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之心,果真路人皆知吗?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歇后语太顺溜,许多人以为它是史家定语。最早说这话的是曹髦。年轻皇帝被逼到墙角,召王沈、王经、王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既是激愤之语,也是讨伐动员。历史常如此:怒语流传千年,将司马昭钉在“大逆不道”的画像上。路人知道的,往往只是符号；路人未必知道的,才是魏晋易代夹层里的权谋、伦理与人心。旧话新提:司马昭之心,路人果真皆知吗?

怒语背后,父兄栽树

司马昭的野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先有司马懿数十年蓄势,高平陵事变一举翻盘,曹魏政权虽仍姓曹,骨子里已换筋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司马懿选定的第一继承人不是司马昭,而是长子司马师。这不只是名分。司马师早年与夏侯玄、何晏齐名,何晏说他“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司马懿也认为“此子竟可也”。高平陵事变前夜,司马懿向两个儿子布置行动方案,司马昭心潮澎湃,整夜未眠；司马师却酣睡如常,第二天大显身手。一个人能不能成大事,有时就看这种时候睡不睡得着。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独揽军政大权,废曹芳,立曹髦。曹氏仍在帝位,却已无力回天。若司马师不出意外,司马昭大概只能做一位权重宗室,未必有“司马昭之心”萌发的机会。偏偏正元二年,司马师在平定毌丘俭、文钦之乱后,归途中因急病去世。历史给司马昭腾出了位置。只是这位置并不好坐。司马昭资历威望不及兄长,朝中暗流涌动,曹髦又非庸主,他须步步为营,稍有不慎便可能满盘皆输。曹髦以为机会来了,下令司马昭镇守许昌,密令傅嘏率六军返回洛阳。这意思再明白不过:把司马昭调离中枢,把军权收回。若此计成功,“司马昭之心”也许只是后人一句空话。可曹髦低估了司马氏。傅嘏没有按他的意思办,反而与司马昭串通,让司马昭亲自率六军浩浩荡荡返回京师。面对气焰滔天的司马昭,曹髦只能晋位他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佐朝政,剑履上殿。司马昭却辞让不受。这一让,不是不要,而是为了显得自己“没有”。想要的人,先要装出不要的样子。

辞让与劝进,南阙剑光

回到京师,大权在握,“司马昭之心”逐渐凸显。但惮于传统忠君观念,司马昭没有立刻把戏唱到底。他采用迂回战术:不断树立权威,又暗中鼓动朝野向曹髦施压,加封自己。甘露三年起,曹髦被迫多次下诏封司马昭为晋公,加九锡,设晋国,可每次都遭司马昭拒绝。其实,这何尝不是他心愿所在?只是每次都要演一出“辞让”的戏,以证明“司马昭之心”并不存在。朝野劝进的丑剧里,阮籍也被卷了进去。他受郑冲之邀,为司马昭写下一份劝进表。这份表,阮籍终生引为耻辱,却也保全了他的性命。

曹髦忍无可忍,终于决定孤注一掷。他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王经劝他别去,说当年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如今权在司马门,朝廷四方都愿为司马氏效死,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凭什么讨伐?曹髦从怀中掏出版令掷在地上,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可惜,他信任的王沈、王业转身就向司马昭通风报信。曹髦率僮仆数百,鼓噪而出,在南阙下遇上中护军贾充和太子舍人成济。成济问贾充怎么办,贾充说:“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成济上前一刺,刃出于背。曹髦死了。司马昭听说后,大惊,自投于地,说:“天下其谓我何!”这一幕,演得极像,也极狠。动手的不是他,下令的也不是他,可局面全在他掌握中。然而事后,司马昭为掩天下耳目,将成济三族尽诛。成济临刑前大呼“是贾充传汝意”,却已无人理会。替罪羊一死,弑君之名终究还是落在司马昭头上,而贾充反得重用。贾充后来成为司马炎代魏建晋的头号功臣,其女贾南风更成了晋惠帝的皇后,搅动西晋政局。至此,“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

正统与忠,旧尺子量新天下

一千多年来,“司马昭之心”受到的最大诟病,是“为臣不忠”“忤逆篡位”。清代赵翼骂得厉害:“司马氏当魏室未衰,乘机窃权,废一帝、弑一帝而夺其位,比之于操,其功罪不可同日语矣!”司马昭当政期间,遣钟会、邓艾灭蜀,为晋朝统一奠定根基,也成为晋室被纳入“正统”的重要筹码。可历史上对司马昭的评价,并非只有否定。羊祜《请伐吴疏》说:“先帝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房玄龄《晋书·帝纪》也说:“世宗以睿略创基,太祖以雄才成务。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弥远,三分天下,功业在焉。”同一个人,两种评价,背后是“正统观念”与“忠君观念”。

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他又说,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正统；晋、隋虽始不得其正,但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按这套标准,司马昭以晋代魏,竟也符合规则。至于“忠君”,专家指出,先秦虽已出现“忠君”提法,尚未形成普遍观念；从秦始皇到董仲舒,才完成皇权与忠君观念的建构。可封建专制制度留下一个漏洞:绝对唯一的忠诚,遇上王朝更替,便成尖锐矛盾。改姓易代之际,此视为忠,彼视为逆；新朝建立后,忠于新朝又不许有贰。于是《三国志·魏志·徐宣传》说:“帝王用人,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后,以忠义为首。”这话赤裸,却道破天机。明白这层奥秘,再斥责“司马昭之心”,便不能不问:我们以哪家皇权为正统?对谁尽忠义?

帝王与士人:钟会、嵇康、阮籍

司马氏与曹魏的矛盾,不只是两个家族的皇位之争,也是两个社会阶层力量的角逐。从文化舞台中心角色转换看,魏晋正是从先秦两汉的帝王文化向士人文化转折的启动点。曹丕与建安七子友善,为帝王与士人和平共处做了初步尝试。但曹丕是文学大家,他与建安七子近乎兄弟哥们儿。这种融洽,却掩盖了一个问题:倘若士人遇到的帝王不是曹丕这样的文学家,该怎么办?司马昭完成的,正是这个前所未有的课题。他对三种文人采取三种态度,构成其士人政策的整体格局。

钟会出身颍川钟氏,书法世家,文武双全,被司马师称为“王佐之才”,深得司马昭信任,是游猎时的亲密伙伴；司马昭任用官员,也要征求他的意见。但钟会人格卑劣:先以轻浮举动示好夏侯玄,遭拒绝；后来与裴秀争权夺利,又拉拢山涛相助；最严重的是接近嵇康遭冷遇后,翻脸不认人,将嵇康置于死地。《晋书·嵇康传》载:“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与钟会一样落井下石者还有何曾。阮籍遭母丧,在司马昭座前饮酒食肉,何曾便说:“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却护着阮籍:“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阮籍照旧饮啖不辍,神色自若。司马昭豢养这类人物,是为了随时掌控士人政治对立面。这种做法,成了帝王监控士人舆情的常用方式。钟会灭蜀后谋反被杀,司马昭对其始终既用且防。用钟会,也防钟会,到头来钟会还是反了。养狗的人,未必真能拴住狗。

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曹魏时官拜中散大夫,对司马昭持疏远态度。司马昭打算聘他为幕府属官,他跑到河东躲起来。好友山涛离开选官时,推荐嵇康接任。嵇康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列出“七不堪”“二不可”,拒绝出仕。他说:“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话把自由看得比富贵重。史称司马昭“闻而怒焉”。当钟会进谗言落井下石时,司马昭下令杀害嵇康。嵇康临刑前索琴弹《广陵散》,叹“《广陵散》于今绝矣”,三千太学生请以为师,司马昭不许。杀一人而失天下士人之心,司马昭未必算过。司马昭杀嵇康,说明帝王文化虽开始向士人文化转移,但帝王阶层清楚意识到这个转移需要底线:不能触碰专制制度及其相应意识形态。这个底线,为历代专制帝王统治树立了标杆。

阮籍是第三种类型。对司马昭来说,钟会这类人好用,但声名狼藉；嵇康这类人不能多用,杀太多也有损形象。完美类型是既有高洁名声,又不是政治对立面。阮籍成了代表。对阮籍来说,他既不齿于像钟会、山涛那样完全倒向司马昭,成为帮凶鹰犬,又不想像嵇康那样即刻丢掉脑袋。于是,与司马昭有限合作,既保全性命,又不完全失去良知和人格,便成了基本模式。这种模式,首先要向司马昭缴纳投名状。劝进表中,阮籍写了让自己终生耻辱的一笔。母丧期间,他公然在司马昭面前喝酒吃肉,何曾举报,司马昭却责怪何曾不理解孝子伤心欲绝的苦衷。但阮籍也有底线:我可以有限合作,你不能拿走我全部人格和尊严。司马昭想为武帝求婚于阮籍,阮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我违心写劝进表已是上限,与你结儿女亲家,还是算了吧。他内心痛苦,在《咏怀诗》中写道:“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这种矛盾人格,是阮籍的,也是历史上许多士人的被迫选择。

司马昭通过这三种类型的摸索,为后世帝王处理与士人关系明确了三种基本方式:豢养一批走狗,拉拢一批名士,封杀一批对立面。这成为历代帝王对待士人阶层政策的基本范式。

路人未必全知道

再回到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曹髦说这话时,是愤怒,是号召,也是临终前的孤注一掷。曹髦说的“路人”,不是街上卖菜的、挑担的,而是满朝文武、宫里宫外那些心里明白却嘴上不说的人。路人知道的,是司马昭要取代曹魏的野心；路人未必知道的,是司马氏三代人的经营,是曹髦的绝望,是忠君与正统的两把旧尺子,是嵇康的琴声、阮籍的醉眼、钟会的谗言。历史不是一句歇后语能说完的。

曹髦死后,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几年后司马炎便代魏建晋,追尊司马昭为文帝。当年南阙下那一剑,终究没有白流。今天重审“司马昭之心”,不是替谁翻案,而是提醒人们,别让一句顺口的话,替我们思考。路人未必皆知,读史者更该多问一句:知的是什么,谁让你知道,又遮蔽了什么。

□孙晓明