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白“遇见”孔子

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77周年纪念日。

两千多年来，孔子思想生生不息，影响广布。诗仙李白，亦深受其影响。

孔子生于曲阜。李白曾经客居兖州、济宁达20年之久。《李白全集》所录诗篇，有20多篇涉及孔子。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的李白，在时空之间“遇”见孔子，会是一幅什么景象？

一句诗的千年误读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许是因为此句的流传实在太广，千百年来，人们屡屡视其为李白“嘲孔”之证。

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未必。

此句出自《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写于760年。彼时，流放夜郎的李白，遇赦归来，栖居江夏，往游庐山，成此诗篇。

对于此句，旧说多理解为李白自居楚狂，借凤歌嘲笑孔子东奔西突，执着于入世行道。

此说实际暗含了双层预设。一是，楚狂接舆之歌本身就是对孔子的嘲讽；二是，李白引用此典，就是认同楚狂立场。

楚狂接舆典出《论语》微子篇，其文曰：“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凤是祥瑞之鸟，素被引为有道之兆。接舆将孔子比作凤鸟，可见其本意是惋惜这位如同凤凰一般的圣人，生逢乱世，仍然风尘仆仆奔走列国，徒劳无功地投身危殆的政坛。其言语不是谩骂贬损，而是善意规劝。孔子听闻，立刻下车想要与他交谈，足见孔子明白对方是知己式的劝诫，并非侮辱。

后世《论语集解》何晏亦注明，接舆“佯狂而来歌，欲以感切孔子”。楚狂是出世隐士，同情孔子，却不认同其行道选择，二者是道不同的知己，不是仇敌。

另一方面，直言名讳，是否即是冒犯？

实际上，避讳尊孔，是宋儒之后逐渐形成的传统。而李白所处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并行，文人诗文直呼孔丘，属于常态。诸如后世公认的尊儒者杜甫《醉时歌》所写“儒术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韩愈亦在《石鼓歌》中直呼“丘轲”——“方今太平无事日，柄任儒术崇丘轲”。

可见，仅凭字句就断言李白“嘲孔”，是站不住脚的。

回归到李白其人，则可发现，他本就不是“楚狂”。

据《高士传》载，楚狂名曰陆通，见楚政无常，佯狂不仕，楚王重金征聘而不应，夫妻遁入名山，终身出世，断不涉政事。

楚狂的“狂”，是彻底放弃入世之心，主动逃离。而李白的“狂”，恰恰相反。其一生所求乃是“济苍生，安社稷”，甚至“苟无济代心，独善复何益”。其隐居、寻仙、漫游，实为“形隐而实未隐”的终南捷径。隐居不是目的，而是待时出山的手段。即便经历赐金放还、浔阳狱、长流夜郎，遇赦之后，一听说李光弼出兵临淮，年过花甲的李白立刻请缨从军，“冀申一割之用”。

从人生选择上，李白根本不是楚狂。李白借典故之外壳，实为用反语写胸中愤懑。

诗文里的真实孔子

那么，李白究竟如何看待孔子？

《李太白全集》所录诗篇，提及孔子的约有20处。研究者认为，整体基调是尊敬、仰慕，甚至引为同调。如其《嘲鲁儒》中“白发死章句”所言，李白所批判的从来都不是孔子本人，而是死守章句、不通实务的腐儒。

其诗文言及孔子，多为尊称，比如“宣父”“大圣”“圣贤”等。《上李邕》：“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宣父是唐太宗所定孔子尊号，李白引用孔子“后生可畏”之言，以宣父的谦逊，反驳李邕轻视后辈。

《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他将自己比作鲁仲尼，感慨大圣孔子尚且一生困顿不遇，那么自己这个“小儒”失意，又何必悲哀。在这里，孔子是他的精神知己，是同遭埋没的伟大先行者。

在碑铭文章中，李白更直接肯定孔子的历史功绩。《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仲尼，大圣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则。”他赞美孔子治理中都，为天下树立准则。在《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并序》又言“礼乐大坏，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将孔子视作维系王道礼乐的核心人物。

《送方士赵叟之东平》：“西过获麟台，为我吊孔丘。”获麟，是孔子绝笔《春秋》的典故，麒麟被获，象征道不行于世。李白嘱托友人路过获麟台，代为凭吊孔子，足见他对孔子的悲悯与敬重。

《临路歌（临终歌）》更是理解李、孔关系的关键：“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大鹏，是李白的自我形象。大鹏高飞，中途摧折，壮志难酬。他慨叹，孔子已逝，再也没有人能为这只折翼大鹏流泪。在生命终点，李白把自己的命运和孔子绑定在一起。在他看来，唯有孔子，才能读懂圣贤不遇的巨大悲哀。

当然，李白对孔子的尊敬，并不代表他全盘服膺后世礼教。李白性格傲岸，蔑视刻板礼法，厌恶死守章句的腐儒，但批判腐儒，不等于否定孔子。盛唐思想开放，儒道兼容，文人可以既仰慕孔子，又喜爱老庄，二者并不冲突。

困厄之中的千古同悲

从某种程度上看，李白与孔子的生命轨迹，极为相似。

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言说归去，却终身没有浮海归隐；李白也屡屡想要归隐江湖，但李白的思想底色，实为内儒外道。

写下“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一年，李白的仕途，其实已告终结。朝廷不会再起用他，一生“辅弼君王、安定海内”的理想，眼看彻底落空。他打算暂居庐山，但又终究不是真心遁世，像楚狂一般永久出世，而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不久之后，他主动投奔李光弼，便是力证。

而此刻，当李白站在庐山，回望自己坎坷的一生：青年仗剑远游，干谒诸侯；供奉翰林，短暂接近权力中心，随即遭谗被逐；安史之乱，入永王幕府，卷入政争，牢狱、流放接踵而至。一生自认有管仲晏婴之才，却始终怀才不遇。如此大道难行的处境，与当年周游列国、困于陈蔡、获麟绝笔的孔子，何其相似？

因此可以说，当李白写下“凤歌笑孔丘”，典故的重心，已然不在楚狂，而在于孔子。楚狂的凤歌，叹息孔子奔走于乱世而道不行。李白借用这一声叹息，不是笑孔子，而是借楚狂之口，笑那个如同孔子一般，执着于济世，在浊世苦苦奔走，最终一事无成的自己。这个“笑”，是苦笑，是愤懑，是清醒的自我悲悯。

如是而言，李白言说楚狂劝孔子收手，又何尝不是李白借孔子的命运宽慰自己——大圣孔子尚且不遇，我李白的失意，又何足悲哉？

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有言：“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秋。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这何尝不是他毕生的终极追求：效法孔子，成为孔子。

当李白“遇”见孔子，注定不是狂士挑战圣人，而是两个执着行道的灵魂跨越千年的共鸣。李白渴望像孔子一样，济苍生、立功业，却被时代一再挫败。显而易见的是，他既非楚狂，也注定成为不了孔子，因为属于孔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属于他的时代，他亦未能驾驭有方。

俱往矣。孔子与李白，毕竟相隔千年有余。彼此“道不行”的痛苦，表面相同，却也千差万别。种种似讽实慕的表达，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悲哀？当李白的生命境遇与孔子的困厄相逢，或如王羲之所言，“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