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济南近代史，写在商会档案里

数字屏幕上，档案扫描件泛着岁月浸出的暗黄。这份1904年袁世凯、周馥关于济南自开商埠的奏折，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是济南市档案馆“开放包容敢为人先——济南近代商会档案专题展”中的展品，亦是读懂济南商会的直观“说明书”。

济南近代商会档案形成于1913年至1948年，共计6.13万件，现在是济南市档案馆的特色馆藏。这些旧政权时期济南市商会的档案全宗，完整记录了济南近代商会从诞生到改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也藏着一座内陆省会主动拥抱近代化的隐秘脉络。

自开商埠，一场主动的制度实验

鸦片战争时，济南只是一座依托运河与驿道的传统省会。散布在老城街巷里的钱庄、粮行、绸缎庄，遵循着世代沿袭的行会规则，按籍贯、行业抱团。

面对危机，“外争利权，内促富强”的自开商埠思想，逐渐为朝廷内外接受。在山东，德国凭借《胶澳租借条约》修筑的胶济铁路即将竣工，主政者一方面力图阻止德国势力借铁路向内地扩张，另一方面也希望利用铁路交通的新优势振兴实业。

自开商埠，成为理想选择。1904年5月1日，时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与山东巡抚周馥联名上奏朝廷。奏折称：“济南本为黄河、小清河码头，现又为两路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转输较为便利，亟应援照直隶秦皇岛、福建三都澳、湖南岳州府开埠成案，在于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商民咸受利益。至省城迤东之潍县及长山县所属之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该两处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胶关进口洋货，济南出口土货，必皆经由于此。拟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更与商情称便，统归济南商埠案内办理。”15日，外务部上折具奏表示支持，随后，清政府正式批准。

三地同时自开商埠，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将位于铁路枢纽的省会济南和商品流通集中的周村、潍县同时辟为内陆商埠，三地联成一体，不仅有利于开发三地经济资源，更能借助交通优势促进商品在更大区域流通。

与青岛、烟台等“约开商埠”性质不同，济南是自开商埠，主权完全掌握在中国手中。地方官员特别强调开埠的自主权，明确济南商埠“一切事权外人不得干预”，尤其强调国土主权，严格限制外国势力扩张。

此前，济南商界已有自发组建商会的尝试。1902年8月，参照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做法，济南商会公所成立。从筹备文件中看，成立商会不只是为了振兴商业，更是为了“自保利权”，以组织的力量对抗外来经济侵略，这也是近代中国商会共同的精神原点。

1905年，按照清政府统一要求，济南商会公所正式改组为山东济南商务总会，俗称“城里商会”，管辖老城区传统工商业。1911年，商埠区工商业规模日益壮大，山东济南商埠商务分会应运而生，俗称“商埠商会”。

至此，济南形成“一城两商会”的独特格局，这在中国商会史上极为罕见。新商埠区域内行政、规划、管理自成一体，两商会各有独立的办公地点、经费来源、管辖区域，但人员构成有很大重合性，投资重点不受地域和行业限制。因此两者在政治、经济活动上默契度很高，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在重大事件中也基本保持步调一致。

早期的济南商会带有浓厚的官督色彩。1908年，主管实业的政府部门济南劝业道设立，道员萧应椿出任商务总会总办，在籍绅士江苏候补道汪懋琨任总理，瑞蚨祥经理孟洛川任协理。

但这并不影响商会的民间属性。“济南商会在经费方面完全秉承‘取之于商，用之于商’的原则，不与官府发生任何联系”，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崔恒展指出，商会会费依资本额分级征收，开支预决算向会员公开并报官府备案，经济上的独立保证了其立场独立。

伴随津浦铁路全线贯通，济南商业规模呈爆发式增长，经济力量的崛起催生政治诉求。1912年，两个商会分别举行换届选举，大有银号领事石丕绪当选商务总会总理，福德栈经理朱璧斋当选商埠分会会长，传统官办色彩褪去。

1932年，城里商会、商埠商会与泺口镇商会分会合并为济南市商会，统一的工商组织体系形成。直至1949年，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存续近半个世纪的济南商会，最终完成了历史使命。

袁世凯、周馥关于济南三地自开商埠的奏折

商会有为，嵌入城市治理网络

放眼近代中国，商会绝非单纯的“商人俱乐部”。在政权更迭频繁、官方治理能力薄弱的年代，商会深度嵌入城市运行的肌理，成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领域”。济南商会的功能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表现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合作互补的关系。

商事公断是商会最受商户欢迎的职能。旧政权时期，官府诉讼流程繁琐、吏役盘剥严重，一桩普通的债务纠纷往往拖上数月，商户苦不堪言。商会章程明确赋予了商会商事公断权，规定商务纠纷可由商会调解仲裁。

济南商会设有专门的公断机构，专门处理债务、违约、行规冲突等各类商事案件。裁决依据既有国家法令，也有行业惯例与商事习惯，程序简便、处理高效，无需高额诉讼费。为了完善公断制度，1923年1月，商会组织代表赴北京考察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优化调解规则。济南市档案馆里留存的大量纠纷卷宗，纸页上盖着商会的朱红印章，记录着一桩桩生意的起落与和解。

沟通政企、维护权益是商会的另一核心职能。当时，商号开业、转业、歇业均需通过商会审核转报官方注册备案，市场秩序与行规也由商会协助监督，商会事实上成了官府与商户之间的“中间转办人”。档案中留存的济南泰康公司注册禀请书、章程等文件，正是这一流程的实物见证。

在更多官方力量覆盖不到的领域，商会以民间自治的方式填补了治理空白。1913年设立的商埠水会堪称典范。彼时，官方消防力量极为薄弱，而济南商埠区商铺密集、建筑多为砖木结构，火灾隐患严重。当年，商埠商会组织各商号共同设立“水会”，制定《济南商埠水会章程》36条，将商埠区划分为8段，由较大商号任段长，配备临时水夫203名。火警以锣为号，由锣声的次数确定失火的位置。如击锣一声代表失火的位置位于纬一路左右，击锣两声则意味着纬二路附近有火灾发生。听到锣声后，立即组织水夫灭火。

这套完全由民间出资、民间组织、民间运行的消防体系，在之后数十年里守护了商户与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之类似的还有道路翻修、市政建设、防盗设施安设等公共事务，商会都是参与者与组织者。

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商会更是站在爱国救亡的最前线。五四运动中，济南商会发动全城罢市，慰问爱国学生，选派代表赴京请愿。五卅运动中，两个商会联合致电政府，要求对英日“严加交涉，以平民愤而维国权”，并联合银行公会、商业研究会组成济南商界沪案后援会，发表反帝宣言，声援上海罢工工人。九一八事变后，商会成立反日救国会，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同时大力推广本土国货。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商会持续发起劳军募捐，号召商户捐献钱款物资慰问将士。

1924年6月，济南商埠商会关于各商号设太平水桶的通知

一代实业家的崛起与宿命

商会的沉浮，终究是人的沉浮。在6.13万件档案背后，站着一群活生生的济南商人。

孟洛川，这位章丘旧军镇的孟氏后人，18岁开始经商，先后在北京、烟台开设瑞蚨祥绸布店。1905年他参与组建济南商务总会，成为早期商会的核心人物之一。

孟洛川的经营理念极具开创性。他摒弃传统绸布店单一坐商的模式，采取经销、代销、包销、拍卖与批零兼营等多种方式，坚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店训，对商品质量严格把控。到1934年，瑞蚨祥已设立24处分号，员工超千人，盛极一时。

如果说孟洛川代表了传统商人的近代转型，那丛良弼则是实业救国的工业先驱。1913年，这位蓬莱人在济南建起振业火柴厂。他用一家工厂撑起了山东民族火柴工业的天空，证明中国人有能力造出自己的工业产品。

知识型实业家苗海南，则走出了另一条路径，也更能折射出一代民族资本家的时代宿命。这位桓台子弟早年留学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学院，系统学习西方纺织技术与企业管理。1932年回国后，他与族兄苗杏村等人创办成通纱厂，成为济南第一家较大规模的民族资本私营纺织企业。济南解放后，苗海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还有创办山东商业银行的张肇铨，这位清末进士弃官从商，接手官办山东银行改组为商办，打造了济南第一家民办商业银行，曾任山东济南总商会第三到第五届会长，是传统士绅转型实业的典型代表；创办兴顺福的张采丞，建起济南第一家机器榨油厂、第一家机制面粉厂，短短数年成为济南工商界首富；创办鲁丰纱厂的潘复，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国务总理，以政界资源推动实业发展……

这些背景各异的企业家，以商会为纽带联结在一起。他们创办的企业，涵盖了纺织、面粉、火柴、制药、金融等诸多门类，搭建起济南近代工业的基本框架，影响深远。

长期以来，谈及中国近代商会史，上海总商会的纵横捭阖、广州商会的弄潮先锋始终是叙事的主角，地处华北内陆的济南商会，常被研究者忽视。然而，作为少数自主开埠的省会城市，济南的实践恰恰提供了观察中国近代内陆商业化进程的独特切口。它既非沿海条约口岸的被动移植，也非传统行会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政治变局与商业浪潮的夹缝中，生长出的一套兼具本土智慧与现代视野的工商秩序。

“厚重的商会档案，彰显了济南商人群体的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也为紧扣时代脉搏、续写新时代济南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提供了有益借鉴。”济南市档案馆馆长禚建基表示。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