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以计量方法厘清古代经济走势——评《历史的账簿：数量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当现代经济学的计量研究方法与古代经济“相遇”，会解决哪些问题？文津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历史的账簿：数量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就是这样一本致力于用古代经济定量框架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绘制走势图的简史之作，该书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阅读《历史的账簿》，穿梭在GDP和人均GDP、粮食产能、自耕农人均口粮、历朝历代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等重要概念间，作者历时十年梳理出的古代经济整体走势在头脑中愈加清晰。

搭建古代经济定量框架

《历史的账簿》运用计量经济学，以现代统计指标搭建古代经济定量框架，系统考证先秦至清末耕地、亩产、人口、财政、GDP、非农占比等核心数据；结合气候灾变、技术变革、制度变迁，以数据图表还原历代经济走势。

作者还引用古环境学研究成果，对影响古代经济和社会安危的天灾进行了统计，同时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史料重新进行了分析和统计，经过多年努力和反复比较、试错，完成了定量统计分析框架的构建，确定了一致性计算公式和评估办法，获得了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主要经济数据。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提供的历代人口数量、城镇化水平、人口南北方分布比重等数据，是《历史的账簿》统计分析的重要依据之一。

以当代经济统计口径为蓝本，本书的定量分析框架包括以下五个主要指标：

一是反映中国历史上主要朝代综合国力的GDP与人均GDP。

二是反映历朝历代农业发展水平的粮食总产能与人均粮食产能。既往经济史学家多使用“粮食占有量”的概念，但古代农业社会通常需要20%以上耕地种植桑麻、油料、蔬果等非粮经济作物，这部分非粮经济作物的面积随不同历史时期粮食供求比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古代具体年代的粮食产量无法确定。本书用“粮食产能”取代“粮食占有量”的概念。粮食总产能为粮食平均亩产与耕地总面积的乘积，用于反映统计区间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三是反映历朝历代自耕农生活水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每日人均口粮。

四是历朝历代政府财政收入（正赋，不包括苛捐杂税）及其占同期GDP比重。

五是非农业经济部门（近代经济成分赖以生长的土壤）占GDP比重，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历代工商业发展指数和市场规模指数。

为清晰呈现上述经济指标和其他定量分析的结果，《历史的账簿》全书配有90多张图表。

从“铁器革命”到“种子革命”

根据《历史的账簿》中的定量统计结果，得益于“铁器革命”，春秋战国500多年尽管战争不断，粮食总产能增长8.7倍、人均粮食产能增长七成以上，这一增速，在3000年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空前绝后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与发展和技术传播缓慢的农耕技术比，拓垦荒地的外延扩张模式效益最高，成为农民的优先选择。这种长期粗放扩张方式导致的结果使靠天发展的农业极其脆弱，从战国经济高峰到东汉末年的四五百年间，粮食总产能增长17%，人口增长1/3，可人均粮食产能却下降12%，东汉后期粮食供求比为0.95。

至迟从西晋始，已经有职掌农业的官员认识到农业粗放耕作模式的效率低下和危害。从南北朝到唐朝，农业出现了从春秋战国以来广种薄收模式到精耕细作模式的积极转变，生产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北人南渡，牛耕普及，南方耕地比重从西汉后期占全国耕地的7%增加到29%。

宋朝占城稻“种子革命”使长期增长停滞的水稻亩产取得突破，政府用雕版印刷技术“揭榜示民”，改变了以往口传面授的农业推广方式，有力推动了粮食新品种和农业先进种植方式的推广。得益于农业进步、政府经济管制放松、工商业发展，非农业部门占GDP比重从汉朝的23%、西晋内地的19%、唐天宝年的36%提高到宋朝的40%以上，北宋前中期GDP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2%，在通常以千分之几统计经济增长速度的老牛慢车的农耕社会，这是个了不起的发展成就，古代中国各项经济指标在宋朝全面登顶。“继春秋战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后，唐朝经济和工商业发展进入了中国古代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至宋朝达到巅峰。”非农业部门占GDP的比重，唐朝36%，北宋41%，南宋南方43%。《中国人口史》估计，南宋城镇化率达到12%。

500年增长陷阱？

进入元明清，GDP、人口、耕地和粮食总产能继续增长，但由于人口繁衍压力下垦荒力度加大，水土流失严重，天灾增加。从元朝中期起气温明显下降，人均耕地、人均粮食产能、自耕农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口粮、人均GDP、城镇化率和非农业部门占GDP比重全面下降。尽管出现过明朝中期百年繁荣和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明朝江浙一带和大运河沿岸临清等商业中心的繁华程度超过宋朝，但是古代经济落入了500年增长陷阱。

按照《历史的账簿》的观点，古代经济最后500年的增长陷阱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百代都行秦政法”，中央政府“崇本抑末”，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抑制民间工商业发展；学者张宏杰认为，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其二，科技因素。明清城镇化率和非农业部门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工商业和市场萎缩。服务皇权的教育体制和基于原始自然观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进而出现从手工业工场到大机器工业的革命性突破。这也是对资本主义萌芽假说的证伪。这一论述颇有理论创见，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的认同。

但是，由于《历史的账簿》选用的是计量分析，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不可避免。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经济史专家吴承明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根据需要可以选用这种方法，也可以选用那种方法，史无定法。……学习年鉴学派、新制度学派给了我很大启发，至少，经济史不能就经济谈经济，制度、社会、思想都要研究。这也为《历史的账簿》一书由薄变厚、由简史变通史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论观照。

（来芙萍）

《历史的账簿：数量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刘大洪  著

文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