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笑话，一部史诗——龚古尔文学奖得主马蒂亚斯·埃纳尔新作《深陷泥沼的人类学家》中译本出版

有些文学作品之所以会在很多年以后依然让人记得，并不一定因为它提供了什么惊天动地的答案，而是因为它曾替我们想象过另一种生活。

龚古尔奖得主马蒂亚斯·埃纳尔的新作《深陷泥沼的人类学家》，正是从一个年轻人对另一种生活的观察与想象开始，带我们从宏大的世界退回到具体的日常，从远方回到身边，从“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回到“我究竟想怎样生活”。

埃纳尔的作品一向以博学繁复为特色，有着广阔的历史和地理空间，有评论称他为“法国埃科”，而《深陷泥沼的人类学家》在延续其以往风格的基础上，又洋溢着诙谐欢乐的气息，小故事一个接一个，正如西班牙小说家哈维尔·塞尔卡斯所说，埃纳尔的作品“在文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两样东西——愉悦和知识——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当天真的人类学博士生闯入乡野沼泽

为了完成以当代乡村生活为题的博士毕业论文，年轻的人类学研究生达维德从巴黎来到距离尼奥尔市区十五公里的小村庄，这里也是普瓦图沼泽的一部分。他租下一间农舍，雄心勃勃地制订田野调查计划，骑着时常打不着火的轻便摩托四处走访，试图写出一部真正的、足以填补学术空白的当代乡村民族志。但他不知道，他随意选定的这片样本区域其实并不简单，这里曾是战争与革命的舞台，人死后，灵魂不会消亡，而是转世新生为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或者一场风暴。只有在掘墓人公会举行年度宴会期间，这无休止的死亡与轮回才短暂停歇……

小说的首尾两章，形式上是达维德的田野调查日记，断断续续写下他在这里近一年的经历与见闻，一个时而学术斗志昂扬，时而泄气躺平的年轻人形象跃然纸上，其中也不乏令人捧腹的片段。达维德对学业与未来的焦虑、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对亲密关系的困惑、对“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的执念，以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摇摆的状态，都被埃纳尔写得既荒诞又真实，精准戳中当代年轻人的痛点。而达维德最终的选择，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当下年轻人对于“逃离既定轨道”的想象：当学历、职业和所谓的成功不断被包装成一条条标准答案时，离开这套坐标系，去做一件具体、缓慢、能够亲手完成的事情，反而成了一种重新确认自我的方式。当然，换一条路并不意味着焦虑就此消失，真正的问题或许是，当我们不再按照别人规定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时，是否能接受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自己。

中间五章，在人类学博士生的故事线之外，小说以第三人称视角悄悄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埃纳尔以灵魂可以轮回的设定，巧妙串联起这片土地的过去与现在。那些在达维德日记中一闪而过的人物成为主角，共同构成一幅跨越千年、荒诞又残酷的乡村群像。在埃纳尔的笔下，灵魂轮回不是猎奇的魔幻噱头，不是需要被解释的“奇观”，而是一种打开时间与情感的方式。对小说中的人物来说，生活仍然按照日常逻辑继续；只有读者知道，那些看似彼此无关的人、动物和历史，其实在一条隐秘的生命链条上互相连接。这套设定解决了一个叙事上的难题：如何把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装进一个当代故事？借由同一个灵魂在不同生命、不同年代之间的来去，一个地方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而变成了一层层时间堆积起来的所在。眼前的人、脚下的土地、口耳相传的故事，乃至那些早已被遗忘的历史，都因此获得了彼此连接、相互映照的可能。比如，村中咖啡馆的老板托马斯某一世是1815年尼奥尔金球旅店里的温带臭虫，恰逢滑铁卢战败后逃亡的拿破仑留宿于此；再如，肉铺老板帕塔林曾是公元507年武耶之战中克洛维国王的战马，亲历克洛维战胜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世的战役……如《纽约客》杂志所评论的那样：“这部小说的情节设定看似传统——一名人类学博士生前往乡村进行田野调查——但字里行间展开的却是一场奇异瑰丽的幻想，历史中的诸多时刻在这里交错并行……这是一场悲怆又愉悦的盛宴，也是对万物相连的精彩论证。”

马蒂亚斯·埃纳尔：一个从“远方”走回来的人

回头看看埃纳尔的履历，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深陷泥沼的人类学家》虽然写的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小村庄，却始终带着一种辽阔的世界感。

埃纳尔1972年出生于尼奥尔市——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曾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后长期在中东地区生活，2000年起定居巴塞罗那，教授阿拉伯语、主持多份文化杂志，也从事翻译、写作等工作，2015年凭借小说《罗盘》摘得法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龚古尔奖。2026年，他以《逃兵》入围国际布克奖，最近的身份是普拉多美术馆的驻馆作家，正在写一部与此有关的短篇小说。

我们无法把《深陷泥沼的人类学家》简单归类为“法国作家写法国”的小说，埃纳尔的创作一直在不同语言、不同文明和不同地域之间移动，直到如今的第十部作品，他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乡。亦如《费加罗报》所言：“马蒂亚斯·埃纳尔已经带我们游历了君士坦丁堡（《和他们说说战争、国王和大象》）、威尼斯（《对于欲望的欲望》）、广阔的中东（《罗盘》）、西伯利亚铁路（《酒精与乡愁》）、南斯拉夫（《一切都会被遗忘》）和摩洛哥（《小偷大街》）。这一次，这位好奇心旺盛的、熟悉遥远国度的、通晓多语言之人，回到了他的故乡，将笔触投向他成长的地方。”

《深陷泥沼的人类学家》构思于2009年，但直到2020年才正式出版，埃纳尔在接受采访时说：“当你离开一个地方足够久，你的家乡也会变成‘异域’。我用观察大马士革的眼光，重新审视普瓦图沼泽。”他借人类学博士生达维德的眼睛，去捕捉某种带有魔幻色彩的旧日乡村的灵魂，又用年轻人的幽默感消解了读者与陌生地域、遥远历史之间的距离感。当然，埃纳尔的野心不仅仅是抒发乡愁，更在于通过一个极小的地理坐标来书写一种整体性的历史。同时，他也有意追求一种“语言的过剩”，试图模仿拉伯雷式的狂欢，而且在他看来，其实不仅是拉伯雷，法国文学中一直有怪诞和夸张的传统，笑料与思考并存，他希望用“充满欲望、酒精与欢笑的文风对抗现代小说的枯燥”，希望创造一部“能够容纳万物的小说，从最微小的蠕虫到最宏大的历史，从最粗俗的笑话到最深沉的哀伤”。

也许这正是理解《深陷泥沼的人类学家》的最好切入点，埃纳尔曾经不断向外走，去寻找“别的地方”；而这一次，他回到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土地，却发现此前从未被看见的复杂性，一个地方同样可以通往无数地方、无数时代和无数种人生。

于是，那个前来做田野调查的年轻人越走越深，最后深陷泥沼。而读者也跟着他一起陷了进去。只不过，这片泥沼并没有把人拖向黑暗，反而把我们带进了时间、历史和生命的内部——在那里，死亡并不是终点，人生也并非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