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幸福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陈嘉映《追求不幸福》新书在青首发

9月20日下午，《追求不幸福》新书首发暨幸福哲学跨学科对话活动在良友书坊・塔楼1901举行。哲学家、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陈嘉映，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浙大城市学院幸福城市研究院院长吴红列三位学者齐聚青岛，围绕"当我们谈论幸福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展开对话。

幸福的古今之变，幸福背后的内涵

对话从2012年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你幸福吗”的街头采访谈起：这个被高频使用的词，为何总让人答得犹豫？

在陈嘉映看来，幸福恰恰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并不常用的词——朋友相逢，人们问“身体好吗？”“工作忙吗？”，却很少问“最近幸福吗？”在古代是没有“幸福”这个概念的，古人只用“福”，且常与“寿”“禄”相连。他认为，没有一个词是能概括所有人的追求的，“幸福”只是其中概括度最高的一个。梵高、文天祥乃至方孝孺，都很难说是在追求幸福。由此，《追求不幸福》所追问的“人为何会走上通往不幸福的路”，恰恰指向幸福概念本身的深层困境。

高全喜从思想史角度回应，认为“幸福”是一个现代词汇。古典时代，人生是否值得是以美德衡量，面向的是精英群体；直到西方十六、十七世纪以及中国晚清民国，世俗生活兴起，普通百姓成为主体，幸福才成为核心概念。他特别指出，中国历来无神学传统，讲的是“德福寿”，因此现代社会更应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基本权利、劳动尊严与健康放在首位，这也是政府必须直面的课题。

作为“幸福译丛”发起人，吴红列道出策划初衷：在物质与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无意义感反而越来越明显，“躺平”和“内卷”背后，是对"人之为人"意义的追问。幸福有两个面向——世俗的幸福依赖物质生活的增量，相对容易测量；价值意义上的幸福则关乎人生是否值得，有钱人不一定幸福，发达国家幸福感未必高于发展中国家。他表示，国内幸福研究相对薄弱且偏重心理学技术层面，译丛希望从哲学与价值层面回答这一课题。

幸福的主客观之辩，个体幸福与社会幸福

当幸福由古代的“神明的赋予”变成现代的“个人的权利”，主客观之辩成为绕不开的议题。

吴红列以幸福城市研究为例讲述幸福本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失恋的人在哪个城市都不幸福”；但评价一座城市，又必须把这种感受落实为交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客观指标，让个体幸福汇入社会福祉。高全喜从法学视角补充：社会能否提供稳定、正当的自由与权利，比收入高低更能决定幸福的成色。他坦言《追求不幸福》这个书名深深触动了自己——只有经历过痛苦与不幸福，幸福才不至于廉价。

陈嘉映则提醒，现代人一方面把幸福看得极主观，另一方面又依赖各类幸福指数看得极客观，这种撕裂与“原子化生存”有关：从前的人生活在家庭、家族与社会联系之中，很难把幸福完全归于个人。他观察到，物质条件上升期幸福感随之提高，之后却未必持续，甚至可能回落，“少数人追求自我实现，多数人要过好生活，政府既应为多数人提供大致幸福的生活，也应为少数人留下自我实现的空间。”

三位学者还就苏格兰启蒙思想展开交锋。高全喜认为，“看不见的手”揭示了个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创造公共利益的机制；陈嘉映则关注到这一短语在亚当·斯密全部著作中仅出现一两次，公共性并非从外部附加给个人，每个人都天然带着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吴红列补充说，“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与《天文学史》中各出现过一次，却被后人过度诠释。苏格兰启蒙思想真正要描述的，是个体有意识地追求个人福祉，却在无意中增进了社会财富。

高全喜由此谈到情感分析传统的差异，他提到英美与德国思想家对情感的分析大相径庭。陈嘉映补充英国思想家与德国思想家在社会中的位置非常不同，当时英国和德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结构是不同的，思想家面对的对象也是不同的，理解了这种社会位置的差异，便能在相当程度上理解英美与德国思想风格的区别。

在读者互动环节，陈嘉映还就“生活不证明什么”、人工智能与对话、卓越与幸福等话题与现场读者交流。正如主持人所说，幸福可以讨论、研究、测量，但更重要的是“到生活里，先去过生活，在生活里找幸福、找意义”。幸福没有标准答案，或许，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不是怎样才能幸福，而是我们为什么会走上一条通往不幸福的道路。愿我们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答案。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  实习生  季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