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帆谈济南“泉·城”申遗：不是恢复历史样子，而是延续共生关系

“乡村遗产保护不是要把一个传统村落定格在过去，而是让它在今天仍然能够正常发展，并且把自身的文化和价值继续传下去。”9月23日，在2026北京文化论坛期间，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晓帆在接受大众新闻记者专访时，用这句通俗的话语概括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当代转向。

作为国内较早提出“村落文化景观”概念的学者，杜晓帆结合近二十年的实践观察，从乡村遗产的“二十年之变”到“系统性保护”的时代命题，再到“济南泉·城文化景观”的申遗智慧，向记者阐述了文化遗产保护“透物见人见生活”的深层逻辑，以及如何通过系统性保护守护好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当古老的遗产真正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人们触手可及的日常，这种生生不息的延续过程，便成为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佳注脚，也为推动文明互鉴提供了最生动的语言。

从“修房子”到“见生活”

乡村遗产保护的二十年之变

“2006年前后，国内乡村遗产保护多停留在文物建筑本体修缮上。”谈起乡村遗产保护理念的变迁，杜晓帆如数家珍。作为国内较早提出“村落文化景观”概念的学者，他当年的初衷，是希望突破将乡村遗产等同于“乡村古建”的单一认识，将关注的范围拓展到人与自然共同塑造的文化景观。近二十年来，这一理念逐渐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乡村遗产保护也由此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的转变。

第一步，是从单体文物转向文化景观。过去人们更关注哪栋老屋、哪座祠堂有价值，如今则要把山水格局、农田水系、街巷肌理、宗族礼制、传统节俗和地方知识放在一起通盘考量。在杜晓帆看来，乡村遗产并不是“硬遗产”和“软非遗”的简单相加，而是物质空间、社会实践与文化观念长期叠合形成的整体，其背后蕴藏着村民长久以来形成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智慧。

第二步，是从“保物”转向“见人”。过去的保护有时容易“透物不见人”，房子修好了，村子却可能变成一处布景。如今人们更强调“透物见人见生活”——物是载体，人是主体，生活才是遗产能够延续下去的根基。保护乡村遗产，重要的是保护人与遗产的关系，延续遗产在乡村社会中的功能，这也正是“活态遗产”理念一直强调的。

第三步，是从静态展示转向活态传承。村落不是博物馆展品，而是生产生活、婚丧嫁娶、公共议事的生活空间。村民是文化的主人，他们是乡村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主体。

理念如何落到田间地头？杜晓帆给出清晰的实践路径：资源调查不只登记建筑，还要关注水系、山林、田地等自然环境与空间要素，以及口述史、地方知识等承载的地方记忆与文化信息；保护规划要给现实生活留出空间，厨房、排污、取暖、照明都要在不破坏遗产价值的前提下得到改善；社区要真正参与修缮、保护、利用和非遗传承，激发出社区自身的活力与创造力，而不是只作为被动接受保护的一方。

在价值阐释上，则通过“文化景观”的方法，把表层的建筑空间、中层的生活行为和更深层的乡规民约、地方观念联系起来。“通俗地说，乡村遗产保护不是要把一个传统村落定格在过去，而是让它在今天仍然能够正常发展，并且把自身的文化和价值继续传下去。”杜晓帆说。

杜晓帆还现场向记者举了在贵州楼上村的实践案例。楼上村是位于铜仁市石阡县的一个明清古村落，村中完整保留着宗祠、庙宇、戏台和书院等历史建筑，2013年楼上村古建筑群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杜晓帆初次到访楼上村时，便被这里依山傍水、暗合传统风水理念的村落格局所吸引。

自2016年起，杜晓帆带领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的十余名研究人员，在楼上村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与实地考察，编制文物保护规划。保护规划不仅关注物质遗产的存续，更将与村落历史人文与自然环境一并纳入保护范围，最终实现对村落文化景观要素之间复杂关联的保护。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楼上基地”正式挂牌，楼上村也成为中国活态遗产保护的一个生动样本。

这也正是他主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多年来在乡土中国反复验证的命题。

从“点”到“网络”

系统性保护的时代命题

如果说乡村遗产保护解决了“活态”的问题，那么系统性保护则解决了“整体”的问题。本届论坛专设“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平行论坛，“系统性”一词，恰是杜晓帆反复强调的关键词。

他向记者区分了两种保护思路：单体保护通常回答“这个遗址怎么修”“这座庙怎么保”，而系统性保护更关心的是，它为什么会在特定的历史、空间、社会和文化关系中产生，它是如何与人群互动的，又如何延续到今天，未来怎样继续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在杜晓帆看来，系统性保护至少要同时进入四个维度：历史维度关注长期层累及其变化，空间维度关注文化遗产与山水环境、聚落格局及区域联系之间的关系，社会维度关注社区、族群、治理以及不同利益相关方，文化维度则关注信仰、礼制、地方知识和审美传统。

他还向记者举例，良渚古城遗址不能只保护城墙和水利工程本体，还要放到区域水系、稻作经济、早期国家形成以及后世杭州—长三角空间演变中去理解；新疆佛寺遗址也不能只修石窟和佛寺，而要把丝路交通、绿洲城址、多语宗教、周边社区和生态环境放在同一个框架里考量；城市更新中的历史街区同样如此，不能只留下几栋名人故居，还要关注社区、街巷生活、城市记忆是否能够延续。

与传统单体保护相比，系统性保护最核心的变化有三点：对象上，从孤立的“点”转向彼此关联的“网络”；方法上，从“修好本体”转向识别并维持遗产价值形成和传递的关系；治理上，从部门分块管理转向文物、自然资源、住建、文旅和社区等多方协同。“它对中国遗产保护体系现代化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把过去相对分散的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活态传承和统一监管串联起来。”杜晓帆表示，要尽量避免“文物归文物、非遗归非遗、山水归山水、社区归社区”的碎片化，让文化遗产真正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得到认识、保护和传承。

文明互鉴中的“泉城”智慧

这种“系统性”的视野，同样适用于国际文明对话中的遗产实践。本届论坛期间，配套的中法建筑遗产保护与再生系列活动同步举行，今年恰逢中法建交62周年。在杜晓帆看来，中法两国在建筑遗产保护上各有优势：法国在遗产法规、传统工匠体系、修复工艺、博物馆活化以及大城市历史轴线管理方面积累深厚；中国则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乡村遗产保护和数字化监测等方面有丰富实践。两国之间，保护理念与技术方法可以互鉴，北京中轴线与巴黎塞纳河沿线历史城区都把城市空间、公共生活和居民日常一起纳入保护；双方还可在保护理念、人才培养、修复工艺传承等方面继续深化合作。

话题很快落到山东，落到“济南泉·城文化景观”上。杜晓帆认为，济南“泉·城”的核心价值，不能停留在有多少眼名泉，而是这些泉水怎么和一座城市一起生长了几千年。济南泉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利用泉泽水系，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进行城市聚居环境营造的过程。南部山区补给地下水，岩溶水向北汇集、出露，形成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珍珠泉等泉群，再和大明湖、护城河、街巷、民居以及居民日常取水联系起来，最终构成一个完整的“山—泉—湖—河—城”系统。

从国际比较来看，世界上很多泉水遗产要么更偏自然，要么更强调浴泉、疗养或供水等单一功能，济南“泉·城”则把岩溶水文、城市形态、社会生活和审美文化长期融合在一座城市的发展中。作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古城，济南泉城展现了北方城市在复杂而脆弱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独特聚居形态，以及因地制宜利用和改造自然景观的文化传统。这是它最具辨识度的地方。

从申遗角度，杜晓帆建议至少要突出三点：首先，在价值研究层面，要从泉水群转向“山—泉—湖—河—城”之间的整体关系。展示从史前聚落至今，泉水系统如何一步步塑造城市格局、水利设施和聚落形态的演变，使“因泉而生”“枕泉而居”的价值特征在物质空间上得到直观体现。其次，要突出泉水长期连续的利用过程，从城市选址、引水蓄水、排涝，到饮用、造园和市井生活，泉水一直参与城市的形成和运行，说明泉水不仅塑造了历史上的城市，也仍然影响今天的生活方式和地方认同。第三，从可持续发展层面，申遗不是最终目标，更需要在申遗过程中延续好遗产与人的活态关系。除了阐释传统治水和城市管理智慧，还应关注泉水在当代审美、公共教育、文化活动和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功能，使“泉·城”文化景观既体现历史连续性，也展现持续生长的当代生命力。

据国家文物局公开信息，2019年3月，“济南泉·城文化景观”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成为我国首个以泉水为主题的世界遗产申报项目，2025再次列入预备名单。

“保护济南‘泉·城’，不是把它恢复成某个历史时期的样子，而是要把这种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与人长期共生的关系延续下去。”杜晓帆说。

从海岱遗址读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从“泉城”的个案放眼整个齐鲁大地，文化遗产所串联起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如果要用山东区域内的文化遗产资源回答‘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关键不是把它们看成一个个孤立的遗址和遗产点，而是看到它们前后相接、层层累积的关系。”杜晓帆说，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到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山东地区的历史发展并非简单的断裂和替代，而是在长期延续的基础上不断叠加、调整和更新。

大明湖西南遗址尤其具有代表性。据国家文物局和济南市发布的考古成果，为配合济南轨道交通建设，2024年启动的考古“前置”工作中，该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200年的龙山文化城墙及壕沟，并有岳石文化及战国时期的补筑痕迹。相关发现不仅将济南建城史提前约1500年，也将济南古城区内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推至距今约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杜晓帆指出，这些发现说明的不只是“济南建城时间提前了多少年”，更重要的是，它们为认识同一城市空间中的水利、防御、居住、信仰和日常生活等方面长期延续、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提供了重要实证。

把视野进一步放大，一条清晰的文明连续链条在海岱大地徐徐展开：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展示了海岱地区早期礼制、聚落分化和城市性的发展；齐长城体现了边疆治理、山岳通道和区域秩序；泰山叠加了山川崇拜、国家礼制和自然圣境；曲阜“三孔”将思想传统转化为庙学、宗族和文教制度；济南泉城则进一步展示了城市生活本身的持续延续。在杜晓帆看来，山东文化遗产的实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它说明了海岱地区在早期国家、礼制、城址和人地关系发展中具有自身深厚而连续的发展脉络，并非简单地接受来自中原地区的单向影响；其二，史前遗址、齐长城、泰山、曲阜“三孔”到泉城济南，形成了一条从考古遗址、线性文化遗产、山岳信仰、礼制文教，再到活态城市的历史延续连续链条。

“山东区域中文化遗产所展现的，不只是如何保存古迹，更是一个文明如何在漫长历史中不断调整、更新，并持续嵌入现实生活。”采访尾声，杜晓帆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当古老的遗产真正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人们触手可及的日常，这种生生不息的延续过程，便成为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佳注脚，也为推动文明互鉴提供了最生动的语言。

（大众新闻记者 董婉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