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官席到讲台，她一站就是二十多年

“上课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说这句话的，是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崔立红。执教二十四年的她，获评山东大学2026年度优秀教师（“四有”好老师）。但年轻时，她最喜欢的职业其实并不是教师，而是法官。

1990年大学毕业后，崔立红进入基层法院，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后来，她先后攻读硕士、博士。博士期间，一次偶然的代课经历，让她第一次认真考虑另一种人生可能。那门课此前几次更换授课教师，学生反馈一直不理想。导师让她试着去讲，没想到很受学生欢迎。“在讲台上，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觉得自己好像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毕业时，她面前摆着两条路：回法院，还是去高校？崔立红并不回避现实的考量。那时她已经结婚，家庭和两地生活也是选择中的因素。但真正让她愿意选择三尺讲台的，却是另一层原因：法官解决的是一个个具体纠纷，而教师传播知识，面对的是一届又一届学生，尤其是国内知识产权法方兴未艾之时。“传播知识，可以覆盖更多的人。”最终，她选择了山大。二十多年岁月流逝，初心也一次次被她自己确认。工作再累，只要站上讲台，她常常就会感觉“满血复活”。“有时候上课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时间过得特别快，没有疲劳感。”她说，“我一直觉得，上课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在学生心里种下一颗信念的种子

2006年，崔立红迎来了第一届法律（非法学）专业硕士生。其中一名学生总觉得自己不是法学科班出身，怀疑自己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尤其是到了毕业论文阶段，崔立红看出了她对自己论文的忐忑。崔立红对她说：“从你的论文中能看出你非常具有科研潜力。加油！”在老师一次次的鼓励下，学生一遍遍地修改，论文圆满通过了答辩。

多年以后，崔立红再次见到这名学生。此时，她已经成为某“双一流”大学国际知识产权法方向的副教授，又一次提起当年的那句话：“老师，就是那篇毕业论文，你对我的鼓励，让我突然觉得我还行，后来一鼓作气去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再回首，她一直记得老师当年给予自己的那份“温暖而坚定的支持”。

这件事也改变了崔立红自己。过去，学生常对她说“老师你鼓励了我”“老师你改变了我”，她总觉得那是学生出于尊重说的客气话。直到多年后，她才真正意识到，老师的一句话，可能真的会改变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判断。“我后来觉得，一句鼓励就像一颗信念的种子。”从那以后，她开始有意识地观察那些还没有发现自己潜力的学生，然后就会主动告诉他：“老师不是说你以后一定要做科研，但我发现你有这个能力。”

不问花期

播撒下种子，却不问花期何时。崔立红不会限定学生的成长轨迹，不会预设他们该抵达怎样的终点，未来去往何方。至于学生最终走向哪里，她更愿意把选择留给他们自己。她的一位学生读研时就很想去一线城市做律师。崔立红起初并不觉得这是最适合他的选择：他性格比较内敛，属于内秀型学生。相比律师，她甚至认为公务员可能更适合他。但他很热爱律师职业。后来，崔立红没有再坚持，而是支持他去实习、去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判断自己究竟适合什么。这名学生回忆：“崔老师从不用‘为我好’的名义替我做决定，而是结合我自己的背景和特点，帮我分析不同选择的利弊。”最终，他去了向往的一线城市红圈所，凭借理工科背景和知识产权法专业优势，逐渐成长为事务所合伙人。“现在回头看，他选择的这条路很适合他，热爱的就是适合的。”崔立红说。对她来说，因材施教并不是把学生塑造成同一种样子，而是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长处，然后走自己的路。

“我们不断修改”

鼓励之外，崔立红对学生更有严格的一面。对于博士生的培养，崔立红秉持的是在课题项目指导中贯彻更高、更严的科研要求。对一名本科非法学出身的博士生，从第一次写作开始，她就一点一点带着他改，从选题到框架，从论证到格式，甚至字体、字号、目录和版式，她都逐项纠正。“表面看是在指导项目，其实是在对他进行专业训练。”

这名博士生也愿意跟着改。在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修改之后，他逐渐摸索到了学术研究的路径，思路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擅长捕捉和研究问题。后来，他的博士论文外审一次通过并成绩优异，提前完成了学业，在校期间两次获得国家奖学金。如今，他也走上讲台成为了某高校的一名教师。“学生取得了成绩，我感觉就像自己成功了一样。”崔立红说。对学生，她既愿意“种下一颗种子”，也愿意花时间陪着这颗种子慢慢生长。

把真实的问题带回课堂

崔立红的课堂还有一个特点：重实践。这与她早年的法官经历有关。从1990年进入基层法院从事审判工作，到后来转入高校从教，她有近十年的司法实务经历。多年以后，她发现，这段经历一直影响着自己的教学和科研。“讲课一定要让听众听得懂，不管是校内学生还是实务界人员。”她的课，选课人数多、到课率高、评价高。她给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行政执法人员、企业人员授课时，经常得到一个评价：既有理论，又能听得懂、用得上。她也把这种要求带进大学课堂——不仅要知道法律“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这样规定，更要知道到了真实情境中“该怎样”解决问题。

这种思路也延伸到她的科研。她积极投身于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实践问题的选题和研究中。早年中美博弈背景下，我国亟须对美国国防知识产权的研究，面对资料少、前期研究成果极少、研究难度大等问题，崔立红还是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准时、高质完成了相关研究课题，并继续接受国防知识产权部门的委托，完成了另外两个课题项目，提供了对美国国防知识产权比较全面的研究成果。后来，她又把研究延伸到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企业数据治理等实践问题中。

一排左六为崔立红

一次，她邀请某国企法务负责人来学校给学生上课。课后，该负责人找到她，希望她能帮助把企业繁多但杂乱的数据理顺并建立权属清晰、利益分配得当的数据治理体系制度。一个从课堂开始的问题，就这样延伸到了企业一线。她带着团队挖掘、整理数据类型、管理规则和使用边界，将法律规范、制度设计和实际案例结合起来，为企业提供可以直接使用的制度方案。“能给企业做点实事，是我们科研工作的价值所在。”对崔立红来说，知识不能只停留在论文和课堂里。它应该走出去，回应真实的问题；而这些来自实践的问题，又会重新回到课堂，变成学生能够理解、能够使用的知识。

从法官席到大学讲台，崔立红走过了二十多年。她越来越相信，教师能够给予学生的，不只是知识本身。可能是一句肯定，一次耐心修改，也可能是在学生犹豫时，帮他看见另一种可能。种子什么时候发芽、最终长成什么样，她未必知道，但她愿意先把种子种下去。

二十多年前，崔立红在法官和教师之间选择了后者。如今，课前或许疲惫，嗓子也会沙哑，但只要站上讲台，她仍会觉得自己“满血复活”。

“上课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多年过去，这句话，她依然说得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