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玄宗》：盛衰为何只在一念间？

公元762年，被软禁在太极宫的唐玄宗李隆基，以绝食的方式走完了78年的人生。他一手开创了“小邑犹藏万家室”的开元盛世，也一手引爆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

同一个皇帝，前半生被称作“明皇”，后半生被讥为昏君。千年来的史家争论不休，但翻检《旧唐书》《资治通鉴》《唐鉴》，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唐玄宗人生的分水岭，几乎就画在“用人”二字上——开元年间，他用对了一群人；天宝年间，他用错了一群人。

开元初年，玄宗接手时面对的，是一个并不轻松的局面：中宗、睿宗朝官冗吏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不过，武周时代留下的制度遗产——扩充的谏官体系、渐成规范的宰相职衔——也为开元新政打下了可资接续的基础。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请姚崇出山。

姚崇上任前，向玄宗提出著名的“十事”：政先仁恕，不幸边功，法行自近，宦竖不与政，戚属不任台省，群臣皆得批逆鳞……句句都是对准前朝弊政的“手术刀”。据说姚崇以语相逼，直到玄宗答应“朕能行之”，才肯就任宰相。

更难得的是放权。姚崇拜相第二天奏请“序进郎吏”，玄宗不予理睬。高力士不解，玄宗答：“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小事宰相自己定，大事才来商量。这份用人不疑的底气，让姚崇的才能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

对宋璟，玄宗的态度是“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为鼓励进谏，他还把“仗下奏事”改为“对仗奏事”，让谏官、史官参与议政。比起睿宗、中宗朝“重京官、轻外官”的风气，玄宗任人明显更有章法——据说李白曾评价他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话虽奉承，却也道出几分实情。

宋人范祖禹的总结最为精辟：“人君劳于求贤，逸于任人。苟得其人，则任而勿疑，乃可以责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哉！”

转折并非一夜之间。开元中期张说为相，谄媚求宠之风渐起；到李林甫拜相，官场“对皇帝除了歌功颂德以外，别无所事”。

英明的玄宗为何一步步滑向昏聩？史料给出的答案令人警醒：一是倦，二是顺。

倦，是皇帝先倦了。天宝三载，玄宗年满六十，明确表示“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把政务尽数交给宰相。《旧唐书》记道：“上在位多载，倦于万机……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绝逆耳之言，恣行宴乐。”

顺，是李林甫太“顺”了。他“口有蜜，腹有剑”，当面甜言蜜语，转身构陷政敌。他给谏官们打了个著名的比方——立仗马：“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从此“大臣缄口”，连直言敢谏的宰相张九龄，也被贬出长安。

对照何其鲜明：姚崇敢于“批逆鳞”，宋璟“刚正过于崇”，玄宗“虽不合意亦曲从之”；到了李林甫时代，玄宗只看见“口有蜜”，看不见“腹有剑”，只听得进歌功颂德，听不进逆耳忠言。用人的标准，不知不觉从“正直加能力”，滑向了“顺从加听话”。

用错人的代价，由整个帝国承担。安史之乱爆发，长安陷落，马嵬坡前六军不发，玄宗赐死杨贵妃；晚年被儿子肃宗软禁西内，“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所谓辟谷，其实是绝食，是自责，是解脱。临终遗诰，他只反复叮嘱一件事：葬仪务必从简。

最耐人寻味的是，帝国崩塌时，经济基础并未崩坏。杜甫笔下的开元盛世，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钱粮满仓的帝国，偏偏在最富庶的顶点急转直下——这正是“用人之失”最沉重之处：再厚的家底，也经不起决策层持续错配人才。

当然，把安史之乱完全归咎于用人，是简化历史。玄宗“少历民间，身经迍难”，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亲庶政”；藩镇坐大、府兵制瓦解、社会矛盾积累，都是深层原因。

但正如《唐玄宗》一书作者所评：“开元之治，是玄宗自己树起来的丰碑；而安史之乱，则是对玄宗政治举措失误的一种报应。”

《唐玄宗》以《旧唐书》《资治通鉴》《新唐书》等正史与笔记史料为底，细描这位帝王从夺权、盛世到崩塌的全过程，也照见“用人之道”在组织兴衰中的分量。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