义群体、以中间摇摆派为主的保守主义群体,在特朗普的情绪叙事引导下,三方群体互动又相容,共同支持特朗普政府的竞争战略。

(五)遮蔽叙事:催生国际舆论阴谋论

特定语境下,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者对叙事内容并非完整呈现,而是选择阶段性及断裂式发布,这种信息类型往往难以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其在阻碍公众的客观认知基础上,催生阴谋论来引导认知塑造。从概念释义上讲,阴谋论指公众认为小部分有权势的人或团体在秘密地控制世界。其隐喻面对未知领域,公众往往使用既有知识框架去进行解释,最终得出符合自我认知逻辑的因果认知。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Keith Sunstein)等认为阴谋论是某种残缺的认识论的结果,一般出现在人们缺乏充足的信息或是没有对信息进行适当处理的情况下。[37]因此,阴谋论一般具有信息不对称、不充分或明显人为制造的特征。就认知形塑效果而言,正是遮蔽叙事的因势利导催生出国际舆论阴谋论,进而固化国际公众的既有因果分析思维,深化后发国家对国际公众认知的改造难度。

五、认知匡正:中国特色国际舆论传播机制的构建省思

2025年10月2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38]基于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认知形塑机制及实践指向辨析可见,对于国际舆论叙事策略的重视与吸纳势在必行。本文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舆论传播机制,匡正国际社会的对华认知塑造,以此回答“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这一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

(一)强调国际共同价值,推动认知安全合作

当前,各种影响全球的地缘事件危害性使全球公众认识到,过往大行于世的西方普世价值存在言行差距,其行动与之宣扬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要素相去甚远。这为打破既往认知格局、重塑全球公众认知创设未来前景。在一国认知安全推进中,人类共同价值是促成全球各国真正合作的内生动力。与实际利益和物理层面不同,人类共同价值更多地牵涉观念层面的共同价值观念,是全球公众共同认同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向往,与全球公众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也成为实现国际认知安全的的一种合力召唤。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舆论传播机制应当在目标维度上强调国际共同价值,在汇聚“共同的善”中达成国际认知合意。

(二)落实统一战线政策,动员知华友华群体

国际舆论传播作为一种说服性实践活动,需要参与者保持统一的传播目标,认可一致的叙事内容,方能获得正向积极的叙事效果。统一战线政策正是探求通过柔性传播手段,化解成员间矛盾情绪的同时,广泛地传播价值观念,呼唤更多信息接受者参与到中国国际舆论传播中。2022年7月29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强调:“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必须把握做好统战工作的规律。”因此,在中国特色国际舆论传播机制的构建中,应当纳入及动员统一战线政策覆盖群体与个人,利用新闻媒体开展面向国际公众的说服工作,立足新形势面对新情况,从影响传播受众的政治认知入手,运用直击人心的符号隐喻,激发其决策和行为,发展壮大助益中国国际舆论传播机制构建的友好力量。

(三)建立舆论传播矩阵,适配海外传播平台

全球传播生态下,互联网成为国际舆论传播主渠道,全球公众的信息接受渠道转向数字渠道,平台媒体亦成为俘获国际舆论受众的关键场域。因此,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传播中积极争夺平台媒体的信息空间:其一,压缩别国社交媒体和平台媒体的全球化落地空间,逼迫其从国际市场退场;其二,削弱别国国际传播内容在国际媒体平台中的信息可见度、可信度和传播力。在中国特色国际舆论传播机制的构建中尝试建立多维完整的国际舆论传播矩阵和海外传播平台,是对全球公众实现直接影响,从内部打破西方国家“信息茧房”的可行路径,最终实现以跨国社交媒体和全球性平台媒体为数字基点进行国际舆论传播,向全球传播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声音。

(四)维护周边舆论安全,团结全球南方国家

综观西方对华舆论叙事中的地缘政治内容,对于与中国边海国家及地区相关舆论的及时回应与有力反制不仅是表达本国维护领土完整主张的现实考量,也是向外宣介国家话语权不容诋毁的未来之声,能够产生击破谬误的直接效果与战略威慑的间接效果。在中国特色国际舆论传播机制的构建中,通过国际舆论的介导效应来强化周边舆论安全,与全球南方力量形成合流,共同抵制西方国家的认知渗透、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执政党政权安全,共建国际舆论安全共同体。

(五)重视国际议程设置,圈定中国话语主场

全球传播语境下,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间的信息壁垒逐渐消弭,谁来设置国际议程、设置怎样的国际议程内容尤为重要。通过国际议程设置,一些国家的问题议程得以顺利进入国际政治讨论视野,而其他国际问题议程则被无情地排挤出国际舆论场。正是国际议程设置的议题清理与议程圈定特征,由国际议程设置推动的议题控制“成为获取和拓展权力的首要工具”[39]。因此,中国需要在国际舆论传播机制构建中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重视利己的国际议程,善用类比方式讲清楚中国话语的和合内核,用故事叙事阐释中国和平理念,用情绪传播分享中国人文交流事例,引导国际公众认知中的中国形象向善构建。

六、结语

数智媒体时代,认知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与国际话语权塑造的重要因素,而叙事化手段的故事表达在拓展国际舆论传播半径的同时,也加剧了认知安全的甄别与引导难度。解析国际舆论叙事化传播的认知形塑机制,识别其实践指向并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舆论传播机制,以此来推动国际公众的认知匡正,寻求中国话语在国际舆论传播中的立正、立体与立稳。未来,随着叙事手段的不断翻新与活化,认知安全可能面临更多突发情况与复合风险,中国应牢牢把握认知战主动权,占据认知域博弈的战略主动,推进国际舆论传播领域的联防联动建设,形成清晰明确的认知安全屏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筑坚实防线。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与认同研究”(批准号:21&ZD314)、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全媒体时代‘Z世代’大学生网络舆论引导路径研究”(批准号:2024GXSZ125)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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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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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